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 上海人的年味

年味是什么？每逢岁末，横亘在心头，像一道谜题。

年的记忆之形成，总是和童年有关。九岁时，从雪域高原来到浦江之滨，几乎迷失于弄堂口的摩登世界。小年夜，站在淮海、余庆、天平、兴国和武康的五岔路口，望着那座巨轮般的建筑，兴奋得像等待启航的船客。倏忽一晃40年，武康大楼近日拆除了“空中蛛网”，又让我忆起儿时大楼旁已经拆除多年的那条弄堂。

诚如陈晓卿说的，每个人一直有两个乡。对中国人而言，过年的全部要义在于回家。空间上的家是家乡，一如春运，乐在回得来；时间上的家叫故乡，好比是春梦，痛在归不去。武康大楼边上的淮海中路1950弄，便是我回不去的故乡，记忆里最深的年轮，便是在那里刻下的。

现在的孩子们很难理解弄堂生活对上海人心灵和价值观的塑造，因为地处西区边缘，这不是租界里整齐规划的新式里弄，而是旧式民居组成的街坊，大多是躲避战乱从外省迁移而来的人们。弄口梧桐树影，弄内小巷纵横，集中了天南海北的100多户人家，煤球炉、洋泾浜和老虎灶，八方杂处，唇齿相依。一年中，数两个时令最为闹猛。一个是盛夏，弄堂里纳凉的人像澡盆里溢出的水，站着、躺着和坐着的人铺满街沿，把所有的路口当成露台，据为己有。另一个就是春节，一过腊八，便是孩子们的世界，翻墙上屋顶玩捉迷藏、抢弄堂里的公共竹竿晒年货、把马路边剪裁下的树枝拖回家当柴烧，把小鞭炮扔进邻居家煤球炉恶作剧。在那个自由王国里，住弄堂胜过住公寓，感觉天生都是君王。

年味这个东西并非虚无缥缈，而是实在有形的。它需要动用你的全部器官去感知和体味。上世纪70年代末，年在舌尖上。那时候哪有下馆子的说法，每逢过年，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弄堂里的炉子煎炸煮烧，满街飘香，苏北的肉圆蛋饺、宁波的年糕汤团、广东的熏肠熏腊，门楣上写着三教九流，年货中衬着七情六欲，锅里面盛着五湖四海，过年家门一迈即可尝遍百家，乃弄堂生活之幸事。

上世纪80年代末，年在眼睛里。电视机的普及造就了一代电视文化的兴起，人们不再满足于吃，而要沉醉在看。弄堂里要为看电视抢位子，排排坐。央视春晚为过年提供了视觉中心。它不仅重新定义了中国年的文化形式，而且强化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团聚、家庭和欢乐。一台晚会纵览一个国家物质和精神内涵的巨变，透视一个社会前进和变革的脚步，影响至今。

上世纪90年代末，年在耳朵里。在全民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们告别旧弄堂，住进新公房和公寓楼，过年，鞭炮成为隔膜邻里有限沟通的共同语言。曾几何时，辞旧岁让位于迎财神，大年三十的鞭炮不再响亮，而变成为“破五”热身的前奏，鞭炮和烟花祈福“送穷”、“迎财神”和“开市贸易”，表达了人们对财富和金钱的热望。

当下的时代，年在手掌中。抱着一部手机，几乎可以完成全部的过年程式，订年饭、淘年货、写拜年微信、看春晚、抢红包，拍抖音，互联网模式下的年，每个人都是发报员，手指动动，顷刻间便模糊了所有的异乡，消解了所有的思念，统一了所有的问候，人们不再走动，不再见面，不再麻烦。

年味没有消失，只是一直在流变，以前的“年”是弄堂里的小孩，顽皮又喧闹，周身上下带着汗滴；现在的“年”是公寓中的老人，持重而静好，摩挲左右盘起包浆。

年味之寡淡，既取决于衣食住行之变，亦受制于喜怒哀乐之化，是心境使然。

放眼中国的大城市，每逢过年，家庭越来越小，除夕越来越静，指尖越来越忙，更让人怀念起那些燃着烟火味的街坊，沾着孩子气的弄堂，里面埋藏着属于一代上海人的童年、乡愁和人情，那是真正的年味。（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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