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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来势汹汹，各类型的信息铺天盖地，引起民众恐慌。各级政府广泛关注疫情和民众心理状况，各个心理行业协会、各大专院、各大医院纷纷行动起来，做了大量危机干预相关工作。本节课我们邀请到张海音主任为同行们讲述他自己与危机相处的故事。
3月14日，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张海音主任为我们讲述情感卷入和自我觉察之间的撕扯。
以下内容根据本次大讲堂课程整理，希望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讲师：张海音 整理人：杨辰
大家好！非常荣幸受方新邀请，来这里和大家分享。
面对个案我们总是在情感卷入和自我觉察之间撕扯，对两者关系的把握是蛮考验我们在心理危机干预当中的作为的。如果共情与界限把握方面能有比较好的训练，那对做心理危机的干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把主题定在两者的关系上。
作为医疗系统体制内少数认同咨询和心理治疗作用的精神科医生，少数群体，弱势群体，我在大家知道一些同仁少数群体在一些平台当中总是分分钟被碾压的啊！讲到像创伤危机干预这样沉重的主题，我会伴有生理反应，胸口闷，感觉非常压抑，所以会忍不住会情感不协调的开那么一些玩笑。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防御风格和特点。
01
SARS经历
我第一次非常正式介入危机干预工作应该是SARS的时候。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当时上海有八例输入性肺炎，其中一个老先生急性焦虑惊恐发作，应市卫健委要求我进入隔离病房，成为上海第一个为SARS患者会诊的精神科医生。
现在大家对于传染病保护性措施很有经验；但在03年时，我接到这个消息就跑到上海市传染病总院，医院门口到SARS的病房大楼门口都没有人管制，没有什么管制或分隔通道，没防护服，就是白大衣两件，戴个手套鞋套口罩，所以进去后我气都不敢透。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防范的意识，当然不懂胆子变大了，后来就怕不动了。在里面呆了一两个小时近距离询问、交流、记录，我感觉到怕的已经麻木了，也来不及去体验怕的感觉了。
出来后就让我非常纠结了，不敢回家。我那个时候感觉好像自己已经被传染上了病毒，就怕连累家里面的人，街头徘徊了两三个小时。最苦恼的就是第二天上班：我一进单位，大家的目光都是怪怪的，表面上很客气，但是目光里都是很嫌弃你的那种，“你最好自己识相一点，不要来上班”。我自己也很矛盾：不去上班怕人说觉悟不够高；上班又怕被人嫌弃。领导水平很高，他开始说“海音啊，你自己看着办”。后来请示上级领导他才告诉我：不需要居家观察两周。
这件事对我以后的工作还是蛮有启发：即便是对我来说是光荣的正面事件也会引起极大的冲突。如果是一个负面事件，比如，被训诫或约谈一下更难消化了。所以，我现在非常能理解那种处在一个莫名的危险当中有理说不清的委屈和苦恼，积累很多的话对人的影响非常大。
02
牡丹江沙兰小学水灾
第二次介入应该是牡丹江沙兰小学水灾后。突然一百多个孩子没了，这时候人们往往想要去追究责任，是谁害死了我们的孩子？有着非常愤怒的情绪。6月10号发生了水灾，我们当时有八个人是9月10号去的。那个时候对心理危机干预更不能理解和接受的。由于国际儿童基金组织规定必须1/3资金用于心理援助，卫生部系统委派一些专家做心理危机干预，这个项目就可以再朝前走，所以说是被动的卷进去。
我印象特别深，感受到危机干预确实和心理咨询设置不一样：咨询被动等人来求助，而心理危机干预要主动冲上去找活干。因为这是一个任务，我记得当时民政局的领导来接待我们。突发事件很忙压力很大，往往又都带有政治色彩，特别是在那个年代。他跟我们说，“你们这个心理危机干预是什么东东？我们这边党和政府很温暖，民心很稳定，没有什么心理问题。那你们如果有什么物质啊，资金啊，可以留下，人就可以回去了”。
