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一百多年间,达到了清朝统治的巅峰期。康熙南征北战,打下清朝疆土;雍正敛财,通过一手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火耗归公等“神级操作”完成了清朝“脱贫”,充实了国库;乾隆时期,开心最重要,在祖上留下来的基业上撒欢儿地欢乐生活。康乾盛世期间的百姓幸福吗?未必幸福。因为“康乾盛世”还有一个称呼广为流行——“番薯盛世”。
康乾盛世忽略了最重要的“雍”
康乾盛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口,历史上人口继明朝以后再次破亿,继而又破三亿,用我们中国的老话儿讲,这叫“人丁兴旺”。
随着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二年的一声高呼,“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一项对于老百姓有巨大吸引力的改革措施诞生了,这项措施规定了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以后再有成丁年龄的人,也不用承担丁役了,康熙用这样的方式,使各地征收的丁税额给固定了下来。
康熙为什么做?这项措施的执行并不是单纯的体恤百姓。因为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地税、丁银分征制度,但是清朝却没做好人丁数目的监控,最终导致了人口激增,但是清朝政府却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区自己的地方财政,对朝廷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虚报、瞒报。如此一来,添丁的家庭赋税压力过大,逐渐产生了大批的流民,对当时的清朝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清朝政府一时间也无法掌握各地人丁的确切数量,思来想去,索性来一个“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把丁税额度给固定下来,让各个地方隐瞒人丁数也无法继续损公肥私、压榨百姓了。所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百姓虽然有利,却是一个被逼出台的无奈之举。康熙也极为高明,趁此机会来了一次自夸,自称“盛世”,这也是大清朝喜欢自称“盛世”的一个重要开端。
既然隐瞒丁数无法为自己谋私利了,清朝各个地方开始向朝廷上报真实人丁数,清朝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了“人口增长”。
雍正登基之后,康熙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效果逐渐减弱,雍正皇帝想出来了一个后续的税制改革,改成了“摊丁入亩”。康熙把最早的“人头税”给固定下来,避免地方乱收朝廷无法掌控。到了雍正时期,直接执行“摊丁入亩”,把“固定人头税”直接给废除了,按照田亩的多少来均摊收税,丁多地多税就多,丁少地少税也少,以往出现的“丁多地少税高”的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也正从“摊丁入亩”开始执行,清朝的人口数量才开始真正的爆发式增长。
“康乾盛世”的称呼,忽略了最重要的“雍”,恐有欺世盗名之嫌,还是“康雍乾盛世”的说法更贴切一些。
番薯盛世
对于“康雍乾盛世”的争议一直不断,“番薯盛世”的说法呼声最高,很多人认为,清朝的人口爆发不是因为什么清政府高明,而是赶上了好时候,引进的番薯在清朝大爆发,使清朝百姓有足够的食物,这才繁衍生息兴旺。
番薯引进时间,最主流的说法是在万历二十一年。当时有一位名为陈振龙的人,在吕宋做生意,这个吕宋指的是今天的菲律宾,陈振龙在菲律宾发现了一种神奇的作物,当地人叫它甘薯。这种甘薯好吃,好栽种,其他作物无法生长的贫瘠土地,这种甘薯都可以生长,产量还很高。陈振龙看见这种甘薯之后,一心思念家乡百姓,于是他想将这种甘薯引进自己的家乡福建,让家乡人都能吃上饱饭。
陈振龙有这个想法之后,也发现了难题,原来菲律宾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这种甘薯的神奇之处早就被西班牙人看在眼里,是一种命令禁止外带的作物。好在陈振龙激灵,想出了用甘薯藤编绳的方法,将甘薯藤顺利引进到了家乡福建。
“禁不令出境”
