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司马迁是我国汉代伟大的文学家和历史家（注意，他首先是文学家，其后才是历史家）。他的经历是那么的简单却又那么的复杂，简单的原因是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任汉武帝驾前郎中及太史令，后受蚕室之辱又任宫中中书令至死；说复杂却也是存在于他的简单中，身受宦官之奇耻而忍辱，以蝼蚁之姿而苟活，成旷世大书而无人知晓其死。
要了解司马迁，就必须了解司马迁受宫刑的前后；要了解司马迁受宫刑的前后，就必须先了解李陵这个人。
李陵是一代名将李广的孙子。李广的事迹我们可以从司马迁的《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可以得知：品质和才干同样卓越的名将，用司马迁的话来概括就是“勇、仁、简”（武艺高超、作战英勇，仁爱士卒，为人简易），唐代诗人王昌龄之“秦时明月汉时关”诗句中的“飞将”就是他了。李广的“勇、仁、简”没有传给他的孙子李陵，勇且勇，惜匹夫之勇；仁且仁，叹假义之仁；简且简，却未见之简。这与司马迁笔下的“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有着天壤之别。在我看来，李陵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匹夫小人。天汉元年，匈奴归汉使者，随后，汉遣中郎将苏武使匈奴，被执。天汉二年，汉武帝遣李广利伐匈奴，都尉李陵在后“将辎重”。李广利何许人？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具国戚之重。对于这种人，名将之后的李陵显然是瞧不起他的，这和司马迁的看法是相同的，如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了李广利统帅汉军伐大宛却大败而归的事件，可以看出正义之士对李广利是有许多憎恶的。但他有一个受着皇帝宠幸的妹妹，偏偏李陵是个愣头青，不愿在李广利麾下受屈，私心里认为：“将辎重”是一个无关痛痒的衔，得了大胜，功劳全是李广利的，所以他想汉武帝“自请带兵以独当一面”。遂率五千步卒而出，恰与匈奴主力相遇。“与单于战，斩首虏万余级”《汉书。武帝纪》“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报任安书》），陵兵败，降匈奴。且不论司马迁对此役描写的真实性，其战事之艰巨之辉煌之壮烈，我们只看司马迁对此事的评价吧。在司马迁的心中，李陵是和李广一样的忠义之士，降匈奴是“欲有所为”。是这样吗？李陵的狂妄自大不说，单说降后的言行就可见他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李陵的身世决定了他不甘人后，尤其是居于李广利这种人之后，他的头脑中追求的是一种“名”。《汉书。苏武传》中有记：苏武被拘而不降，单于请李陵去劝降，李陵言：“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既又叹曰：“人生如朝露，何苦自苦如此”。被拘十九年后，汉使用谋使苏武归汉，李陵叹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有歌云：“经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也许他有很多的无奈，也许他后悔没有像苏武这样为国守节，但为填私欲而变节却是不争的事实，他要的是名，带兵出战是这样，降匈奴后仍是这样不忘名之可贵。司马迁应该知道这件事的，尤其在他的《报任安书》中仍固执其见，实为不该，实为糊涂，而《报任安书》正是他赐死的原因，这是后话。司马迁为什么要为李陵这样的小人辩解而冒“诬上”之罪名呢？这就是典型的夫子之愚：李广是自己心中的英雄，正是同情李广的遭遇，爱屋及乌，所以难免不对李陵赋予同情，且李陵兵败而降消息传至朝廷，“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私心和愚驽，如果主上易颜而喜，司马迁不也上上人哉？由此看出：司马迁亲小人、存私心是其受宫刑的导火索。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在《太史公自序》中如是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孔仪”，“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就是司马迁秉笔直书明《史记》、忍屈含垢作文章的原因和动力所在，也恰是他遭遇奇耻和赐死的原因。
我们来看看司马迁的死因吧。
《西京杂记》中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削而去之，后坐举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这在裴骃《史记集解》及东汉已宏《汉书旧仪注》中也能见到。从中可以看到，汉武帝对司马迁的怨恨早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后就有了，而且“怒削而去之”，后世就没见过《景帝本纪》。李陵案正是处司马迁以酷刑的导火索，后“有怨言，下狱死”中的“怨言”正是后代人广掬同情泪的《报任安书》。这从《史记》的末章时期也可以辩出。任安是汉武帝时“北军使者护军”，征和二年，“太子与皇后谋。以节发兵，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变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田叔列传》）征和三年以后的事情《史记》中就不再有记录。可以判定，司马迁死于征和三年左右。关于司马迁的死因，郭沫若有文《关于司马迁的死》，这样说道：“‘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已宏等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试想，一帝之尊能任由你司马迁三番五次“不恭”？《景帝本纪》、《今上本纪》都大大的冒犯了统治者的尊严，“诬上”之罪是最为恰当的。但为什么像刘向、杨雄及班固等与司马迁同代或前后相接的所有学者、历史家都没有对司马迁的死有所记录呢？我想是因为这些人比司马迁聪明，都惧怕于统治者的酷刑暴罚，噤若寒蝉而不敢言。“下狱死”只是很晦涩的说法，已令后人好一段猜。
总之，司马迁受刑、赐死都是他个人愚夫子本性的必然结果，他只是个十足的糊涂虫，在赞赏他为我留下了这么伟大的巨著同时，也为他的为人处世方式深深叹息。文人若此，万世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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