做心理危机干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当地善后处理具有决策权力的人，要争取他的理解和支持。沟通不充分，不去除所有的顾虑和担心，你可能活都干不到。我们从中午一直到晚上，用他们民政干部听得懂的话，表明我们“只帮忙，不添乱”，危机干预是善后处理过程中整合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情绪难点，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去做一些工作。
往往我们受到突发事件的冲击，一到地方就想做很多的工作，以为别人会配合你的，而那时人人都很忙，各有各的工作，你想要让别人停下来配合你做危机干预很困难，只有你帮助他们解决了一些他们感到蛮棘手的、可能和心理状态相关的、他们所担心的问题，才能够马上赢得他们的信任，这一点非常重要。
上个月日本一个传染病专家跑到那个游轮上发了一段视频，然后就被轰下来了。不管你是怎样的高级的专家，受到情绪冲击时会特别走极端，他作为一个专家跑到船上感到怎么没有防护措施？你们怎么没有让我去发挥作用？只有自己上去，才能拯救全世界。这时人会被激发一种特别的“无所不能”的感受，这是我感触特别深的地方。
危机中，不同专业背景的同行其实都在做各种努力，所以一定要注重整个大的团队的团结。
当时6月10号发生水灾，我们是9月10号去，当地造了一座新的小学。物质重建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人的心理重建工作可不是那么容易实施。很多小学生上课走神，下课在操场上晃来晃去说要找他的同学玩，他要找的同学已经淹死而且他是知道的，解离状态让人非常揪心。
还有学生早上叫醒就朝屋顶逃一惊一乍的，符合PTSD占10%。我想分享的是教师群体受到冲击蛮大，因为淹死一百多个学生，来自家庭、整个社会都会认为是学校老师没有照顾好孩子，把愤怒泄向老师们。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带了一个20多人的小组，这个小组里面有2/3是老师，屋子里有一半的地方没人坐。仔细一问才知道因为窗口外是河，他们不能看水，就一定要背对窗口，所以很多老师挤在另外一半座位。带这个团体感到非常艰难，上下午每场一个半小时不到，第一天几乎都是沉默，气氛非常压抑，到第二天稍微有零星星的一些发言要找点话说来应付。
直到第二天下午，一个儿科医生的发言让我非常感动。她说：“我抢救的每个孩子救活后，开口说的第一句话都是——多亏了老师把我托在上面，我才能够被救”。这句话说完，老师们都流眼泪了。很多老师开始有情感的表达，包括负面想法。最后一天下午，老师都因为他们去河边玩去了迟到了，这三个月来，他们从来没有结伴出去好好玩过。这是令人欣慰的地方，觉得自己的小组工作对这个老师群体有一定的帮助。
03
一线医护人员到底需要心理干预吗？
1. 早期一线医护人员心理干预怎么做？既需要又拒绝？
我们一直在思考，新冠病毒的一线医护人员究竟需不需要帮助？我们有接热线的同行，通过热线真的去问他们，去问武汉病房里的人是否需要心理帮助，很多人都是说不需要。还有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说他们很忙，或是辛苦，能不能给些相关材料让他们有空时自己看。我是这么理解，我们做危机干预，问一个人要不要心理帮助时，千万不能他说不要，我们以为他就真的不需要。
有些人不公开承认，有很多原因。因为他很担心会被误解，特别是医护人员这个群体，他们是需要感受到自己非常有力量的，担心自己的软弱会暴露出来，影响形象和自己的力量感。不太能用语言直接承认，但实际上他们肯定需要，只是承受的这个压力确实蛮大，让他们无暇去顾及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与感受。
2. 情绪不完全打开是为了能继续工作
一个人如果情绪完全打开，不是想收就收得起来的。就好比我们心理咨询中，还没建立关系，深层的创伤完全呈现出来，时间到了，你该干嘛干嘛去了，而他回去还要上班。其实来访也不是能够轻易打开的。即使后来咨访关系不错，他主观意识上想去打开，情感当中也走不进去。想象一下，如果当我们给一线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援助时，他们情绪完全打开会怎么样？
