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俊宇：父亲护卫宋美龄的故事

父亲护卫宋美龄的故事

——实录东北百余年来的屈辱与沧桑

——根据父亲巴恩敷、伯父巴恩秀生前口述回忆整理

巴俊宇整理编写①

历史在某些地方被歪曲，或被蒙上一层虚伪的面纱。对于一个正直的作家来说，再现历史的面貌，还历史本来面目，一种责任，一种使命。

——父巴恩敷手记

【按语：慈父巴恩敷，（1924—），辽宁省抚顺市人，离休干部。于1924年12月生于辽宁省抚顺市抚顺县驿马寨阿吉堡巴氏家族，满洲国高毕业。一生经历了清末割据、旧满洲国、民国和新中国几个时代。自幼家境贫寒，少年丧母，历经磨难，苦难相伴，却始终锲而不舍，苦苦奋斗。

少年习文，青年入伍，经历了九一八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作过宋美龄的近身侍卫，多年征战，屡建战功，几次死里逃生，其经历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辽沈战役中随国民党郑洞国部队起义加入中人民解放军序列。后转入市政厅从事战时城市管理工作，新中国以后进入国有大型企业担任管理干部，为国家建设发挥才智。

其刚正不阿、磊落坦荡，从不阿谀奉承，尤其鄙视权贵。他坚持真理，坚守人格，在大跃进风靡一时，中苏友好高调宣传的背景下，他以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气魄大胆批评不注重产品质量的浮夸之风，并开展调查研究，指出苏联红军在进入东北后奸淫妇女，大肆掠夺矿产和设备的问题。结果因其直言正谏，58年反右时以“反对大跃进”“反苏即反共”的罪名，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后半生从此郁郁不得志，报国无门。

其自幼饱读诗书，书法文章颇具造诣，书法以行楷和行草见长。

其为人谦和，乐善好施，心地善良，悲悯天下，同情弱者，救赎世人，被他救护的抗日壮士、逃荒要饭者不胜枚举，所做善事善举，在乡里邻间广为流传赞颂。

其生活简朴，勤俭持家，热爱劳动，尊重农工。怀揣浓浓平民穷人情怀，身抗铮铮工人阶级气度。

因脑溢血后遗症，加之年事已高，终于10月23日午夜12时23分溘然长逝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享年九十三岁。

转眼间父亲已离开我们三个多月了，但一切恍如昨日，父亲的音容笑貌始终不时出现在眼前，依旧沉浸在无限的哀思中。工作之余整理老父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回索老父不平凡的生平，不由感慨万千。而其中1946年冬在长春护卫代表国民政府来东北处理接收事宜的宋美龄的故事尤其具有传奇性，也是研究旧满洲国和民国时期东北历史变迁和历史事变的重要的史料。】

父亲和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弟姊妹，他们没给我们留下万贯家财，但父亲的刚正与善良，母亲的坚忍与豁达却留给我们无限的爱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之间真说不上相濡以沫，反倒可以说磕磕绊绊。父亲是个儒雅的文化人，母亲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吵吵闹闹是难免的，但母亲吃别的女人的醋这可是鲜为人知的，而这个女人是个大人物，竟然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蒋总统夫人宋美龄，这可能叫人不可思议。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真实的故事，这还要从上个世纪日本侵略我国东北说起……

父亲巴恩敷摄于50年代

父亲1924年生于抚顺市抚顺县阿吉巴氏家族，虽抚顺一代巴氏族人许多自称以汉②，大多自认宗于满，然细考巴氏祖上或源于伊尔根觉罗巴雅拉氏氏族。村口西山上坐西南朝东北就是巴氏老祖坟，那是祖父以上的老一辈的坟冢，从遗留下来的青石狮和雕刻精致的碑座来看可以想见当年的显贵。直到现在父亲出生的山村仍然流传下来“巴的沟”“巴的山”等老地名，这都是祖父老一辈留下来的，到了祖父这一辈，几经战乱已沦落为破落地主。而就是这些家产也在一场官司中差一点被输掉。据老一辈回忆当时出售一块田产，田契上写得明明白白这个山脚到那个山脚计多少亩，可是在写合同时奸商欺负祖父不识字居然没写山脚，而是这座山到那座山。祖父的许多房产和庄园都在这山中，后果不堪设想，这场官司旷日持久的打了许多年，虽然赢了官司，结果家族也元气大伤，财产损失大半。祖父是个武出身，不注重文化。这次官司教育了祖父，其发誓其后代一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父亲这一辈哥四个，父亲行四。祖父省吃俭用供父亲哥四个上学，父亲和三个伯父从小就在村里私塾就读，并最终均系满州国立高中毕业，这在当时当地已经是“最高学府了”。

