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药菌小史》是一本由[巴基斯坦] 穆罕默德·H.扎曼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页数:28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耐药菌小史》读后感(一):这也是一场人类大疫情
今年经历了造血干细胞移植,现在免疫力基本为0,只能老实困在家中看书了。回想整个治疗过程,最困扰我的莫过于从移植进仓前就染上,中途短暂的消除过,但很快又重新染上,直到最终出院,也依旧没有解除的“多重耐药菌”。医生、护士们似乎很重视与我隔离接触,又似乎不那么在意,以致于我最终也没明白,染上这个到底是否危险,又有多危险。
这本书让我知道我染上的“耐药菌”有很多很多种(然而我并不知道我染上的是哪种或哪几种),而染上的途径并不一定是因为我身上用多了抗生素。
耐药菌也是一种病毒细菌,不过它对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免疫了。
耐药菌的来源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抗生素的滥用,包括过量及不足量的使用。超出我原有理解范围内的是“不足量的使用”,因为不足量的使用,无法完全杀灭体内的病毒的,还使它们获得了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所以,“如果你服用青霉素,请足量使用”,咱们还是要养成遵医嘱的好习惯,不要因为吃两天身体舒服了,就不听医生的把最后一天的量给停了。
另一个来源就是土壤。耐药菌在我们人类发展第一个抗生素前已经存在了。最初的和现在大多的抗生素都来源于土壤中的细菌,但就如同传统所说的“毒草周围必有解药”,在自然界的平衡规则里,土壤中也生出了对抗生素有抵御机制的细菌,即耐药菌。科学家们也在与人类文明隔绝了近400万年的古老洞穴中也发现了耐药菌,证明了“制造抗生素的细菌和抵抗抗生素的细菌之间的竞争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之久”。
为什么有些人会死于耐药菌感染?因为他所感染的耐药菌对人生现有的所有治疗手段都有了防御能力。而我活着出院了,因为我幸运于感染上的耐药菌还有解药。
确实如作者所担心的,随着人类对药物的应用、对环境的影响日益发展,当耐药菌对越来越多的治疗手段通通免疫时,耐药菌的感染该如何医治?它的传染又该如何阻止?
作为一个医学小白,也作为一个患者,只盼着政府在卫生领域将耐药菌也纳入重点关注与扶持,也盼着医学、药学方面的专家们的研究创新了。
《耐药菌小史》读后感(二):无用的牢骚
近日反思,忽觉自己所言之感过于忧国忧民。或许这是读书到某个阶段的通病:读的不少然能做的太少。因为无法解决问题,所以我想这些感悟只是无用的牢骚罢了。
——题记
以细菌为代表的微生物,与人类共存于统一个地球。所谓的抗菌素,对抗的是对人类身体健康有害的细菌。事实上,他们也来源于细菌。人类使用细菌的武器对抗细菌,最终打开了潘多拉的黑匣子。抗菌素作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延长了人类平均寿命,提升了生活质量,居功甚伟。但也正是这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走到了尴尬而危险的边缘。
尴尬之处在于,抗菌素这颗明珠早已蒙尘。近40年的时间以来,全球范围内不再有新的抗菌素诞生。越来越多的药企退出抗菌素的研发领域。这个曾经欣欣向荣的领域正逐渐丧失活力。缺乏新药的同时,耐药性疾病的发生正越来越频繁,一线抗菌素失效的周期越来愈短。与此同时,在危险边缘游走的人类发现,耐药性细菌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细菌自身即带有耐药的机制,因为抗菌素大多来自于自然环境,物竞天择的法则要求细菌掌握这一项求生技能。同时,抗菌素不合规的使用正在逼迫细菌提升抗药性,适应性法则决定了这一发展方向。最终,细菌独特的遗传机制使得耐药性不仅是一种先天的遗传获得技能,同时也是一种后期的社交获得要素。细菌之间的质粒交换扩展了耐药性的范围。至此,生物研究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不再璀璨,人类构建的生命安全体系岌岌可危。