对于一线的医护人员，需要的是非常简短基本的理解和支持，知道有人非常关注他们，你去表达欣赏、敬佩等。从前线撤回来，有时间重新去梳理这些行为的时候，深入一点地去处理一些创伤的情绪。
3. 情绪卷入与自我觉察的平衡：第三只眼
最近一段时间，上海某医院领队医生的一段录音有许多真情流露，流传很广，大家听了都蛮感动。大家注意，他情绪一上来，也要适当的收一收，因为他还要继续讲下去。上个礼拜，奇峰老师讲的时候有情绪上来，也要马上收一收。所以这个蛮考验咨询师的，尤其我今天想讲的主题，就是我们在情绪卷入和自我觉察之间要找一个平衡点，既要去体验这一部分情绪，又要有些理性的东西，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情境中抽身出来，保持一段的距离。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讲的“第三只眼”。
4. 过度牺牲是获得关系、认可的方式
危机当中很容易触发的一个反应，不顾个人安危，有没有过度牺牲？这个度把握起来非常困难。因为有时候自我牺牲是我们整个社会文化所鼓励的，这是一种美德。有
时候，在一种环境情绪的促动下是会过度的。我们要注意自己防护这个部分。因为我们非常想去理解，对于一些在早年成长经历中有这样模式的人来说，这种过度自我牺牲（甚至比较难听的词——受虐），也是获得关系、获得认可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所以在专业工作当中，包括我们的职业耗竭，或卷入太深拔不出来，可能都跟这过度牺牲也有关系。这样的人在创伤当中，特别容易被触动。
04
汶川地震
我蛮想跟大家分享汶川地震的话题，跟我讲的主题特别相关。我们的情感确实不太容易把握，毕竟人不是开关，要情绪上来说关掉就关掉，这个过程中的撕扯确实非常艰难。
1.截肢双腿女孩
汶川地震时，我去得比较早，第一个礼拜在各大医院的骨科病房。骨科病房很多都是从废墟之中救出来但需要截肢的幸存者，不仅有身体问题，还有心理创伤。
比如医生和护士说有一个18岁女孩子特别惨，六七个家人只活了两个，一个是她，一个是她阿姨。她的两条腿都被压坏了，只能截肢。刚做完手术，我就过去看她，她就像是床上放着一块肉一样，没有腿了。对一个18岁的女孩，什么“我和你在一起”这种话根本说不出来，我有半个小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心里只有一个感受，还不如死了。现在有关爱，但再过几个月、半年，就没人来管了。18岁失去双腿，又没有了父母，以后怎么过？还不如一起走掉。我们经常说共情，那时你都不用做共情，这么一个悲惨故事中的绝望无助感全部袭来，你完全能够体验到她内心的感受，你感受到的可能就是她内心的这个绝望。
但是半个小时你总要说点什么，当想到要说点什么、做点什么的时候，我有了一点现实感。也就是我已经从共情的状态当中已经抽身出来。当“你有什么责任？你有什么任务，你要去做什么？”的这种觉察时，其实已经从共情状态抽身出来，而不是完全被耗竭所吞噬，这对于工作的继续开展是有帮助的。这个就是我们身不由己地要去做这样的努力，有觉察但不是完全跟着这个情绪走。
如果你一上来就想到我要怎么劝她？纠正她什么歪曲的认知？那你就没法共情，因为你一点都没办法去体验她这个情绪，所以非常难，而我们经常讲我们自我的一半要进入到来访者内心的体验，还有一半要能够冷静地看到你正在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我们一般都蛮难做到的。有人可能半个多小时还一下子出不来，也很正常，有人可能一下子进不去，这也难免。我们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2.截肢右脚男孩
还有一个是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故事。骨科医务人员说还有个十一二岁小男孩心理问题蛮严重。他右膝盖以下截肢了，妈妈陪着这个男孩子。他不跟人说话，头朝着墙，也没睡着。医护人员不在时会叫他妈妈帮着揉这个脚趾，又痒又难受。这就是典型的幻肢痛，否认防御机制。但腿没了没法揉，妈妈也很难过，他向妈妈发脾气，他妈妈很绝望。这是非常正常的防御，因为短期内任何防御，再原始的否认防御也能支撑我们的自尊，不至于更加崩溃，而痛就是意味着还没有失去。