伯父与张作相

大伯父巴恩秀长父亲十二岁，伯父青年时期正是张作霖统治时期。1928年16岁的伯父国高毕业，适逢东北王张作霖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火车站炸死和东北“易帜”的重要时期。当时伯父和父亲都是爱国将领张作相的两个儿子的同学。一偶然的机会，伯父被张作相选中去作随员，父亲哥四个继承祖上东北民族的血统，都是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子，且相貌堂堂，身材魁梧，文武双全。伯父更是仪表堂堂，能文能武，加之伯父心性和善，谨慎精细深得张作相赏识，没多久就被安排到老家官邸做管事，又得张夫人的赏识，认作干儿子，两年后又被推荐到某警署任所长。

张作相将军

当时在东北日本人势力一直在扩张，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地方军政一方面千方百计的抵御日本势力，同时对于远东的苏联和共产党也心怀防备，就此东北形成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犬牙交错的状态。伯父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对于当时辛亥运动中亲日势力出卖北满（东北）给日本的行为极为愤慨③，自然追随张作相将军多年。在这些年里，伯父与张作相的铁杆兄弟张筱夫（音）关系甚密，也一直受其袒护和提携。后来时局发生的巨大变化，伯父渐渐的对张氏东北统治失去了信心，思想也发上了微妙的变化。就在这时候通过张筱夫结识了当时在张作相手下任军需官的那古路（音），其还是远房族亲，二人十分投缘，过往甚密。后来此人秘密加入中共，直接受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任中共南满抚顺地区某交通站站长，遂即发展伯父为地下交通员，直接与其单线联系，后来此人被派往满州国兴安军四十九团少将团长郭文通处任军需官，并以此为掩护开展秘密情报工作。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郭文通等拒绝国民党招抚，投奔八路军，其随郭文通等回归组织，后加入四野，1948年辽沈战役中，在一次押运军需物质途中，火车遭遇敌机轰炸而牺牲，这是后话了。

张作霖时期的东北

孙中山在日本与宫崎寅藏等合影

孙中山在日本孙中山与友人梅屋庄吉夫妇合影（图片来自互联网）

网传孙中山与日本签订出卖东北（满洲）的中日密约影印件。主要内容：“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承诺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拥有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详见注释3 ），其真伪史学上一直有争论，成为中日近代史一大悬案。

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卖国信。（部分）（文字内容见注释3 ）（文件来自互联网）

1930年9月，张学良入关，把东北军政大权交张作相代理。当时驻东北日军蠢蠢欲动，张作相等未采取防范措施，而张作相又于“九•一八”事变之前回锦州为父治丧，把吉林军政大权交其参谋长熙洽代行，为日军入侵和熙洽降日造成可乘之机。日本自从在东北制造“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之后，不断挑衅。1931年9月15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奉张学良之命，到锦州面见张作相，请张作相速回沈阳主持大政。张作相以其父丧事未毕为词，而没立即返沈。据伯父回忆当时张作相父亲治丧时，伯父一直在左右当差，当时办丧时间长达一年有余，老家的村子里天天吃丧席，天天杀猪，剩下的头皮下水和吃剩的饭菜都留给村子里农户食用，据说村子里的村民一年没开伙，足见当时的规模和张作相孝心。年逾下葬时，因为当时已经易帜，张作相兼有国大代表身份，南京国民政府特派专员前来吊丧，并立石碑。碑文是用宣纸直接拓上，拓完碑文后宣纸原文主事官员遂即给了在身边负责警卫的伯父，说：小伙子，这个给你留着吧。这个碑文原稿一直被伯父珍藏，后在文革期间为避免麻烦而销毁。

大伯父巴恩秀摄于70年代

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张作相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同年2月任华北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兵团总指挥于热河督师抗日。热河失守，张作相退兵古北口。后见南京政府先令东北军抗日，东北军失利，又迫使张学良下野，张作相愤而辞去军职，下野后张作相举家前往天津隐居，淡出军政界。东北军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命令下开往西北“剿共”，东北完全被日本人控制。此时伯父愤然离开军警界，在老家赋闲。

