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历史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历史

贺 疆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之人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这是梁启超在其《李鸿章传》中对李鸿章的评价。这段话在我书写《依旧西窗月——肖像背后的帝王志》一书时，时时回响在心中脑海。一次次与那隔着迢迢岁月时光的帝王对话，倾听他们的心声，一次次感慨。尤其写到路易十六时，数度搁笔，哽咽难抑，至今无法走出那种苍凉的心境，一提起他的名字就心酸眼热，几欲落泪。我知道作为一个史论作者，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绪波动，但是总是情绪不为理智所控。隔着250年，神遇一个谤满天下的帝王，那种骨子里的高贵却深深地打动了今时的我。

当把帝王还原到素人，以人文视域观看历史，你会发觉很多历史定论有待商榷。写作期间和出版之后，我从未停止过思考：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历史？我们应该怎样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我想起我的中学时光，记得近代史课上谈及李鸿章，中学历史课本上将其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对于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是即非的少年而言，眼中心中只有好人和坏蛋的二维分辨与认定。记得我们看着《马关条约》的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款，对李鸿章是极为愤恨的。是我们的历史老师孟老师这样告诉我们，李鸿章在谈判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他简单包扎之后继续谈判，一点点争取，他也无可奈何。这段话让热血的少年及时清醒过来。

让我们还原一下历史，真实的情况是，马关谈判时，李鸿章是日本人点名李鸿章，放眼当时，也唯有他能胜任。谈判桌上，面对日方蛮横的“允与不允”，李鸿章请求再减一点赔款，就算是他回去的路费。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中国人都哭了。最终，李鸿章为当时的中国减少了几乎近一半的赔款。牺牲自己的尊严屈膝求敌，是为了积贫积弱的国家和民族以图后勇，但历史没有给李鸿章机会，也没有给清朝以机会。时代大命运下，个人力量总是难以为继，力挽狂澜往往力有不逮，于是，李鸿章背下这千古骂名。曾写过“男儿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的李鸿章，受儒家经典浸润的李鸿章，在签订《马关条约》时的那种耻辱，非我辈能感同身受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发誓有生之年决不再踏上日本半步，后来他出访回国借道日本横滨港换船，宁愿冒着坠海的危险在两船之间搭上木板登上另一艘船，也不愿踏上日本的土地。两个月后，晚清的擎天柱李鸿章郁郁而终。因此，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没有人是完人，但对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在民族大义面前，他的言行举止才是判定的圭臬。时代在发展，很多历史真相被披露，历史也在一直修订中。这几年俄罗斯总统一直在公开场合批评列宁，但千禧年之前的几代人，相信都记得中学教室墙壁上的伟人像之一就是列宁。所以，年少时历史观的确立，往往在经年后会或动摇或固定，成为一种人生潜意识的经验左右着你我的是非观。正如我写《依旧西窗月》一书时，时常会想起我的中学历史老师孟老师，他也许从来不知道他这段话，对一个少年历史观的确立有着怎样的影响，是他及时纠正了我年少时绝对的历史观，学会辩证地看待人事和世界。虽然经年后至到今天才有机会以此书向我的中学历史老师致敬。

有个读者读完我的《记得那年同坐》之后说：“我一直想，经历那么多战乱，中国的文化是怎样传承下来的，读了这书之后我明白了，原来以前的文人、书法家大多是为官的。”他的话说的朴实，但确实是，中国的文化，一面是书写的，是官方的；一面是口传的，是民间的。这两种方式让中国几千年文明延宕至今。该读者的阅读方式很独特，他不似常规的阅读方式先看前言后记，而是看完全书后幡然醒悟，说：“原来这是一本写美术史的书。”这好比很多小孩子，总是要把闹钟拆开研究一番，然后自己得出结论。但是为何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这种“拆闹钟”式的思维被一点点剔除了呢？这是当今的教育应该反思的。

三卷本的一套书出版了，有没有引起读者思考我不知道，但于作为作者的我，需要我思考的还有很多很多。总是想起宋人张咏那句诗：“莫讶临岐再回首，江山重叠故人稀”，唏嘘莫名。

/8/13于上林别苑

《依旧西窗月——肖像背后的帝王志》贺疆着

《今朝风日好》《记得那年同坐》《依旧西窗月》贺疆着 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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