这个阶段，你不可能在很长时间一再去谈论创伤性的话题。我们让看他的人定期隔上半小时、一小时来看一看，说一些基本的、关心安慰的话。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去看看，让他总感到有个节奏，外界是跟他有联系的。让他回到现实，增加现实感。让护士半小时、一小时定期给他用冷水、热水擦身，让他身体恢复基本的冷热知觉。我们现在许多正念练习，非常强调我们要恢复对自己身体上的基本感知。因为他受到过这么大的的创伤，生理上的基本麻木了，所以先让他的身体恢复跟环境的基本接触，做了一两天这样的铺垫，商量决定我去告诉他这个坏消息：为了帮他保住生命，截掉了腿的一部分。那男孩子慢慢把头转过来看自己的这个腿和自己被截掉到这个腿的部位，愣了一下，然后就失声嚎啕痛哭。整个病房都是他撕心裂肺的哭声，哭了一个小时。那次失声痛哭后，接下来几天里面，他再也没有跟妈妈发脾气，没再说脚又痛又痒。
一个人短时间内突然有这么大的创伤和丧失，他会有各种各样极端的反应，在短时间里很正常，这句话很抽象，因为在具体事件中会遇到一些很极端的情境。
05
1115火灾
心理咨询的人都比较强调情绪的宣泄。一个人有创伤，痛苦，要充分表达出来。理论上没错，但每个人的应激、处理情绪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的1115火灾我参与了比较多的危机干预工作。上海世博会安保最后一天，一场大火烧死了很多人。下午着火，晚上市领导提到：这样的灾难不能只派烧伤科医生，心理医生也要一起去。
我们碰到一个火灾中失去妻子的男人，他表现得很坚强，没有任何情绪，他崩得太紧了。因为还要照顾一家老小，接待亲戚。我们过去跟他说我们是来做心理援助的，他很客气，也很冷静地婉拒了。这时我们要去尊重别人的任何防御机制，因为有些人很不习惯在公众面前痛哭流涕，非常强调掌控感。他可能回到家里一个人偷偷地哭，但他不会在你面前哭。我们千万不要说：你要哭啊，不然你会PTSD啊。但不等于他拒绝你就不能去做什么。可以问一下他，你有什么实际问题需要帮助。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一个社会功能比较好的人，往往会先照顾别人的需求。很可能他会跟我们说，我最担心的是怎么告诉孩子坏消息，我们要去回应关注他所关注的问题。
团队中儿童心理干预的同伴，通过游戏、隐喻故事来一点点告诉孩子，但孩子是有直觉的。孩子做的游戏，常常跟消防员救火的动作有关，她在重演这个过程。我们观察到她的表情拘谨，动作很僵，睡觉不好，潜意识层面感知这个坏消息了。通过两三天儿童治疗师与他女儿建立关系的过程，他女儿情绪逐渐平稳，也愿意配合大人维持日常的生活节奏。女儿情况稳下来，他松下来了。这时再走近他，谈他遇到的情绪困难。
做危机干预不要想一上来就期待别人打开心扉，告诉你他的创伤和情绪。他也在观察评估“如果打开了我的窗口，你能不能接得住，如果不能，我轻易不打开，我另外找时间”。当然这是潜意识的，不是他故意的，这是一个人自我的、身不由己的自我保护。
06
本次疫情的自我觉察和情绪回顾
危机干预下，每个专业人员也有自己的情绪。我自己一直也在观察自己，很能够理解别人。我们没有在武汉，情绪反应也很大。很多人都被闷在家里，就折腾自己了，不要去折腾别人。原来我平时一般发微信朋友圈大概三五天才发一个，这次疫情以后，我每天至少三五个以上，翻了十来倍都会有。
但是每个人其实被情绪触发的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被早期阶段武汉的医护人员缺少防护所触动，情绪反应非常大；有的人可能被李文亮的事情撩到了，有的人可能被韩红撩到了，这些人可能对公平、受委屈、权威的压制特别敏感。我们看一个人的情绪是哪个点被激活了，背后会有些共性的部分。
这个危机当中，特别容易进入到所谓的偏执分裂位。我们要么理想化，一个人无所不能；要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啥也不行。回顾一下我们专业圈内，面对危机世界也有两个极端——一批人说我们一定要去做点什么；还有一批人就是一上来就说我们不要去了，你去了还闯祸。