人类能否解决耐药菌的问题?这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能否明确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抗菌素。青霉素之父早已阐明,耐药性的产生往往与抗菌素使用不当(剂量、时间不足)有关。换言之,每一次非必要情况下使用的抗菌素都可能成为催生耐药性的土壤,每一次不足量不足时长的使用都是耐药性的沃土。后者尚可通过遵医嘱执行,前者难度却颇高。在抗菌素易于取得的背景下,无论是患者还是个人似乎都习惯了抗菌素随手可得的行为。但是是否真的需要抗菌素实在难以定论。医学本身具有循证科学的特征,人命关天之下,很多问题往往依靠经验解决了,真正的原因难以一探究竟。正如本书中所提到的司机汗的故事一样,在唾手可得的抗菌素和难以确定的发热之间,在养家糊口和失去工作之间如何抉择?全球范围内命令的问题也是同样的,究竟是短视的以滥用抗菌素为方法提高生存率还是严格控制用药权保证魔弹的效率?我们难以抉择,因为我们压根没有标准去判断。
其次,我们能否解决抗菌素研发迟缓甚至停滞的问题。当下的抗菌素研发几近停滞,虽然土壤仍然是可能的来源,但是早已没有企业愿意去挖掘。创新的高风险、高投入与外部性问题无需赘述,药物研发的道德与经济两难境界亦无需多言。抗菌素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复杂。利润是企业生产的动力,研发必须服务于利润。抗菌素研发所服务的只是一个潜在的市场:也许某一天现有抗菌素失效的市场。这个或然存在的市场太多不确定性了,既没有标的物也没有潜在利润,实在无法吸引企业前往。更何况,即使研发成功,想实现商业成功必须依靠规模生产。如果无法实现商业成功,必然以失败告终。种种难题之下,抗菌素的研发迟迟无法推动。但是耐药性带来的阴影却也是实实在在的。不仅存在医院获得性的耐药性,甚至存在社区获得性的耐药性。广谱抗菌素的使用助推了耐药性的风险。当无药可用那一天来临时,我们应该如何继续?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不是单个国家的耐药性问题,而是全球范围内的耐药性问题。更致命的是,这是一个不均衡的耐药性问题。耐药性问题往往在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最为严重,发达国家相对较轻。一旦耐药性细菌造成的感染爆发,最不发达国家往往被拖入循环往复的深渊。巴基斯坦爆发的耐药性伤寒感染至今仍然在持续,耐药性结核感染成为了人类解决结核病的拦路虎。但是这些问题绝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耐药性细菌的旅行无需签证,更何况抗菌素在发展中国家的滥用何尝没有发达国家的助推呢?一方面,无国界医生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出于救援的目的大量使用广谱抗菌素,提升了耐药性产生的概率。另一方面,专利保护制度之下仿制药乃至于不达标药物的出现事实上增加累了耐药性产生的可能性。
最后,甚至还有学者以实验为名进行预防性阿奇霉素的发放。这可真是匪夷所思。科学实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现现象,而是为了找到机理。这应该是所有当代科学实验的准则。为什么设计如此大规模的实验,仅仅是为了观察阿奇霉素的预防性使用是否有助于提高最不发达地区儿童的存活率。这个实验当中不可控不可观察的因素如此之多,其结果谈何可信?更况之,阿奇霉素作为二线乃至三线药物的意义难道不是在耐药性感染爆发时的最后一道防线吗?这样的实验意义何在?最后,这个实验甚至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可以提高生存率,甚至连可能的假设都无法提出。无法想象这样的以人为对象的实验在21世纪存在的意义。
总之,耐药菌无需护照,而耐药性问题的解决自然需要全球化,但是这个解决方案在民粹主义泛滥的当下何其困难?
阅读本书,我们了解的并不仅是耐药菌,更是人类本身。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的科学精神乃至我们的社会架构是否还足以让我们等到新的抗菌素出现,是否足以让我们等到逆耐药性机制找到?我们是否可以被自己拯救?