1932年3月9日，日本正式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为维护当时地方治安“满洲国”招募原东北军政遗散人员组建新警署，而伯父则几经躲避，意欲经锦州转道流亡关内未果。一日，忽有人来访，居然是久已失散那姓中共地下党，知悉其依然在坚持斗争，并正积极组建抚顺地区地下交通网。在其安排下，伯父复职，表面上是警署所长，实际上是地下交通站秘密负责人。

父亲与抗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③，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仅几个月，整个东北陷入敌手，沦为殖民地。东北军奉不抵抗之命撤入关内，实际上东北军主力已在中原大战和平定“石友三叛乱”时入关，而事变发生时撤到关内的主要是辽沈地区的东北军，吉林、黑龙江的东北军都被隔绝在关外。这部分东北军中一部分爱国官兵在李杜、马占山等将领率领下自发抵抗日寇，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基础，④不屈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东北人民，奋起抗战。义勇军、自卫军等各种抗日武装揭竿而起。辽宁省义勇军发展到58路，划分为5个军区、几十个支队约25万人。在60余县开展抗日斗争。

1934年2月，时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的杨靖宇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在抚顺的“三块石”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杨靖宇不仅利用这里天然的屏障优势作战，而且还在深山老林处建起密营，与敌迂回作战。至今在老黑槽沟海拔800米的半山腰处，仍保留着抗联战士们用过的石头碾子、“地窖”、“窝棚”等遗址遗迹。

918事变后的东北

918事变后的东北

918事变后的东北

在抚顺地区有李春润第6路军、包景华第9路军等7支义勇军部队，分别在清原、新宾等地进行抗日斗争。1935~1936年间，抚顺地区形成了抗日斗争高潮，许多爱国青年踊跃参军抗日。一些伪军也不断哗变，纷纷加人抗联队伍。抗联一军在两师的基础上增建第三师。1936年5月，一师二团、五团、桓兴游击大队及新宾地方农民自卫队500余人集中到倒木沟里，正式组建了抗联第一军三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而那古路姓亲属正是与王仁斋部秘密地下联络人。

1934年日本关东军用近两年的时间修建了抚顺典狱，专门用于关押我爱国同胞以及朝鲜、蒙古、苏联等国的反战和平人士。1937年伯父被调往抚顺典狱任狱警，后来升任看守长，而地下交通站正设在敌人的心脏之中。这期间伯父以以公开的看守长的特殊身份以宽厚和善的形象，开展地下抗日活动，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掩护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北的地下党员及抗联同志，保护和救护被捕的抗联战士，以公开的身份为监狱里难友增去权益，创造斗争的条件，掩护了许许多多地下党员和抗联战士，被称之为“巴大善人”。被伯父所掩护和保护的地下党和抗联不计其数，后来都在解放战争、建国后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在日本特高课极阴毒和猖狂的背景下，冒着生命危险英勇的斗争，一次竟然在大搜捕中把我党一名高级干部放在寓所水缸躲过一劫。这些人多少年后都不忘这份珍贵的情谊，记得1960年爷爷去世，许许多多我党高级领导干部都前来吊唁，有的甚至特地从北京、沈阳赶来，其实他们都是当年战友或得到伯父掩护、救助的地下党员或抗联战士。就足以证明他们之间的情谊和感情。

原满洲监狱后为关押末代皇帝溥仪等战犯的抚顺战犯监狱旧址

在当时，伯父每天要和另外两个地痞出身狱头周旋，这两个人一人外号叫“解大马棒”，一人外号叫“曾驴子”其实都是日本人的心腹，其残害抗日志士，并千方百计于伯父作梗，暗中刺探伯父的行踪，司机向日本人告密。伯父每天都生活在极度恐怖和危险之中，斗争之艰险可想而知。此二人后来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监狱难友乱石打死，暴尸荒野。

日本统治下的东北

日本统治下的东北

据父生前回忆说：当时伯父出来做事，二伯父、三伯父则在家维持家计，那时奶奶巴李氏病逝，16岁的父亲满洲国高毕业，年纪不大但却已是高高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又有文化，懂得簿籍（珠算）。爷爷说，“别在家里吃闲饭了，和你大哥出去做事吧”。就这样大伯父把父亲带到了抚顺城北满监狱在伯父手下作勤务（杂役）。为了和新宾山上抗联保持联系，父亲成为秘密的编外交通员，常以走亲戚，做小买卖往返于新宾抚顺之间，秘密传送情报。

