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秋田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一个显著差别是东方思维方式讲究求同原则，而西方更强调求异原则。这种差异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如果大家留心就会发现，中国人喜欢的东西一般具有大、新、同的特点，而西方人则倾向于小、土、异的东西。
比如说，漫步街头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招牌：“天下第一面”，乍一看挺唬人的，走进去一瞧，不过是间小小的烩面馆，两三个伙计，四五张桌子，七八个顾客，让人啼笑皆非。再往前走不远，又见到一家用巨大的涮锅装饰的门面，比涮锅更大的是．它的招牌： “天下第一锅”，其实整个店面也就顶个招牌那么大。
这种贪大求全的现象在房地产界体现得也是淋漓尽致：明明是楼间距不足15米的住宅群，偏偏叫什么“广场”，地砖缝里长出几棵小草，就改称“花园”，盖成长长一排的房子没准就是“连体别墅”．．．．．
标新立异的西方人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我们的人均占有资源量，这样贪大求全的现象不能不说是我们求同攀比的思维方式在作怪。所谓攀比，无非有两种，要么是别人不能比我高、多、大等，要么是我不能比别人低、少、小等等，哪怕是仅仅从名义上拥有呢。
这一点从征婚启事上也可以看出来。随便翻翻报纸杂志的征婚栏目，常常会看到“某男，多少岁，身高若干米，留美博士，或英俊潇洒或成熟稳重，事业有成(即有车有房乃至有名车豪宅)，欲觅多少岁以下(通常是比自己小2/u10岁)，身高若干米(通常是1．65米)以上，相貌美删，皮肤白皙，温柔可人之女士为友”，反之亦然。相当格式化。姑且不论其中有多少是不实之词，这至少说明了一种社会导向。
反观欧洲人的征婚启事，我们很少会看到这样的陈词滥调，大部分人会写出自己的兴趣爱好及特长，如：“我，金发素食主义女郎，喜欢大自然，擅长游泳和瑜珈，觅能与我共享此美好人生的志同道合者为伴。”鲜明的个性呼之欲出。
在西方没有“奇装异服”一说，你就是穿得再惊世骇俗，大家也会见怪不怪，处之泰然，没准还有人夸你“别致”……因此，在西方，要“引人侧目而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大家都在标新立异。这跟西方重视个体的传统及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喜欢求同的思维方式亦是源远流长，可上溯至孔夫子的“中庸思想”。具体而言，就是表现为不敢为天下先，正如俗语所说的“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所以一般来讲，中国少有变革，“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不得善终。但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不“争先”，却很“恐后”，一俟某种变革渐渐占了上风，成了主流，大家又会忙不迭地随波逐流，恐自己落在了后头。
中庸思想经西汉的董仲舒发扬光大，遂成大一统思想，并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中高悬于顶的最高道德原则。体现在国家理念上就是“溥天之天，莫非王土”，从而重视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体现在家庭关系中，则是三纲立常，三从四德，井然有序。“家和万事兴”，做事要讲究和睦，“和气生财”，人与人之间要讲究和睦，团结就是力量。至于人和自然也应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长此以往，服从、附和、求同等品质被视为美德而大行其道，这对于维护国家庭和睦乃至生态保护都可称得上功不可没，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它也会使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云亦云，甚至成为不讲原则的“和事佬”。
例如，国内很多出访团组在结束访问时，往往会感谢当地接待方说： “你们的国家非常美丽，你们的人民很友好，你什寸的接待很周到。”
对如此面面俱到、热情洋溢的赞扬，外国人有时似乎显得并不领情，尤其是经常接待中国团组的人员，他们会奇怪：这么多中国客人万里迢迢从东方来到西方，为什么都是这么几句话呢? 论 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难道没有一点不同的感受?
