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竞争的“大合堂”药庄
于中举
抗日战争时期，饮誉界首三镇经营“大合堂”中药材的杨氏家族，祖籍河南省陈寨乡杨寨村，而创业者为杨满堂及其三弟杨俊堂，杨鸿德则属后起之秀。
杨满堂1894年生，1902年就读于陈寨等私塾馆。十年寒窗，他饱读了《五经》、《四书》及《十三经典》，因科举制度被废而辍学，后拜纸店镇吴某门下习医。吴系纸店著名儒医，擅内科、妇科、兼理四时杂症，在纸店颇负众望。杨满堂跟师学习三年间，博学强记，耳濡目染，在恩师的悉心指点下，长进很快，送师一年后，于19辞师回乡筹集薄资开设“四诊堂”，行医乡里。19移居纸店，命名“大和堂”，继续耕耘于杏林之中。时因纸店一带土匪作乱，盗贼蜂起，民不安生，杨满堂随将其药品器具及其字号转让二弟杨明堂经营。因明堂不谙医术，则经营地方土产药材，而杨满堂复悬壶于故里，恩泽桑梓，1929年曾移至水寨集继续行医。
杨满堂自幼聪颖好学，以他深厚的古文功底，刻苦攻读历代医学名著，深受仲景先师的思想影响，逐步地步入了补土流派。他博采诸家之长，师古不泥，根据患者临床表现，辩证施治，温中和胃。标本兼治。用药在充分尊重前人大成的基础上锐意加减，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纸店、陈寨一带影响蒸蒸日上，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名望与生意与日俱增。
1937年毗邻界首的杨满堂，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京沪线和能海线上的重镇徐州、商丘、蚌埠、开封等地，偏安一隅的界首则商贾云集，颇受“水、旱、蝗、汤(汤恩伯)”之苦的豫东、皖北一带的饥民亦随之涌来，使界首的商业迅速崛起。他审时度势，毅然向亲友们筹措资财，将“大和堂”迁移至日见发达、时属河南省沈丘县皂庙镇的油坊街，原在纸店与二弟杨明堂共同经营“大和堂”的三弟杨俊堂(后与二哥另立门户开设“大合堂”)，见纸店的商业日趋萧条，而皂庙镇的商贾日见增加，商业日益繁荣，来界首与大哥杨满堂共同经营“大和堂”，随之将药庄迁至西中州路，杨满堂不忍含弃医术而继续行医，杨俊堂则经营药材，形成了胞波携手、商医联袂的局面，生意日见兴隆，在界首三镇颇具影响。在全体国民共同抗战的时候，愤然将“大和堂”改名为“大合堂”，悬匾那天，杨家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焚烧旧牌，以示与大和民族决裂奋斗到底之诚志。
向义街万兴堂药店旧址。
抗日战争爆发前，界首尚属乡间集镇，而在三镇开设中药庄的药商客客无几，且多医药同室，以医为主，而经营的中药材以地产草药为主。1937年后在界首三镇相继开张的中药店有“大合堂”、“万全堂”、“万兴堂”、“六合堂”、“广和堂”和刘兴镇戴氏开设“广和堂”等六家。他们多边行医边经营地产野生药材，且资金少，业务清淡。随着抗日战争的持久发展，相继增设的有“信浮药庄”、“济生堂”、“同兴堂”、“春生堂”、“德和堂”等，不单在数量上增加到了十一家，而且逐渐趋于废医而重商，尤其“金陵帮“药商莅临界首，大大刺激了界首中药业的发展。他们资金雄厚，技术知识渊博，且药品齐全，恪守炮制成规，严守信誉，从不以假乱真，并把分店设至光武、税镇等地，呈现出日见财源茂盛、生意兴隆的局面，大有扼三镇地方中药业干绝路之势。为图谋市场与生存，他们相互间展开了激烈竞争，纷纷广集资金，扩大药庄，增加道地品种，恪守遵古炮制成规，杜绝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不良行为，想方设法提高各自的信营、誉和地位。