父亲巴恩敷抗联时期

“我经常带着物品，往返抚顺与清源、新宾，交给当地的商铺老板，每次你伯父都神秘秘紧张兮兮的把我叫到一边，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走小路，遇人少说话，示弱装憨，哪件物品千万不要丢失了等等。我倒是也不知道其中的厉害，总感到这里有天大的秘密，其实物品里夹带着都是秘密情报，有时把情报缝在衣襟里，狗皮帽子里、靰鞡里，现在看来就是给三块石抗联根据地送情报，如果被发现了肯定就被枪毙了。”父亲回忆说。“那时候抚顺山区极其严寒，零下三十几度，大雪封山，骡马车都不通，只有徒步，有时一走就一天，好几次在山里几乎被冻僵，差一点走不出来……”父亲每每回忆这些往事都神情黯然，可见他当年吃了多少的苦头。

父亲与铁石部队

根据1933年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的对外“国防”由关东军负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本陆续抽调关东军前往中国战场，伪满洲国国境防务日益空虚，于是在1938年颁布《国兵法》，规定“全国”20至23岁的男性都有服兵役三年的义务。开始在东北“满洲国”全境招募“国兵”，即以保卫皇帝和满洲国名义组建满洲国军⑤。每年春季征集20万人，予以军事训练，主要是充当工兵，修筑军事堡垒，或者协助警察维持地方治安。不适合服兵役者要参加为时三年的勤劳奉公队，从事土木工程建设。

1944年，当时由于日寇在华北战场屡遭八路军打击，感到兵力不足，由于兵力不足，故调伪满军一部分冀东担任警备任务，44年末，伪满军事部组建“铁石部队”，所谓铁石，是按伪满“军训”中的铁石纪律和铁石训练取名的。这支部队包括步兵，骑兵，铁路警察，宪兵，通信兵等多兵种，总兵力约1.6万。下辖1.步兵旅，代号“铁心部队”辖步兵27团（原属伪满第七军管区，团长是伪满上校刘德溥），代号刘德部队，步兵37团（原属伪满第一师，团长是伪满上校日本人南清一），代号南清部队，及1个骑兵队，辖2个骑兵连，该部共约8500余人。2.骑兵旅，代号“铁血部队”辖伪骑兵47团（原属伪满第二师，团长是伪满上校蒙古族胡克巴图尔），伪骑兵49团（原为伪陆军兴安军官学校教导骑兵团，团长是伪满上校蒙古族郭文通），以上骑兵均为蒙古族，及通讯队，自动车队等，共约3000人。3.伪满铁路警察部队，代号“铁华部队”，下辖3个团，约1600人。4.联络部及附属机构，代号：“铁虎部队”。

30年代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皇宫大门（长春）

30年代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国务院（长春）

伪满皇宫

伪满时期的东北

民国时期东北地图册

民国时期东北地图册

民国时期东北地图册

国兵的产生是满洲国产生相联系的，满洲国产生是与辛亥年间亲日势力鼓吹的“驱除鞑虏”的排满政策和民族仇恨思潮有关，据老一代人回忆，在当时排满势力风靡，坊间盛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⑥之说。据老一代人回忆说，当时暴乱时期（辛亥革命），民间人心惶惶，常有好几代都生活在关内甚至南方的东北人（有满族，也有东北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几经磨难逃回东北。据逃亡者说，关内大暴乱，到处杀鞑子（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只要见到身材魁梧的高个子留辫子的汉子，拎其鞭子就摸后脑勺，如果是平的，二话不说就爆头砍下来。（满族人有婴儿生下来睡米枕习俗，所以其后脑都是平的，其实整个东北汉族和其他民族也都有这个习惯，所以，几乎所有东北人后脑都是平的），所以当时扩大民族仇恨使全国满族同胞被残害不计其数，在屠满过程中许多汉族和蒙古族同胞也同样受到迫害，关内有不少生无着计，逃回东北者，回到东北后投亲靠友，也没有亲属可投者无数流落街头，成为流浪者。抚顺地区盛传民谣：“到了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街头饿殍满地已成习常。辛亥革命以后，整个东北地区被称为“鞑虏”的原发地，在“驱除鞑虏”排满口号下，东北几千万满汉同胞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被排挤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张作霖的军阀割据又缺乏执政合法性，客观上造成所谓“北满地位未定”的局面，也才为日本侵略中国和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提供了条件和借口。由于东北长期处在边缘化状态，游离于中华民族正统民族主体大家庭之外，民国时期进步革命思想未能影响到此地，加之在当时东北一直是满清王朝的皇封之地，抚顺又是清王朝启运和发祥地，所以尽管历经北洋军阀统治以及后来的民国时期，致使民间皇统意识还是很强的，尤其是在清王朝发祥地的抚顺山区民间更为强烈。尽管当时的伪满洲国已经不是当年的满清，但依旧在民间有一定的皇威和影响，至少有一定的认同感。在意识形态上和日本人的统治是格格不入的。而且当时对国兵的要求极高，而且待遇也不低，与日本关东军实行统一军衔制，要求有一定的文化，身体健康，不是一般人能被选征的。记得老一辈人回忆，当时在民间认为当国兵为了保卫皇帝和满洲国，一般农村人家还以当国兵，保卫皇上为荣。