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也是专业人员经常互相看不起。“那个人在拿着红旗拍照片，那个人在现场什么都没干”之类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我们往往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不能接受的，其实自己也有这一部分。当我们不能接受自己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在别人身上看到这个点，特别容易刺眼。亲子关系当中，父母盯着孩子管，孩子身上的缺点其实都是父母自己不能接受自己也有的，父母通过管孩子，好像自己也好了，其实都是自己的部分。这个是在我们危机干预当中特别容易撕裂的部分，会影响到我们去维持基本的自我功能。
我们面对危机有很多自己局限的部分，做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在现场做对直接受灾群体，我自己的体会是大概60%以上的都不是所谓的专业技术的实施和专业工作，而是组织协调工作。你一定要忍住，不要急着去实施什么干预技术，一定是要有所节制。
1）60%以上工作合作：去跟团队中其他专业背景的人互相协调，回应他们的需求，然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对你身边的人都有点帮助的事，慢慢去进入。
2）特殊复杂个案：如果有危机干预的经验，或者说有比较好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训练。遇到易感群体，他本身可能在受灾以前就有心理问题，可能曾经有抑郁、Ⅱ型创伤、人格问题等，在危机干预当中，你就不把它当成一个单纯的危机，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评估，做有相对针对性的一些专业帮助。
3）允许暂时搁置：我们有许多一下子改变不了的东西，可能需要暂时让他搁置一边。千万不要想着马上去纠正别人一些歪曲的认知。各种歪曲的认知，甚至一些极端的情绪，对一个人暂时的平衡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在这种独特的环境当中，既要去共情、感同身受情绪卷入，又要能够有效运作，自我觉察。在两者当中，寻找自己的平衡点，这个过程能够承受下来，对我们来说，每个人都会有所成长。
所以我经常讲这句话：怎么能够在专业当中发展的更好？每次这样的工作你都能够有机会去参与，去做一些你力所能及的工作，最后没有被完全搞坏，几年下来你不厉害也厉害。没有被灭掉说明你能够承受，就是在这个撕扯当中也找到了适合的位置。
07
提问环节
1. 替代性创伤和发展性创伤、选择性创伤的不同？
替代性创伤，我们说的会比较多。发展性创伤、选择性创伤，我们不太这么说，我们比较多的会说单一的创伤和复杂性的创伤。发展性的创伤，我理解是广义的、从小成长经历当中遗留下来的、没有处理好的创伤。替代性创伤往往是一个单一的、当下的、某个非常大的创伤事件，传染给我。就像那个两腿都截肢的女孩子，她内心的绝望完全传递给我，可能我也感受到了绝望，这就是某种替代性的创伤。
替代性创伤的说法很笼统，要多长时间才算是具有病理性的、没有界定。换句话说，没有替代性创伤，大概就没有共情。但是如果你陷入在替代性创伤中出不来，那可能影响到你的社会功能，那可能才是一个问题。对于原来成长经历中没有太多的、广义的、未处理的创伤，面对某个单一的打击、创伤，我们从专业角度来讲应对比较容易。
2.在方舱医院做线上的心理志愿者，这个月底结束工作，所有心理志愿者都退出志愿群，对舱友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是否合适？辅导的个案是收费还是继续跟进？
这个问题挺好的，也非常现实。
我在汶川做心理危机干预，每天都是一个团队去工作。这次“新冠”危机干预组织的非常好，结合了我们上次汶川地震的危机干预经验。我们专业人员去灾区一定要依托当地的专业机构，有统一的组织协调，否则比较容易乱。当时我是在成都四院，非常有序地组织专业人员，通通到成都四院去报到，然后分组，再派到各个点去开展工作。这次也是非常有章法的。
我们要撤的时候，一定要有当地的专业人员在，他们还可以对一些重点人群继续关注。