《耐药菌小史》读后感(三):然而,细菌不在乎
,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接受了一个由英国首相卡梅伦亲自设立的职位。该职位的任务是领导抗生素耐药性的全球综合审查工作。
在谨慎考虑之后,奥尼尔打算从全球经济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
钻研这些议题两年多以后,奥尼尔和他才华横溢的研究者团队断定,如果放任抗生素耐药性问题不管,未来35年里,耐药性将在世界范围内导致3亿人死亡,全球经济产出减少100万亿美元。我们目前所知的疾病中,除了流感大流行外都做不到这一点。事实上,如果目前的趋势没有改变,抗微生物药耐药性可能变成世界上的头号杀手,超过心脏病或癌症。
其团队的成果,《抗微生物药耐药性评估报告》(Reviewon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对抗微生物药耐药性的未来,及其后若干年里它对人类和动物的毁灭性影响,做出了最全面、最准确的评估。
耐药性并不是新问题。
土壤中的细菌和其他细菌物种之间存在永恒的战争状态。
巴尔顿和赖特的团队合作了整整三年,共同完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目的就是为了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从来没有发现任何人活动的洞穴深处,是否存在着对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细菌。
列楚基耶洞穴是世界上最大的洞穴体系,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深的石灰岩洞穴,也被证明是细菌宝库。
在几乎无法进入的洞穴中巴尔顿收集到93种不同的菌株,并将它们带回了地面。她和同事们使用了最新工具和现有技术,将这些菌株对照最常见的抗生素进行筛选,目的是检验这些从未见过任何市场销售的抗生素或者任何人类活动的细菌,是否对药房中能买到和医院中使用的抗生素具有耐药性。
最终证明了:来自与人类文明隔绝了近400万年地区的细菌具有抗生素耐药性。这项研究还展示了更加独特的发现:细菌携带的耐药性基因以及它们抵抗抗生素的机制,和我们在对氯霉素产生耐药性的患者身上所见的情况一模一样。
巴尔顿和赖特的研究表明,细菌耐药性的机制非常古老,早在有人类活动之前,或者说早在现代医学奇迹之前它已存在。
但这并不等于说人类不应对现有的抗生素耐药性问题负责,是人类的活动打破了细菌之间原有的竞争平衡。而正是这种失衡,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
根据赖特多年的研究揭示,一些细菌会自己演化出产生抗生素的能力,然后其他细菌为了竞争共有资源而演化出保护自己,免受抗生素细菌共计的能力。
这是一种达到了平衡的竞争。在制造抗生素的细菌和抵抗抗生素的细菌之间,这种竞争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之久。
然而现在随着全队对抗生素的过度使用,这种平衡在土壤中、水流中、门把手上和床边、医院中,被逐渐破坏。
耐药菌现在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但赖特的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细菌积极制造出来的不仅仅是新的防御机制,还有能够解除耐药菌武装的新型分子。
有大量尚未被发现的抗生素分子埋藏在地球宝藏的深处,静待被发现。
在对抗耐药菌的过程中,人们还逐渐意识到,用两种分离的视角看待人类和动物健康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在召开了首届“同一个世界,同一种健康”大会。这场大会,将人类、动物和环境健康及不安利联系到了一起。
会议的组织者起草了《同一个世界、同一种健康的曼哈顿原则》。其中一系列的原则性陈述督促全球领导人、公民社会和全球卫生界,要认识到我们的世界是相互关联的。