所谓扬州十日的所有说辞就源自于这本，“躺在日本图书馆200多年无人知晓”，却在辛亥革命中被人“意外地发现”别有用心从日本带回来的，后为当时排满工具的小宣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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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兵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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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兵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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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父亲刚满20岁，按着当时《国兵法》规定，父亲须应征。据母亲回忆说：“归屯以后，在方圆几个大村镇上万人中只选上三个国兵，其中就有你爸爸，当时我们刚结婚不到三个月”。但由于父亲受到参加革命的伯父的进步思想影响，拒绝应征，为了逃避征兵，父亲只身躲进深山里，住在搭建的窝棚里，每隔一月家里偷偷送些食物和用品进山，父亲回忆说，“那简直就是野人的生活，很难想象怎么熬过来的”，就这样父亲整整在山里漂泊了近一年。

可是父亲躲进山里，爷爷可遭了殃，因为逃避征兵那是犯法，并以抗拒《国兵法》的罪名，把爷爷抓紧了监狱，爷爷一着急就病倒在了监狱里。而伯父却就在那个监狱做事，眼睁睁看着自己父亲受难，却束手无策。

后来伯父找到了其上级那个那姓中共地下党，说明父亲的情况，让帮着想办法解决难题，当时，那古路的公开身份此时已成为伪满兴安军四十九团（铁石部队一部之铁血部队）少将团长郭文通的军需官，负责筹措军需物质，他以此身份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他说：“步兵27团刘德溥的参谋副官易芳祥（音）是我们的人，他身边正缺可靠的联络人，可以让你弟弟去他那里，这样既可以为抗日做工作，还可以解救你父亲了”。

后来包括中共地下组织在内多方面疏通，免去父亲死罪，答应只要走出大山应征，既往不咎，并放回祖父。就这样父亲在大山里漂流了近一年后，1945年初，走出大山的父亲则被强行入伍，几经周折被编入步兵旅步兵27团（铁石部队一部之铁心部队），团长是上校刘德溥，父亲则暗地里成为与易副官单线联系的交通员。

兵变杀鬼子

父亲入伍几个月后，即1945年8月15日，伪满铁石部队联络部南博彦上校以沉重的声音，宣读了日本裕仁天皇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之后，联络部所属各单位也自动解散，其中的日籍军官大多投奔了驻唐山的日军1420部队。联络部中以原伪满军需少校王化兴为首的近30名中国人，被国民党军统局高参刘梦黎招抚，王化兴出任“山海关先遣军”副司令，并组建了司令部。年末该部进驻沈阳市，改称“东北保安独立支队”。铁虎部队自行瓦解，官兵多返回东北；其余部队一部分官兵则投奔了刘德溥部。

铁血部队两个骑兵团在原伪满兴安军四十九团少将团长郭文通等人率领下，杀死了该部数十名日本军官（岩田熏逃走），全旅迅速返回了东北。当时，国民党军统局少将高参刘梦黎，亲自前来唐山，欲速收容这两个兴安骑兵团，并发布队号为“山海关先遣军”，任命郭文通为中将司令。还先后两次派我到东北给郭文通送信。但是，郭文通、阿思根等人拒绝了国民党收编，后来逃奔了八路军。铁血部队的独立步兵支队因全是朝鲜人，后来经东北去了南朝鲜。