1）大部分人我认为问题不大，比如说方舱。方舱的高危群体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2）对以往有过心理问题，或者人格方面有过创伤的人；或者他受的伤害特别大，如：家里得病的人多、有死亡的，他感到无助，或有亲人没有床位，在他面前去世的。严重创伤的高危群体需要更进一步跟进。
3）其他的大部分人通过我们心理健康促进，分离没有太大的问题。不是高危群体，不是天天跟他们密切接触，不太涉及到分离当中的抛弃，所以我想不用太过担心。大部分群体因为现在社会资源充足，比如方舱的病友，我们都可以提供进一步得到帮助的资讯。他们出院以后，当所有的方舱的心理援助结束以后，他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专业机构的渠道，知道如果有严重的问题可以找谁，提供这样的咨询就可以了。
4）当然还有一些个案，有少数的一些被我们帮助的人，他对我们某个专业人员有比较强烈的依恋。告别的时候反应强烈，又是高危群体，那你要做分离焦虑的处理工作，提供给他更多的资讯，讲得非常具体。
5）如果他以后有更明显的问题，你可以介绍给他所在地信得过的机构，类似于我们做心理咨询个案，转介时要做的那种交代。
3.这次疫情发生以后，有些人出现一些现象。他平时不太声响，不太在公众场合露面，别人感到他偏内向，偏低调，偏文静等。这次疫情以后，他特别积极，主动积极去投入，去救援，要做很多工作，这是一种怎样的机制？
我认为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有几条是蛮明显的，一个就像上次奇峰说的，我们无形中会有些内疚，总感到要去做点什么，帮助别人做点什么。一个很大的危机灾难事件会促使所有人，不仅仅是我们专业人士，包括普通人在内，受到冲击后促使我们朝着一个方向总想去做点什么。
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有潜意识里压抑进去的、非理性的内疚。比如我们很小的时候，还没有充分发展出超我，那个时候就希望竞争同伴最好消失，独占父母的爱。这种念头会带来内疚，会被压抑进去。危机发生时，内疚就会被激活，激活以后防御的方式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利他的事情。反向形成也会有，一个人对于无力和恐惧，我们也会反过来。当然对于内疚，也会另外做些特别有意义的事。
所以，我经常会说利他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一个环节就是反向形成。而一个人通过反向形成，进一步走向升华，这是我们去应对极端的事件的一种方式。疫情当中，很多人确实挺身而出，你一定要说机制，跟这些都有关系。做很多事可以克服很多的无力感，可以对抗恐惧。当这样的应对方式符合社会的要求就是一个成熟的防御。也可以说，在大义面前我们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升华的，可以检验一个人的人性，可以得到净化等等，都和这些机制有关系。
4. 怎么理解疑病病人的死亡恐惧？如果来电就是高风险的自杀，只想在自杀前打个热线说一声，之后一下跳楼了怎么办？
首先，在这个时间里，我们会强调死亡恐惧有利的一面。让一个人面对现实的危险，提高警惕，过度消耗比没有防范好。每个人把握的度不一样。参照中国人这么重视防御，戴口罩，欧洲人不带口罩，敏感程度真的是有差异。没有统一标准，有利有弊。
有些人从来不怕危险，一旦有危险就是闯了很大的祸。有的人很怕危险，他天天跑医院去看病。经常有躯体化症状的人，寿命蛮长的。他的预警机制启动的早，他就比较安全，消耗就比较多一点，苦恼就比较多一点。先不要给他贴标签，“你有疑病症状，你怕过头了”，先肯定他积极的一面。任何事情都可以阳性赋义，看到他积极的一面，当他的合理部分被充分鼓励到了，过度紧张可能更容易回到现实。
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说一个人自杀前打个电话告诉你一下，然后他扑通一下就跳楼了，怎么办？这问题我认为不是问题。你希望得到我什么回答呢？无非就想得到一个其实是没办法。
