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味菊(1884-1951),浙江山阴(今绍兴)祝家桥人, 晚年自号"傲霜轩主"。沪上名医,重视阳气,擅用附子,人誉"祝附子",为火神派中独树一帜的著名医家。
先祖世代业医,弱冠随父人蜀,遍览中医典籍,又从宿儒刘雨笙等学习,颖悟过人,好发疑问,以致两任老师竟不能答其疑难而自辞。后入军医学校学习西医,攻读两年后赴日本考察西医,翌年回国,曾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主政官医院七年,颇有政声。
1926年为避川乱赶赴上海,隐迹考察一年,深感沪上医家在伤寒治疗方面偏重清凉,遂一反俗风,开业倡用附子、麻黄等温热药建功,为人诊疗往往应手而愈,医名大噪沪上,竟至有"祝派"之称。1937年,冯伯贤主编《上海名医医案选粹》时,收其医案21则,将祝氏列人上海名医,曾被选为神州国医总会执行委员。
祝氏主张中医改革,"努力中医革命四十年"。力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融汇西方科学知识发展中医,但他始终坚信并立足于中医,既反对那些片面崇古尊经,强调"国粹", 盲目排外,对西医采取敌视态度的保守派;也反对那些崇洋媚夕卜认为只有西医才符合科学,主张取消中医的过激派。他学宗《内经》,推崇仲景、景岳两家,提出以八纲论治杂病,这是其非常重要的建树。他在《伤寒质难》中首次创造性的提出"八纲"一词,为八纲辨证的概念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夫病变万端,大致不出八纲范围。明八纲,则施治有所遵循,此亦执简御繁之道也"(《伤寒质难卷七》)。
祝氏以温热药物屡次救治危重病人,逐渐形成以重视阳气,擅用附子为特色的"祝氏医派",声誉日渐扩大,许多时方派、温病派名医受其影响和启发,转为祝氏医派,包括儿科名医徐小圃以及陈苏生、王兆基等。还有章次公、陈耀堂等, 或与祝氏交好,或受祝氏影响,或遥从私淑,逐渐形成一个以注重阳气、擅用附子为特色的医学流派,乃至蔚为上海滩影响颇著的"祝氏医派"。
祝味菊性情豪爽,胆识过人,诸多名医摇首却步之重病者,每能一手承揽,有时甚至为病家"具结"治愈,因此祝氏有"医侠"之誉。他述称:"余自弱冠习医,中岁行道,视病若仇,不惮险恶,视人犹己,不计毁誉。""医为仁术,生命重欤,令誉重欤?吾行医三十年,不畏艰巨,不惮物议,病势虽重,苟有生理,无不据理力争,负责疗治。所以然者,求心安而已,成败毁誉,非所计也。"祝氏热心兴教办学,初到上海,他便积极投身到中医办学与教育的事业中,先后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国医学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该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等职。1937 年与德国医生兰纳博士等在沙逊大厦合组中西医会诊所,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解放后,曾任上海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祝氏主要著作有《伤寒新义》、《金匮新义》、《伤寒质难》等。其中代表作为《伤寒质难》。系陈苏生到祝家探讨学问, 反复辩难,笔录当日之问答,积三年功夫,仿《内经》问答形式整理而成,1949年出版。是书集中体现了祝氏的学术思想,时贤颇多誉辞。章次公序称:是书为"新旧医学转变过程中的代表作","不但在现阶段中西医间筑成了联系的桥梁,而且指示着今后医界研究工作中应努力的方向。"徐相任序曰:"本书最有力之主张,举其荦荦大者言之:第一为体力重于病邪,第二为阳气重于阴血,笫三为以五段代六经,此作者之创获,亦即苦心孤诣之独到处也。"评点可称精当。
一、治人之本,扶阳为重
祝氏崇尚二张(仲景、景岳)之学,对阳气的作用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他所称之"抗力"、"体力"、"体气"、"体质", 实质上都是指的人体正气,具体而言就指人体阳气。强调温热扶阳,是祝氏学术思想的核心。
西医治病,讲究病原疗法,认为"一病有--病之特凶, 举一病而求一特效之药",但是,"疾病之来,原因不明者甚多,必欲一一考其特因之所在,一一求其特效之方药,以有限之精力,窥无穷之造化,愚公之志可嘉,庄老之趣未得也。""疾病种类繁多,一病而探出一种病原,一种病原而创制一种特效良药,仅为人类之一种理想。以今之所知,能确定其为病原体者,不过数十种而已,所谓能直接消除病原之药,亦如凤毛麟角,窭窭数种而已……是故病原疗法,不敷应用。"即使在今天看来,祝氏对病原疗法局限性的认识, 也充满着先哲的光芒。事实上,依赖査清各种病原,再研制相应的特效药物,恐怕永远也满足不了临床需要。但是, "医者治病,不能因病原不明而束手不治也,亦不能以特效药之阙如而屛不处方也。""病原繁多,本体惟一,病原之发现,随时代而变迁,人体之自然疗能,历万古而不易", 祝氏认为,正气决定人体发病与否和生死预后,"抗力旺盛,则邪机衰老;抗力不足,则邪机猖獗。抗力决定愈期, 亦决定死生"(《伤寒质难第十七篇》)。因此,祝氏强调治人为本,扶阳为重。就此他有很多经典式的论述,归纳如下:
(一)得阳者生,失阳者死