父亲所在铁心部队在26团上校团长刘德溥等人的率领下当天就进行兵变，当即扣留了粟野等日本军官。

兵变的那天傍晚，易副官悄悄找到了父亲，神情紧张地说：“今晚要有大事情发生，团部警卫不牢靠，你找几个可靠的同乡带上家伙，先以到团部后勤帮忙的名义埋伏下来，如有变即可扑向团作战室，到时听我号令，见到日本人动家伙就别客气，全突突了”当时父亲是机枪班班长，他说的家伙就是清一色的歪把子机枪。那天父亲带着机枪班外加一些可靠的同乡20多人，悄悄埋伏在团部伙食班、马厩等角落。晚上八点多钟，只见团部作战室灯火通明，不是有人在议论什么。不一会易芳祥副官走出大门口对门口的警卫人员说，今晚有重要军情，从现在起团部不准进不准出，有不听命令的随时开枪，然后就吩咐把大门关了。随后向父亲摆了摆手，父亲带着20几个人全端着机枪从暗处冲出来。几个日本卫兵和侍从里拉哇啦的正要阻拦，被父亲一行人用枪把子打了过去，几个人都声都没吭就倒下了。接着端着机枪冲进作战室，只见里面坐满了中日军官，见父亲等人冲进来，一个日本军官大喊着就要拔枪，被父亲一梭子打过去，当时就脑袋开了花，一些想动手的日本也被其他人解决了。这时一个日本人把手举起来，说了一句日本话，大概是不要抵抗的意思，随后把自己的枪掏出来，放到了桌子上，其余的人也都被缴了械，这个人正是步兵旅“铁心部队”旅长为伪满少将日本人粟野义雄。原来在26团上校团长刘德溥带领下，以与粟野商量事情为名将粟野等一行十几个日本军官诳至团部，并悉数扣留，并保证只要不抵抗，保证生命安全。

刘德溥其实已知悉易的中共的身份，连夜与易副官商量，命其带几个可靠的人去联系当地八路军。易副官即带着父亲等几名精干连夜乔装去联系当地地下组织去了。经过三天三夜的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当地的一个县大队（并非正规军），派了一个政委过来。结果刘德普好像对对方的身份级别有点不满意，只是好吃好喝的招待，却没有实质性的达成协议，又过了一天派人把政委护送回去了，就没了下文。原来易副官与父亲他们走了以后，刘德溥又派人与国民党部队联系，不久即被国民党招抚，改称为“榆关先遣混成第一旅”。刘德溥自任上校旅长。并派人往返北平多次，最后得到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批准正式受编。受编后部队番号为“东北保安第二总队”。刘德溥被任命为少将总队长。从1945年开始，率部活动在沈阳以北地区，后来在彰武县一带驻防。

就这样父亲所在部队与八路军失之交臂，后来父亲调侃地说，我这一生当过一段的国兵，当过一段的国民党兵，也当过一段解放军，就是没有当过八路军。父亲所在部队后来被国民党正式收编，最终改编为暂编第56师，列入新七军序列。1948年10月19日，暂56师随新七军在长春挟持郑洞国放下武器宣布投诚，即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战斗序列。而父亲所说的一段的国民党兵和一段解放军正是东北光复以后以及辽沈战役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父亲在生前虽然为自身参加满洲国军这段历史背负沉重的包袱，但在他内心里也并没有深深地屈辱感，甚至还强烈不服。他常说：“我们（指满洲国兵）是不服小日本的，军衔高的国兵照样可以斥责军衔低的日本兵，照样可以巴掌的给！我就打过小日本兵，也不敢吭声。”他还说：“还真不要瞧不起满洲国兵，我们的战斗力是蛮强的，东北铁血男儿是很尿性的，主要是看为谁打仗，为那个窝囊皇帝我们受尽了气，我们被利用，后来国民党也是利用我们，后来林彪来了，把四十万满洲国兵拢到一起，我们变成了四野，结果我们南征北战，所向披靡，谁能干过我们？抗美援朝战争中连美国人也没把我们怎么样。”

四野——这支以原东北满洲国军为主体基础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南征北战，所向披靡，成为常胜不败之师，一雪当年东北人民沦陷屈从之辱。而狗皮帽子成为这支部队典型形象特征。

而事实上日本投降后，几十万满洲国军加入中共林彪部队，据《陈诚传》中的介绍：“日军投降后，苏军将关东军六十万人的装备交给了林彪，除此之外，林彪又收编了四十万伪军及保安团队，组成四十个师。最终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这支以东北满洲国军为主体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南征北战，所向披靡，成为常胜不败之师，一雪当年东北人民沦陷屈从之辱，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立下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而狗皮帽子成为这支部队形象特征，其实也折射东北同胞的某种特质和精神心态。

