从“抒情的心智”到“反讽的心智”（二）
——谈谈新时期以来的女性诗歌
耿占春，文学批评家。80年代以来从事诗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主要着作有《隐喻》《观察者的幻象》《叙事虚构》《失去象征的世界》《沙上的卜辞》等。另写作思想随笔和诗歌。现为大理大学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是一条鸿沟，是一条断裂带，无论是社会历史向度的启蒙，还是貌似与之相反的神话学取向，都突然之间终结了。经历了稍嫌沉寂的年份、至少从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女性诗歌写作似乎从她的自我关注转向了一个令人茫然的外部世界，从初现端倪的神话学范式转向了日常生活范式。正如整个九十年代文学倾向于回复日常生活的叙述，比起八十年代的神话学倾向来似乎是一种更为世俗化的趣味，但它也致力于从日常生活情境、从偶然性的经验世界发现意义的可能性。当我们列举九十年代的诗人诗，并不意味着前面谈到的诗人不再写作，比如王小妮，她的写作贯穿整个新时期直至当下，而且属于读者公认的越写越好的少数诗人之一。她提供了一种不动声色的喜剧性的观察力，一种特别富于戏剧性的方式，大多是一种敏锐的心理剧式的叙述，来转化当下的经验世界。一般来说这一时期的女性诗歌并没有过分强调女性情感或女性经验。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尹丽川的诗歌。在一些诗人那里，如在娜夜、蓝蓝等人的诗歌中，尽管依旧会抒写爱与忧伤，但却把这些情感体验置于日常经验语境中，也就是意味着将一种抒情的孤立状态置于一种反讽的混杂语境。自九十年代之后，诗歌写作更多地转向了对日常生活较为平易的叙述，并致力于创造出叙述的转义。在一个世俗化的时期，诗歌写作既平淡无奇，也是在平淡无奇的世界里的一种艰难的意义历险：在真理的集体图示消解之后，在意义参照框架变得模糊不清之际，进行一种卓绝的意义实践，并且常常伴随着无意义或意义的焦虑。在这一长时段的社会历史中，诗歌写作不再分享语言共同体的集体图示，即不再享有宗教象征或任何自明的真理，因此诗人的写作既显得无足轻重，也属于一种更广阔的人类经验与命运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一种来自于知识阶层的智性经验为女性诗歌提供了更为自觉的意义实践。简言之，九十年代的女性诗歌写作从自白、内省经验转向了外部世界的观察，一方面看似乎变得不免有些碎片化，但从另一方面看，又意味着从无意识场景转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场景。
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年来，在女性诗歌写作中崭露锋芒的一些诗人，她们通常拥有非常好的教育背景，她们接受过不同学科门类的高等教育，不少人拥有博士或海外学习资历。她们的修辞话语与写作风格明显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这些诗人具有学者式的思想视野，来源驳杂的话语符号资源，她们提供了一种特别具有心智性的写作，能够对一个愈加抽象混杂的世界作出诗学上的回应。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对现代时期的郑敏、陈敬容写作传统的一种呼应，当然更具有现代体验，拥有更复杂的心智，更繁复的修辞，更深刻的语义纠缠。在她们最好的作品中，个人与社会经验的不同层次，从幽暗的无意识到意识领域的体验的连续性，乃至曾经属于概念与命题的心智活动范畴，都以一种感性直观的修辞方式融入了她们的写作。这些诗人的出现理所当然地提高了我们对女性诗歌乃至整个当代诗歌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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