一共有12条原则,包括呼吁承认“人类、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健康之间的必要联系,以及疾病对人类其食物供应和经济,还有维持我们都需要的健康环境和生态系统功能所必不可少的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威胁”。
在《餐桌上的危机》 一书中,作者玛丽安·麦克纳讲述了一个关于禽肉、抗生素和努力对抗耐药菌的精彩故事 。
在饲养食用动物过程中有四种应用抗生素的方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源于现代社会生产制造蛋白质食物的方法。
我们生产数量巨大的食用动物,并将它们密集地饲养在一起,从养鸡场和火鸡饲养场,养牛场和养猪场,到产业化的渔场。当大型生产作业采用高水平生物安保措施,限制致病菌与动物接触的方式时,这些动物患上传染病的可能性较小。
但是一旦这些细菌入侵,它们的扩散速度就很快,范围也很广,所以就要用抗生素来治疗感染。但抗生素同样被定量饲喂给健康动物,防止它们被患病动物传染,以期预防感染,或者控制感染。此外我们还用抗生素来促进牲畜生长。
人类和动物健康通过无数方式仙湖连接起来,因此解决方案必须两者兼顾。而“同一种健康”提供了找到解决方案的最佳途径之一。
抗菌素耐药性的未来将会影响我们生活与死亡的方式。
在技术层面,疫苗和噬菌体疗法带来了希望;在经济层面,人们正在提出各种思路,激励制药企业努力展开研发。
世界卫生组织内部出现了新的紧迫感,想要提高监控力度,并赋权给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贫穷,部分大国小国。
然而细菌,并不知道这一切,细菌将会继续做他们从生命之初就开始做的事情:演化,适应,并且准备好应对下一场生存之战。
尽管存在挑战和挫折,人们始终存在一丝乐观的心态。
这种乐观植根于相信人类创造力,相信尚未开发的巨大自然资源宝库,以及相信团结一致的力量。
《耐药菌小史》读后感(四):致命一击
在这本书之前,我连续读了两本关于抗生素耐药性的科普。一本是《餐桌上的危机》,这本书以流行病学探案的方式揭开了“吃鸡肉让人无药可用”的秘密——家禽养殖过程中投放的大量抗生素培育了大量对抗生素耐药的细菌,这些细菌的逃逸和耐药性的扩散又最终导致了人感染时无药可用。另一本是《仿制药的真相》。在这本书中,我第一次意识到,面对感染无药可用的恶果确有多个始作俑者。家禽家畜养殖里的抗生素滥用以及人类医疗的抗生素滥用只是原因的一部分。便宜的抗生素仿制药往往短斤少两、或容易变异,即使患者足疗程服用也无法在人体内达到足够稳定的药物剂量。这些便宜却疗效不够的仿制药抗生素同样在致力于让更多的人面对细菌感染无药可医。并且,由于有钱的特权阶层不会使用仿制药,首当其冲的是买不起、买不到原研药的穷苦大众。
这两本书为了讲清楚抗生素耐药性的前世今生,也捎带着梳理了耐药菌的历史,比如青霉素的发明就是科普这个话题时不得不提的里程碑式的时刻。因此当我再打开《耐药菌小史》时不免怀疑,我还能从这本书里读出什么新东西来。事实证明这本书比《餐桌上的危机》和《仿制药的真相》走的更远。前两本书都是聚焦在更为具体的事物上——餐桌和仿制药,而《耐药菌小史》所关注的“耐药菌”则是更为庞杂的对象。没有一种特定的细菌生来就是耐药菌,任何细菌,只要能在特定情况下致病,并在人类与细菌的生化武器战中发展出了对抗生素的耐药性,都在源源不断地加入耐药菌的大家庭。伴随这个过程的历史也比我预期的更为广阔。这段历史在时间上远远早于青霉素的发明,在范围上也远远超越了医疗领域的限制。
如果说耐药菌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畜牧家禽业的工业化还是抗生素的医疗滥用——那么远离现代文明的人群就不应该受到耐药菌的烦扰。但的新研究者发现,就连人类从未踏足的地方野生活着耐药菌。在距离地球表面1300英尺(约396米)的巨坑中,研究者发现了与人类文明隔绝了近400万年地区的细菌也具有抗生素耐药性。类似地,对委内瑞拉亚诺玛米部落的微生物组的研究也证明,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族群同样携带抗生素耐药菌,这给我们理解耐药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维度:
