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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如此难何候的领导人。所以,袁绍走到哪里,哪里就内乱不断,从袁术到曹操,越是熟悉袁绍的人,情绪往往表现得越绝望。可以说,袁绍的残暴程度比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年轻时孝顺仁爱、行侠仗义、廉洁勤政,基本没有负面新闻的袁绍,何以会在掌握大权以后变得如此残暴任性?回顾历史,汉末乱局始于党锢之祸,党锢运动之所以会不断升级,就是因为以“孝廉”自居的党人在担任官职以后,残暴地屠杀宦官家属,而且越杀越多,动辄数以百计。
汉桓帝起初想要维持两派的政治平衡,后来因为案件性质过于恶劣,只得向涉案党人出示“红牌将他们从政府中清除出去几个月,让双方冷静一下。没想到,汉桓帝刚刚召回党人,自己就突然死亡,党人联合外戚迅速夺取政权,宦官担心自己又要被屠杀发动反击,这才有了汉灵帝对党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迫害。可以说,这些时间中阉党残暴的不断升级,就是党人逼出来的。因此,在党人群体里面,孝顺仁爱、行侠仗义、廉洁勤政与残暴任性从来都不矛盾。作为汉末的党人领袖,袁绍把这几种性格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袁绍屠杀宦官、铲除阉党以后,党人作风丝毫未变。毕竟,生于本初元年的他此时已经年过四十,想改变性格和作风不太可能。于是,用来对付宦官的那一套,现在又被他拿来对付董卓、袁术等其他敌人了。无论是袁绍的敌人,还是他的部下,都不断被他的这种性格所感染不难看出,袁绍取冀州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为后来刘备取益州提供了蓝本袁绍似刘备,韩馥似刘暲璋,逢纪似庞统,公孙瓒似马超,审配似法正,沮授似刘巴。袁绍能得冀州,有外援公孙瓒的一半功劳;刘备能得益州,也有外援马超的一半功劳。
刘备入成都之后,对法正言听计从,任其胡作非为,就连诸葛亮都不敢过问,这和袁绍宽容审配一样,是为了奖励支持自己的地方豪强。只是公孙瓒后来与袁绍刀兵相见,马超却早早病死,来不及与刘备反目而已。宽容审配和法正,都只是袁绍和刘备的权宜之计,原因是审配和法正的家族在当地的势力过大,不便得罪。通常,袁绍并不纵容部下违法乱纪,有一个例子可以为证:袁绍的一个舍人(门客)犯了法,督军从事牵招当即将其处死然后再上报袁绍。袁绍不仅没有怪罪牵招,反而增加了他的兵权。
与袁绍相反当董卓身边的胡人犯了法,被司隶校尉赵谦处决之后,董卓大怒说:“我喜爱的狗,还不愿意让别人呵斥,更何况是人呢!”于是打死了赵谦的部下都官,以为那个胡人报仇。因此,董卓的部下一贯军纪败坏,胡作非为,而袁绍部下的军纪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夺取冀州之后,袁绍问沮授:“现今贼臣作乱,朝廷迁移,我袁家历世受宠,志在复兴汉室。但齐桓公没有管夷吾不能成霸主,勾践没有范蠡无以存越国。鄙人希望与爱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我应当怎样做呢?”沮授回答道:“将军弱冠从政,自幼播名海内。
当董卓擅行废立,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将军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恐惧;渡河北上,渤海全郡服从将军拥一郡士卒,领导冀州人马横行河朔,名重天下。如果您现在举军东向,青州黄巾便可扫平;归来西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向,必能生擒公孙瓒以此震胁戎狄各族,南匈奴和屠各一定会臣服。这样,将军席卷大河之北,包举冀、并、幽、青四州之地,招收当地的英雄勇士,集结百万大军,去长安迎天子回洛阳,以此号令天下,诛讨不肯臣服的诸侯,又有谁敢抵抗呢?几年之内,便可成功,并不困难。”
袁绍听了,笑道:这正合我意,沮授这番分析午听起来挺高明,也挺务实,但是完全没有说到点子上。作为一位急于要求进步的冀州基层干部,沮授实在太不了解高层政治了,也太不了解袁绍这个人了。袁绍的“单骑出奔”其实是一大群人的集体行动,“渤海全郡服从”是董卓为了拉拢袁绍做出的正式任命,“横行河朔”其实是因为路线斗争而与盟友不断内江,“青州黄巾”从来不是袁绍的敌人,公孙瓒、南奴和屠各部落此时与袁绍的关系都很友善。至于“席卷大河之北,包举冀、并南、青四州之地,拓收当地的英雄男上,集结百万大军,去长安迎天子回洛阳以此号令天下”,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实在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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