当然我认为这问题的本质是说，如果有人说打完电话就自杀，我们可以怎么应对？我们不得不面对，真的是有可能。你哪怕做了很多努力，你做了很多专业的干预，你很有经验，也有可能他会跳楼死亡的，你说怎么办？确实经历的多了，你会有职业耗竭、自我怀疑。90年时我们开通上海第一条心理危机干预热线，我很投入。如果在五个小时里面，接到比较多的负面的电话，我回去后饭都不想吃，觉也不想睡，甚至感到没啥意思。接连碰到都是失败的个案，你就会感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影响到职业认同。你可以通过督导、自我体验来处理。专业人员还需要有些专业的设置，处理一些绝望和无助。
干预对象打个电话告诉你一声，他就跳楼自杀了，甚至有可能会说是被你干预了才自杀的。如果有同道提出来，“你如果不这样干预，他还不会死的。”你有理也说不清。这些都是要去面对的职业风险。我们经常讲“同道之间的互相支持”，通过专业设置去帮我们处理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5.我现在旅居葡萄牙里斯本。从3月2日起，已经112例。旅葡华人非常恐慌，抱怨当地政府反应比较慢，感到不知所措，担心孩子，家人，失眠、心烦、沮丧、怀疑自己已被感染又不敢去医院。请海音老师指点我，应该如何为旅葡华人做有效的情绪疏导？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还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
本质和国内是一样的。涉及到情绪过度的反应；认知的、想法观念的偏差；应对的行为的改变；躯体的表现；人际关系的表现等等，其本质都是一样的。
干预的方式都是倾听为主。千万不要说他们的反应跟国内不一样，我们要把它正常化，这些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去提供帮助的话，倾听还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干预中，让对方感觉到“任何在别人面前会感到误解的东西，在你面前都是可以去表达的”，能够做到这点就是最好的倾听者。
有时会提供一些积极的、干预性的建议，但放在最后。比如说：针对有失眠、身体反应的，可以建议被干预者做一些简便易行的放松、催眠、正念等来进行自我心理保健，让他感觉到可以做点什么让自己好过一点。我们不能指望他一做就啥都好，立足于基本的、倾听为主的支持就可以了。
08
现场反馈
杨凤池老师——
首先，我特赞成你说的那个60%左右都是协调、组织、规划这些事儿，尤其是我们从外地来的人，你得先跟地方上的人接触上接洽好，征得他们的支持。我觉得大约有1/3甚至一半的时间，都在跟当地的人对接、协调、说明、解释“我们是做什么的？”“对你只有帮助，不会带来其他副作用”，我们才见到了帮助的对象。
再者，海音兄讲到“我们心理帮助者的局限性和职业枯竭，怎样做到共情又不过度的卷入”，我觉得特别棒。因为我们共情到了一定程度，到了最后我自己都不能控制的时候，那就不是“共情”而是“卷入”了。一旦卷入，我们咨询师的身份、功能、角色定位都没了，可能我们不但不能给人帮助，还会加强对方的负面感受。
李晓驷老师——
第一，我相信我们听了以后更相信我们做的工作有意义。今天海音老师只讲了他做的危机干预中的几件事，但是我想，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如果我们去做了，结果就不一样。”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
第二，海音教授貌似只是随意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但其实，他是在从专业的角度谈我们心理危机干预的具体的方法，尤其是我们工作的原则。参加一个组织，而不是单干。我们的工作不是头脑发热，一定要在一个组织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团队协作，没有同伴的支持是很危险的。
第三，海音教授讲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真实。这种真实，就是我们的人格力量。面对我们的急救对象，我们真的需要用自己的人格力量去感染他，而不是端着的。
最后，海音老师今天看似是进行了一个漫谈，但也展开了一个哲学角度——我们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我们的工作？大家可以细细体会。总结一句话，我本人在其中收获满满。