如果说之前读的两本科普《餐桌上的危机》和《仿制药的真相》是关于人类“无药可用的未来”真实的恐怖故事和绝望之书,那么《耐药菌小史》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种希望也在创业领域存在。所有科普抗生素耐药性的作品都会谈到人类无药可医的困境有一大半来自国际医药企业因无利可图而纷纷放弃开发新的抗生素。在无利不起早的商业领域,这一现实几乎给人类判了死刑。但《耐药菌小史》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消息,在人类无药可医的悲惨未来的图景之中,仍然有人在努力打破这种僵局、带来可能的改变:
当然,《耐药菌小史》也提醒我们不要过度乐观。在梳理各种抗生素的发现史时,读者会发现抗生素的历史也是政治的历史。我们一次次看到冲在科研最前线的年轻研究者被声势浩大的“祖师爷”利用和欺骗,诺贝尔奖没有留下真正英雄的名字,而是被交到宫斗赢家的手中。我们也看到战争成为耐药菌最好的帮凶。当炮弹、感染和劣质药品落入战乱地区,耐药菌也随之壮大、扩散。正如新冠病毒可以不用护照就席卷全球,耐药菌也可以随之席卷全球。在这个意义上,阻止战争、维护和平、救助战乱地区的无辜平民就是拯救我们自己于一个无药可医的未来。
为了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必须保护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那些东西,其中包括家禽家畜、野生动物,也包括依赖于仿制药的穷苦大众和战乱地区的难民。因为我们的分裂将给耐药菌给我们致命一击的机会。
《耐药菌小史》读后感(五):我们为什么需要“人造肉”?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生化学家阿米特·杰芬开始研究人造鸡肉,这一项目旨在有朝一日能让人们不再为吃鸡肉而养鸡、杀鸡,所采用的方式是从鸡身上提取一个细胞,并让这一个细胞分裂繁殖,直至形成一整只鸡的鸡肉。
现在,这种技术已经走出实验室,并在新加坡获得了商用许可。尽管还没有得到大规模普及,但人类距离不养殖、不杀生就能获取肉类的未来又近了一步。、
人造肉(图片来源于看点快报)
关于“人造肉”的讨论从未结束。它因为成本极高而久遭诟病,又被质疑不能替代真实肉制品的口感和营养。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或许比我们认为的更需要“人造肉”,因为为了获取更多的肉制品,人们采用的集约化养殖方法正在无形之中消耗人们的健康账户。
以消耗量巨大的鸡肉为例,为保证大规模养殖的利润而投喂给鸡苗的抗生素,正在以耐药菌的形式返还到我们身上。抗生素的耐药性,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公共卫生危机。
如果吃,请多吃
1945 年12月11日,一个身材瘦削、脸上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苏格兰人在斯德哥尔摩登台亮相,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弗莱明,即将接受诺贝尔奖,获奖原因是他发现青霉素的研究工作。
青霉素发现者亚历山大·弗莱明(图片来源于医脉通)
临近发言的尾声,这个苏格兰人讲述了使自己获奖的这项发现的局限性,并且发出了以下告诫:
弗莱明发现的青霉素不仅帮助盟军赢得了战争,还救助了全世界生病的人们。抗生素问世后,除了在医疗中发挥奇迹般的作用以外,也迅速成为现代农业的助推剂。它能够促进动物生长,还能起到预防养殖禽畜患病的作用,于是农业中滥用抗生素的状况越演越烈,使微生物对各种重要的抗生素相继产生耐药性。
耐药性是细菌进化产生的防御性适应策略,可以保护细菌免受抗生素的攻击。耐药性源于细菌基因的微小改变,正是这种改变让细菌获得了抵御抗生素攻击的能力。细菌改变其细胞壁的结构,使药物分子无法附着、穿透。减慢细菌耐药性形成速度的方法,就是谨慎地使用抗生素:按照正确的剂量,遵循正确的时长,依据致病菌选择对症的抗生素,不再出于其他任何原因滥用抗生素。在农业上使用的大多数抗生素都违反了上述原则,造成的恶果就是耐药菌感染。
而这些耐药菌的终点往往是我们的餐桌上——尤其是在工业化养殖的鸡肉里。耐药菌的产生源头,正是那些集约化生产、将肉鸡关在拥挤不堪的笼子里并投喂大量抗生素的农场。