直到清朝时期,在陈振龙后人的不懈努力之下,甘薯的播种传遍了大江南北,因为是外域传来,所以在中国甘薯被称为番薯。最终在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传入了四川,至此,清朝的番薯种植几乎遍布了西南。
番薯产量高,易于生长,喜热畏寒,种植环境相较于稻米、麦子、玉米而言,生存空间更广泛,而且生吃、熟食皆可,为百姓的温饱着实解决了大问题。
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
其实,除了番薯之外,还有玉米和马铃薯,都是来自南美洲的粮食作物。虽然清朝的人口增长离不开番薯,但是这种直接无视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水稻和小麦等作物产量增加等积极信息,称“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就太过于偏激了。
何为“盛世”
如果“盛世”的衡量标准是历史人口数量,那么清朝无疑是一个“盛世”,而且不应该叫“康雍乾盛世”,而应该叫“咸丰盛世”,毕竟在1851年,清朝的人口达到了4.36亿的巅峰。
正如上文所说,清朝的“盛世”最初是由康熙自己提出来,而后由乾隆给发扬光大了,也就是说,清朝的“盛世”是清朝统治者自己给自己下得定义,或许这也是“康乾盛世”一直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吧。
盛世乃是繁荣兴盛的社会现象,它至少要包含经济繁荣、贸易繁荣、文化繁荣,以及影响力大、军事强大,或许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不在见证盛世之列,如此一来,则大清朝的骄傲顿失,所以我们权且将人口数量也算是“盛世”包含的一个条件罢。
从人口数量来看,清朝统计的数量一直到1741年,也就是清乾隆六年之前,统治的数量都是人丁数,人丁指的不是人口,而是16-60岁的子数量。到了1741年之后,才算是真正的人口数量,这样计算方式的转变,人口数量暴增也就并不稀奇了。
从经济来看,清朝在1800年左右,人口达到了一个3.8亿的高峰,GDP高达2286亿,更直观的说,当时清朝的GDP已经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了,这样的数据确实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但是当你单独看人均GDP的时候,你会发现清朝人均GDP依然是600,这样的数字和一百年前几乎没什么变化,而此时世界人均GDP已经增长到了660以上。大清朝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却并非是一个经济强国。
从文化来看,清朝应该是一位文化繁荣的王朝,因为仅仅乾隆皇帝一人就曾作诗40000余首。乾隆虽然喜欢作诗,但是却不喜欢别人作诗。在清朝大兴文字狱,将文人打压到历史最低点,清朝的文人是,不敢著书立传,毕竟活着才更重要。
从对外来看,清朝对自己的王朝有着迷之自信,对于来自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爱答不理。乾隆看到英国人的礼物丝毫不感兴趣,并且顽固的认为“你们有的我们有,我们有的有”,进而采取继续封闭。福康安身居高位,却一点远见也没有,比乾隆还要骄傲。当马嘎尔尼使团邀请他参观他们的军队时,福康安竟然拒绝了,错过了他这辈子都没见到的“连发手枪”,守着“火绳”沾沾自喜。
在大清朝的眼中,自己身为天朝圣国,与外界通商只不过是一种怀柔手段,并无实际作用,因为天朝应有尽有,与外界通商,只会让其他人收益而已。
“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清高宗实录》
从军事力量来看,鸦片战争的惨败足以说明一切了。这是大清朝闭关锁国带来的后续危害,形成为了一个以点破面的开端。
所谓的“康乾盛世”,不是“番薯盛世”,压根儿就不算什么盛世。它虽然为经济大国,但是百姓贫困;文化被打压到历史低谷,文人为了保命敢怒不敢言;国力落后,统治者目光短浅,错过一次与近代工业文明接触绝佳机会,给后世留下无尽遗憾。
试想,如果清朝能够不那么骄傲,虚心接待马嘎尔尼使团,将东西方文化融合,那将会是怎样得空前盛世,只可惜大清朝葬送了成为真正盛世的机会,同时也毁了西方人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的认识,在马戛尔尼的来访中,暴露了大清朝“盛世”之下隐藏的荒诞!
文/野史日记
参考文献:《乾隆英使觐见记》《清高宗实录》《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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