方新老师——
张老师以非常轻松的方式讲述，但是里边蕴含着特别丰富的内容。
第一，张老师是用讲故事的形式来和大家分享，里面包含了很多心理救援特别关键的点。比如说：
1）题目是“情感卷入和自我觉察”，这两点在心理救援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张老师自我调侃，说他在危机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生理反应，然后就用幽默的方式——非常成熟和高级的防御方式；
2）提到“在心理干预当中，共情和界限是非常重要的。”我前面也讲过，在心理救援当中，共情比模型重要。
3）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一些研究是说“心理救援没有用”，但是大量的研究说“心理救援是非常有用的”，那么“没有用”到底没用在哪儿？那要看是谁做，看他的训练和看他的人格。我们可以回到那个时刻——张老师面对一个18岁的女青年，她双腿都没了，家人几乎也都走了……我想张老师那一刻，他说他站在那半个小时没说什么话，我觉得张老师站在那半小时，可能就是最好的共情。因为从他整个的人格和专业受训方面，相信大家都能够感觉得到。
第二，世界卫生组织在支援儿童项目的时候，1/3的款项必须用于心理援助。我也会讲我参与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项目，就参与这个项目本身，从立意和题目，你就能学到东西。
第三，非常重要的是跟当地政府的沟通。我觉得张老师又能当专家，又能在顶级机构里做心理治疗中心的主任，得益于他的大视角。他不仅仅是个专业人士，而且他把他的专业都用在了现实当中——内心世界和外在现实都结合的非常好。
第四，“大团队的团结”也很重要。危机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去提供心理援助，我们自己也受到冲击。整个危机团队里，各种各样的被撕裂、各种各样的反应，也都是救援人员需要正视的。
第五，沙兰小学事件，张老师那个时候就开始做CISD（危机事件应激晤谈）这样的专业活动，利用组内的资源。自我觉察和情感卷入的平衡点，张老师提到“利他”，“利他”利到什么份儿上？我觉得我们社会还是需要利他行为，这个在动物界都有。
第六，汶川地震的时候的“幻肢痛”我印象也非常深，张老师的处理让我们学到很多。这个是丧失的五阶段的第一阶段“否认”，我们应该尊重对方的节奏，因为每个人对待这个创伤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否认阶段，你如何尊重他而不是让他立刻来进行宣泄等等。
第七，世博会我也很有感触，上海这个城市特别让我钦佩，很多国内特别先进的理念都是来自于这里。上海大火的时候，市政府就明确地说“心理要介入”，而不仅仅是医生。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上海的心理队伍发展的特别好的原因。领导很先进，有政府的支持，行业发展才会更加迅速。
第八，还有一点我印象也特别深，如果说“危机是一个万花筒”的话，每个人会对其中某一个颜色特别敏感。有些人可能对“公平不公平”，有些人是对“生命威胁”，有些人可能对“权威压制”等等。
第九，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做过危机干预你就会知道，你经常会感觉自己就是沧海一粟，第一个感觉就是“沧海一粟”，但第二个感觉就是“我能干多少干多少”。
第十，专业的设置要保护我们的专业人士，另外督导也很重要。
作者：张海音，医学博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主任委员，心理危机干预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森田疗法专委会副主委。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督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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