餐桌上的危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席卷全世界的耐药菌感染只会袭击那些滥用药物的人。请求医生开抗生素的父母,即便他们的孩子感染的是病毒,吃抗生素根本不起作用;那些乱开抗生素而不看处方是否对症的医生;疗程未满就因为感觉好些了而停药的患者;在某些无须出具处方便可在药店购买抗生素的国家,那些自作主张服用抗生素的患者……
然而,自抗生素时代伊始,这类药物就有另一个重要的用途:用在即将成长为食物的禽畜身上。
《餐桌上的危机》中信出版社·鹦鹉螺3月
玛丽安·麦克纳在《餐桌上的危机》中写道,全世界售出的超过50%的抗生素都不是给人类服用的,而是给禽畜吃的。养殖场里的动物会规律性地从饲料和饮水中摄入抗生素,而这些抗生素中的大部分都不是用来治病的。给肉禽和肉畜投喂抗生素,是为了让它们更快地增重,或者预防它们生病。毕竟,养殖场拥挤的环境让这些动物在面对疾病时表现得极其脆弱。
《餐桌上的危机》中信出版社·鹦鹉螺3月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渔业中。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现代渔场的出现,挪威三文鱼产业大规模发展。一个典型的渔场包括几个并排放置在海边的圆形大笼子,可以网住10万条三文鱼。而更大的笼子甚至能网住25万条鱼。
随着渔业规模扩大,出口量也相应增加,同时扩大传播的还有一种被称为疖病的毁灭性鱼类疾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和保护三文鱼,挪威的渔民们开始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将它直接添加进鱼饲料。
随着渔业规模不断发展,抗生素的使用量也在增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需求量大到渔民要使用水泥搅拌机将抗生素拌到鱼饲料中。
由于将近2/3的抗生素被用于此类目的,而这些抗生素的药物结构又和用于治疗人类疾病的抗生素相同,因此,一旦致病菌对养殖场使用的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同样的抗生素在人类身上的药效就会大打折扣。
一场人类与细菌的竞赛
不同年龄段、地域和经济状况的患者都被这张无法治疗的传染病之网联系起来。这不仅仅是资源或者贫穷的问题,因为一部分世界上最先进的卫生保健系统在奋力与耐药性感染斗争。仅美国一地,每年平均有超过3.5万人因多重耐药性感染而丧命,其中一些人还是在享有盛名的医院接受治疗的。全世界范围内,死于耐药性感染的人数超过了死于乳腺癌、艾滋病或者糖尿病并发症的人。
滥用抗生素(图源搜狐网)
在《耐药菌小史》中,作者穆罕穆德·H.扎曼认为,抗生素耐药性跨越各个大洲、国家和文化,对我们所有人构成了威胁。
然而,无论如何,科学家使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发现,借助天才头脑和机缘巧合,在追求利益并展示同情心的同时,已经成功延缓了世界末日的彻底到来。
《耐药菌小史》中信出版社·鹦鹉螺5月
但是,抗菌素耐药性确实拥有未来,而且它的未来将会影响我们生活与死亡的方式。每年有上千万人死亡的潜在未来末日图景真实存在,但是,近几年充满希望的发展也真实存在。在技术层面,疫苗和噬菌体疗法带来了希望。在经济层面,人们正在提出各种思路,激励制药企业努力展开研发。世界卫生组织内部出现了新的紧迫感,想要提高监控力度,并赋权给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贫穷,不分大国小国。
耐药菌问题将成为人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共同敌人。对于肉制品消耗量逐渐攀升的人类社会来说,“人造肉”不仅是对动物福利的一个解答,更可能是人类对抗耐药菌的一个可行选项。
我们能做的很有限,我们能做的又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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