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阃钱旭阳长郎，年及两周，季夏间以生果伤脾，因致先泻后痢。旭阳善医，知其不过伤于生冷，乃与参、术、姜、桂、温脾等药，泻痢不愈，而渐至唇口生疮。
乃谋之余，曰∶此儿明为生冷所伤，今不利温药，将奈之何？
余曰∶此因泻伤阴，兼之幸辣遽入，而虚火上炎耳，非易以附子，不能使火归原也。因用二剂，而唇口疮痛，咽肿倍甚，外见于头面
之间，而病更剧矣。
又谋之余曰∶用药不投如此，岂真因湿生热耶？
余诊之曰∶上之脉息，下之所出，皆作真热，本属阳虚。今热之不效，虽属可疑，然究其所归，寒之则死，必无疑也。意者，药犹未及耳。
旭阳曰∶尚有一证似属真寒，今其所用汤饮，必欲极滚极热者，余等不能入口，而彼则安然吞之，即其喉口肿痛如此，所罔顾也，岂其证乎？
余曰∶是矣，是矣。遂复增附子一钱五分，及姜、桂、肉果、人参、熟地之属，其泻渐止，泻止而喉口等证，不一日而全收矣。疑似之间，难辩如此，使非有确持之见，万无一生矣。
余自经此以来，渐至不惑，后有数儿，证治大同者，俱得保全。噫！此不惑之道，其要何居？在知本之所在耳，临证者可无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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