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3郴州印象
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
——漫谈郴州古代交通
“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这是流传郴城甚久的民谣，亦是郴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痛。殊不知，倘若我们利用现代视角，审视郴州古代历史，完全可以从中得出另有一番滋味的解读：郴城是一个舿舟载来的城邑，凭借着“北船南马”水陆交通中心而兴盛，为中国古代南北交通干线的驿城及冲要。
郴城地处五岭北麓，耒水上游河谷，原住民为古越人，战国初期仍处于聚族而居的氏族社会，楚人称其为“菻”。战国中期(前387-381年)，楚悼王拜吴起为相，沿湘水向湘南进行武力扩张，“菻”被楚征服。据《 鄂君启舟节》记载，楚人发明了“屯三舟为一舿”的航行方式，即将三舟并为一舿，大江为舿，小河为舟。湘水及支流耒水成为战国后期楚重要交通干线，“菻”成了耒水河运的终点，形成了楚人聚居的城邑，故舍“艸”从“邑”改称“郴”，为楚邑。据《战国策》记载，楚有临武君，临武为临武君封邑。郴、临武两邑必有径道相连，并是楚都郢至楚南及南下五岭的交通要冲。
义帝元年(前206年)，项羽佯尊楚怀王熊心为义帝，并借口“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义帝沿水道迁都于郴。
唐宋时期，过岭(岭南)、跨海(海南岛)被贬谪的京朝官一般都由水道途经郴州，故薛道衡有“扬帆溯急流”(《入郴江》)，韩愈有“山作剑攒江泻镜，扁舟斗转疾于飞”(《至郴江赠张署》)的诗句。
显然，由于“船到郴州止”，郴州北面交通自古以水运为主，水陆兼之，直至民国粤汉公路、铁路通车后其水运日趋衰落并消失。而南面交通，则负阻于南岭，“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汉书·严助传》)，故有“马到郴州死”之说。因此，如何克服南岭的阻滞，沟通湘粤水系，一直困扰着郴人，甚至中央历代王朝。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秦派50万大军取岭南越地，置郡县。并分兵五处戌守南海郡城番禺(今广州)和五岭要冲，其中有两军戌守于五岭的大庾、骑田两岭之南的交通孔道，形成三关一城，即阳山关、横浦关、湟溪关和溱水今乐昌峡泷口傍的将军城。其中，秦利用楚径道凿筑郴县沿骑田岭西麓栖凤水河谷经临武、下连州至湟水(今连江)的秦越驰道，为通往岭南新的道路，称“新道”（《史记·南越列传》）。
西汉初，汉析长沙南境置桂阳郡，郴县为治所。元鼎五年(前1)，武帝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横浦，平南越国。并将南越北地置曲江(今韶关)、浈阳(今英德)、含洭(今英德境内)三县内属桂阳郡，但此三县均离郡治郴县甚远，吏事往来，只能利用滩险路远的溱水(今武水)联系。东汉建武年间(25-56年)，郡太守卫飒“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后汉书·卫飒传》)，凿筑郴县沿骑田岭东麓穿越南岭至曲江、含洭、浈阳县的峤道，虽置邮驿，仍属郡道。唐朝韶州人称其为“西京路”，称大庾岭峤道为“东京路”。
由此可见，东汉初桂阳郡逾五岭通道已拓为多条，并开始从军道演变为驿道，但南岭重山峻岭，通行困难。岭南七郡运往中原货运仍舍近求远，弃直取曲，取道海运东渡。不但费用高，而且常发生船沉人亡事故。东汉章帝建初八年(83年)，大司农郑弘上奏，督民凿筑由桂阳郡治郴县，经临武、桂阳(今连州)通往番禺(今广州)的峤道。沿途五里一邮亭，十里一驿站，为国家级的驿道。从此，郴桂路为中原与岭南往来的主要交通要道。
东汉延熹年间(158-167年)，桂阳郡太守周憬凿通溱水曲江北段(今乐昌县境)九泷十八滩，提高溱水上游的通航能力，南海货运可经今乐昌河埠转入郴县南境，由陆路骡驮肩运，逾山越岭，沿卫飒所筑骑田岭东峤道至郴。极大的改善了郴州与岭南的交通联系。从此，该大道开始逐步取代郴桂路为郴州南下岭南交通干道，并为唐朝五条交通干道之一。唐诗人沈佺期流放岭南后召回长安走的便是此道，入郴时所撰《自昌乐郡溯流至白石岭下行入郴州》的诗文仿佛就是汉越古道的注解。
自唐宰相张九龄扩筑大庾岭的驿道为东峤大道。五岭南北交通重心开始转移至大庾岭道，元明清该道为南北的国家级官道，亦称“使节路”。五岭其它交通路线，包括郴连、郴宜通道相继衰落，元明清三朝降为省级大道，郴州作为交通枢纽地位日见式微。
明未清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汉越古道开始演变为湖广商道。清乾隆年间，全国闭关自守，只准广州一口岸通商，湖广商道日益兴旺，嘉庆年间，拓凿卫飒峤道为九十里大道，宽九尺，全由青石板铺就。道光、咸丰年间，郴城“南货往北，北货往南，悉上此经过。故沿河一带，大店栈坊数十家，客货至，为拨夫，为雇骡，为写船只，络绎不绝，诚南楚一大冲要也。”（《光绪郴州直隶州乡土志》）。光绪年间，由于汉口、长沙、岳阳等内陆口岸陆续开放，湖广商道功能日趋下降，郴城商贸功能日趋衰落。直至民国粤汉公路、铁路相继开通。郴州交通优势才有所恢复。
综上所述，郴州南北交通自古为沟通中原与岭南国家级交通干道，源于楚径，形成于秦汉，经历了军道、驿道、商道漫长的演变。郴城是舿舟载来的城邑，并凭借“北船南马”交通枢纽而兴盛于汉唐，倚依“湖广商道”而复兴于明清，兼容了百越、荆楚、湖湘文化特质，孕育了独特的河谷文明，体现了宽容豁达、开放重商的地域性格，这都是因古交通而赋予郴人的宝贵遗产。
文章引用自：郴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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