作为地方派的“大合堂”，在强手如林、竞争异常激烈的大潮中不甘寂寞，他们立即行动，资金由原来的约2万元(折合现人民币)扩展到六万元，除购置了原租赁三间门面外，并买下后院草房7间作为诊室和病房，另辟建仓库三间、炮制药房一间，开晾晒场地70余平方米。陈寨板桥瘟病专科李栋材、小黄如科内科李恒吉、曹湖妇科曹成德等先后被聘在此，药庄门面上每天有医生一二人或二三人同堂坐诊，接待病人四五十人。先后雇佣店员13人，他们都熟悉药性药理知识，还能掌握炒、炙、煅、掸技术及修制、水制、火制、火烘等方法，谙十八反十九畏知识，恪守炮制成规。备有药刀、药碾、各种炒锅、缸、盆等用具，并设有一名专职炮制员，临床用药可随手炮制，柜台内外用具齐备，膏丹丸散一应俱全，柜台内外店员掌柜都具备一定的药物知识，对于病员药物严格遵从医嘱，全方各包、选煮后下另服磨汁、烊化等药物交待清楚，对保证其疗效起到了一定效果。他们改变就地调剂地产药材的进货方法，远走禹州、郑州、毫州、漯河等药品集散地，广购川、广、云、贵等地药材及北京“同仁堂”和上海特效药成品梅花点舌丹、小儿回春丹、保赤散、虫苏丸和雷允上六神丸等，既壮大了药庄，又提高了临床治病效果。贩运药材，先则雇人担运，继则雇佣板车、土牛，后用马车拉、货船运，由于他们经营有道，措施得力，生意日见兴隆，日经营额(当时流通票)达万元上下，成为三镇中药材生意的有力竞争对手。
“大合堂”药庄临床用药的宗旨是：恪守成规，遵古炮制，童叟无欺，信誉第一。如川乌、草乌具有祛风止疼的功能，但生药有毒，他们恪守成规，先将生药置清水中泡7天后，上锅煮熟，切片，晒干后才提供本堂临床使用。白术必须土炒后才能作用于脾，杜仲炒以断丝为度，成炭后效果才能达于肾，白药、山药俱用麦炒黄后，经挑捡去焦、糊后才供医用。传说时有怀川一商行张天济，一日在“大合堂”就诊后，需常服丸药，张付了款即扬长而去，待店员将药配齐准备粉碎之际，张却匆匆返回，认真地将诸味药品与处方一一核对，并认准其质地精良无误，额手称道。接受了治疗、后商行四五十号伙计掌柜全在“大合堂”诊病用药，月种一次结清帐目，张并和杨满堂之子杨鸿德结为金兰之好，至今往来亲密。
1942年，风华正茂的杨俊堂不幸因患眼病导致双目失明，杨满堂不谙商道，“大合堂”药庄的商务经营重担全部落在杨满堂子杨鸿德的肩上，在其生意竞争日益激烈中，他把握机遇，努力开拓业务范围，终于使“大合堂”在界首三镇逐步走上了其鼎盛时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界首三镇大批商贾相继出走它埠，致使界首商业逐渐萧条，经营中药材商先后离开界首三镇的有“六合堂”、“信浮药庄”、“济生堂”、“同兴堂”、“春生堂”和“德和堂”等。他们的店铺虽然撤离了界首，但其良好的经营作风和优良的加工药材的技艺却留了下来，不啻于无价之宝。留下来的“大合堂”、“人和堂”、“万全堂”、“万兴堂”和两个“广和堂”等药庄也大多偏重于医，至1956年合作化时，界首城加入公私合营的中药店只有“大合堂”、“大成堂”、“人和堂”“广和堂”、“万兴堂”等数家了。
“大合堂”药店先后培育和造就了如杨鸿德、杨鸿均、李昌美、郑海平、吕明天、黄德运、李励堂、芦桂成、黄金化、吴永大、顾桂芳、杨继珍、谷子臣和王永发等15名药学工作者。建国后仍有13人从事药工，其中有8人从事药品经营，4人在各级医院中工作，有5人晋升为中药师，1人为主管中药师，1人为主治医师。
资料来源：《小上海岁月》
黄山书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文字录入：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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