在《伤寒质难》中,祝氏用大量篇幅引证《内经》及仲景、景岳等著名医家的重阳之论,强调阳气在人体生理、病理、治疗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如论述人体生理,祝氏说:"人以阳气为生,天以日光为明。宇宙万物,同兹日光;贤愚强弱,同兹气阳。向阳花木, 繁荣早舂;阴盛阳虛,未秋先衰。""得阳者生,失阳者死……故医家当以保护阳气为本"(《伤寒质难第七篇》)。
论述病理,他说:"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 抗力之枢纽也。""克奏平乱祛邪之功者,阳气之力也。夫邪正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伤寒质难第七篇》)。
论述治病,他说:"及其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 则病逬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伤寒质难第七篇》〗。因此,即使髙热病人,只要具有阳气不足之色脉,均予扶正温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治疗伤寒时广用附子的道理。
针对时医用药喜凉畏温,喜柔恶刚,视姜附、麻桂如蛇蝎终生不敢一用的世俗,祝氏分析了个中原因,指明了祸害-"凉药阴柔,隐害不觉;阳药刚暴,显患立见。好凉药者,如亲小人,日闻谀言,鲜知其恶;用温药者,如任君子,刚正不阿,落落寡合。凉药之害,如小人之恶,善于隐蔽;热药之祸,如君子之过,路人尽知……譬如水火,水寒火热,犹药之有温凉也。水懦弱,愚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火刚烈,良工利而用之,则
多成焉。水能死人,而人不知畏;火有殊功,而药,其害不彰;热药之患,人所共戒。吾于寒凉之祸,斤斤重! 致辞者,亦古人慎柔远佞之意也"(《伤寒质难第十四篇》〕。细辨此番议论,与郑钦安的相关论述如出一辙。比喻相同,语言极为相近,似可窥见祝氏与火神派之渊源。
(二) 阴不宜盛,阳不患多
就阴阳关系而言,祝氏认为,阴为物质,阳为机能,阴生于阳,阳用不衰则阴气自然源源不断。阴之用亦在阳,一切营养物质只有在阳气的作用下,才能为身体所用。"阳以阴为体, 阴以阳为用;阴为死质,阳乃神灵;阳为生之本,阴实死之基;重阳者生,重阴者死。"一般情况下,"阴常有余,阳常不足。"祝氏认为《内经》所谓"阴平阳秘"不是指阴阳平衡协调,而是说"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 (《伤寒质难第七篇》〕。理由是阴血津液等物质,目的在于供阳之用,当谋供求相等,以适用为平,过则无益,反成负担而有害;反之阳不患多,而以潜蓄秘藏为贵,若倚势妄作,亦足以致病,这确实是颇有见地之言。
祝氏重阳,也不废阴,"未病重阴,既病重阳。""平时中阳未衰者,不妨滋阴润泽。""良工治病,不患津之伤,而患阳之亡。所以然者,阳能生阴也。是故阴津之盈绌,阳气实左右之"(《伤寒质难第七篇》)。
(三) 宜温者多,可清者少
根据多年体会,祝氏认为,现代人无论就其体质而言,还是患病以后,"宜温者多,可清者少",这是他十分重要的经验,也是其擅用温热药物的前提。他说:"今人体质,纯阳者少,可温之证多,而可凉之证少。""吾非不用寒凉也,特以今人体质浇薄,宜温者多,可清者少。温其所当温,不足为病。浅薄之流,讥吾有偏,非知我者也。"他引证《内经》所论, "秦汉体格,去古已远,今人禀赋更薄,斫伤更甚,虚多实少, 彰彰然也。大凡壮实之人,能受清药;虚怯之体,只宜温养。余治医三十年,习见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伤寒质难第十四篇》〗。其原闲则在于,"吾人仆仆终日,万事劳其形,百忧感其心,有动必有耗,所耗者阳也。物质易补,元阳难复,故日阴常有余,阳常不足"(《伤寒质难第七篇》)。今天,国人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慢性病已成为危害人民的主要疾患,"宜温者多,可清者少"的认识尤具现实意义。
二、善用咐子,配伍独特
祝氏推崇、继承张仲景、张景岳的温补思想,但又有所开拓,主要体现在广泛应用附子上,以致人誉"祝附子",而这正是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风格,因之将其归人火神派更恰当。祝氏擅用附子有如下特点:
(一)广用附子,百药之长
祝氏在理论上重视温热扶阳,认为"温药含有强壮之意, 非温不足以振衰惫,非温不足以彰气化……温之为用大矣" (《伤寒质难第十五篇)》。在临床中则最推崇附子,称"附子通十二经,可升可降,为百药之长",足以看出他对附子的推重程度。而其应用附子的广泛程度,世所罕见。祝氏广用附子的特点在于:
在伤寒治疗中,始终擅用附子,而不仅限于少阴阶段,凡"形虚气怯,神萎力疲,独任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邪之功"(《伤寒质难第六篇》〗。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论述。
其次,在成方中加人附子,如治阴疽名方阳和汤,祝氏嫌其温热不足,认为加人附子、磁石效果更佳,"盖此方能振奋阳气,祛寒消肿也,但方中缺乏附子,为美中不足,余每次用均加附子。"
例如鹤膝风案:某男,38岁。气血不足,形瘦畏寒,面色萎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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