后来有个代表团在回国前夕答谢之时除了上述“老三篇”以外，代表团团长还补充道：我现在想提点建议。对方马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洗耳恭听。
第一条是建议你们的介绍材料译成中文，因为中国来的团组越来越多，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德文；第二条是晚餐的牛肉能不能煮得更烂一点，血淋淋的实在无法消受，再说天天吃牛排我们也不习惯，可否考虑为大家准备些方便面；第三是希望你们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有所了解，这样大家才能更好地交流。
德方听了觉得特别好，当即表示非常感谢，这些意见有益于改进接待工作，所提的意见中凡是能做到的，一定尽早着手去做。一时做不到的，至少也了解了你们的真实想法，以后会朝这个方向努力。事过很久之后德国接待方负责人同我会面时还不无感触地同我谈起这三点建议，认为这种不同的声音非常难能可贵。
由此我想到了一个实例：荷兰政府公开发行的宣传片中，出现了一个要饭的，虽然不是衣衫褴褛，不堪人目的那种，但的的确确是个要饭的。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恐怕有些难以理解：我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这样的事，讳之惟恐不及，哪有大张旗鼓去宣传之理，何况荷兰的乞丐也并未多到满街都是。然而，荷兰人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把他表现出来，似乎大家也都没把它太当回事，因此也没去向政府抗议、请愿什么的。这种思维是否值得我们玩味、深思呢?，
“大处着眼”的中国人
中国人重整体性的思维特点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写信封总是先写国名、省名，接着是市名、区名、街名，然后是门牌号，最后才是收信人的名字，而且名字的排序也是先姓后名，体现—了对整体的重视。西方则恰恰相反，写信封是先名后姓，然后是门牌号、区名、市名、省名、国名，整个颠倒过来了。
再比如写简历，我们通常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诸如某某，于某年某月某日出生于某地，以前甚至连家庭出身都得交代清楚，然后是何时到何时上小学、读中学、念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就职于何单位担任何职务，逐条逐句交代得一清二楚，如果是求职或申请类的简历，则在最后大多会来上一段表态的话，看起来四平八稳。西方人的简历则很少追溯至大学以前，而是经常会谈及自己有何特长及兴趣爱好，对将来有何期望等等，鲜明的个性跃然纸上。
中国人习惯于从“大处着眼”，深谋远虑，常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居安思危”，为了整体的利益、长远的利益可以放弃眼前的享受，深信“守得云开见月明”。西方人想问题则是先想个人的、眼前的，强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然后才会考虑社会的、长远的。
比如我认识一个姓杨的老华侨，他在德国开了家中餐馆，由于工作努力，经营得法生意做得很是红火，也赚了不少钱，但他依旧省吃俭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赚的钱一部分用于再投资，一部分用于孩子的教育，还将一部分存起来以防万一。而与他同时起步做跑堂的德国人，现在为杨先生儿子的饭店打工，仍然做招待。
一个省吃俭用已经成为很有实力的老板，一个仍然与过去一样，他们之间之所以形成如此大的差别，除了节省等原因外，还有对人生的追求不一样，一个是要发家致富，为了后代努力积累财富，一个是为了自己过得好，今日有钱今日花。两种人生观也反映了两种文化。
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不是所有德国人都像他这样，其实德国人比起有些南欧国家的人来说还算比较节俭的。德国有句俗话叫“不怕穷，就怕老”，因为西方自我意识强烈，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一般是：并不是我自己要出生，是你们决定生我，既然你们决定生下我，就理所应当地对我负责，直到我成人为止。
同时，随着西方出生率的普遍降低，许多国家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措施，鼓励人们生育，有些福利甚至把小孩从出生到上大学的一应花费都包揽了，所以西方父母不需要怎么含辛茹苦就能把孩子养大了，一俟18岁大部分西方青年就相当独立了。即使有事向父母拿钱，也是有借有还，至于将来如何对待父母全看个人的关系，就像是处朋友一样而没有必然的孝顺观。
因此许多老人生活得非常孤独，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听德国老人羡慕中国尊老爱幼拥有天伦之乐，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值得我们骄傲的地方吧。
(摘自《中国大学生》总第1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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