我深深理解父亲这种不屈感，也深深的为东北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夹缝里遭受的屈辱、压抑感到不平。

父亲二进长春护卫宋美龄

45年末，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二总队”一部千余人空运长春，已是上尉排长的父亲正在这一千多人中，后在1946年长春之战中被东北民主联军打散，这是父亲一进长春。

而父亲一进长春的1946年初，却与大名鼎鼎的蒋夫人宋美龄结下不解之缘——有幸作为宋美龄的近身警卫人员保护其在长春时的安全。

今天在长春市档案馆内保存着这样一张照片。1946年1月22日，身穿褐色毛皮大衣，头戴紫貂皮帽，面带微笑的宋美龄在蒋经国的陪同下，缓步从飞机上走下来。10月19日，长春解放60周年纪念日，我曾陪同86岁高龄的老父亲回到了长春，父亲神情凝重的望着这张照片，久久默然不语，一些往事彷佛一一浮现眼前。良久，他自言自语：“就是这个样子，60年了，那时我还是一个20刚过的小伙子……”

1946年日本投降后苏军占领下的长春

1946年日本投降后苏军占领下的长春

宋美龄此次长春之行，名义上是来慰问苏军的，实际上她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

抗战胜利后，长春由苏军实行军事管制。按照《苏军从满洲撤退计划书》规定，苏军将于1945年12月3日从东北撤退回国。此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远在西南，他担心苏军撤军造成东北空虚，给共产党留下发展壮大的机会，先是于1945年12月25日派出留苏多年的蒋经国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就中苏经济合作进行了交流，并利用中苏签约的有利条件，要求苏联延缓撤军。紧接着，就是安排宋美龄来长春慰问苏军。

宋美龄此次来长便是蒋介石精心导演的一幕成功的“夫人外交”。她对外宣称是代表蒋介石慰问苏军，实际上是来请求苏军延缓撤军，为运兵东北争取时间。为了表示中苏友好，抵达长春后，在东北特派员蒋经国的陪同下宋美龄先是在中山纪念堂（现艺术剧场）向包括苏军代表在内的长春各界代表讲话，“宣慰”东北人民，接着又在长春银座（现长江电影院）代表蒋介石向苏军授勋，并在“中央银行”举行了盛大宴会，宴请苏军总部高级将领。尽管宋美龄此行未能与苏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会晤，但她并没有辜负“夫君”的厚望，凭着高超的外交才能，如愿以偿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苏军撤离长春比原计划整整推迟了五个月。

据父亲回忆说：1946年冬某一天，一声紧急哨声部队全员集合在广场，一个国民党军官在几名军人员陪同下，拿着一个名单说：被点名的向前一步列队！巴恩敷、李凤山、孙义祥……名单上第一个就是少尉排长的父亲。这些人都是经过千挑万选才确定的人，都是高高高个子，相貌端庄，而且都是身经百战，身手不凡战士。父亲当时一米八零高，宽肩阔背，浓眉大眼，身上一股子英气，习文会武，也可谓身经百战，这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是少有的素质。

当时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整个东北都在苏军控制之下。“东北保安第二总队”一部千余人空运长春，成为当时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在处在真空状态的长春重要的“正牌”驻军。自然成为宋美龄作为国家第一夫人的安全部队。而选拔出来的由父亲率领特别警卫排则是负责宋美龄近身的警卫部队。

1946年1月23日，宋美龄在已经更名为“中山纪念堂”的纪念公会堂里发表演讲，慰问苏军。据父亲回忆，当天纪念公会堂周围的警卫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所有士兵都背对站立，只有在纪念堂大门左右站立两排特别警卫相向而立，他们都是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身着美式军装，真枪荷弹，向宋美龄等高级军官行注目礼。普通市民只能从远处看见有几辆小汽车开过来。汽车停下以后，宋美龄由蒋经国和当时的长春市市长赵君迈左右搀扶着下了车。宋美龄显得非常高贵，虽然当年已年过四十，但是风韵犹存。

纪念公会堂里遗址（后曾改为中山纪念堂）（现艺术剧场）

宋美龄发表演讲

翻开05月31日长春晚报，在《亲眼目睹宋美龄的风采通红的嘴唇讲广东话》一文中，看到这样一段描述：出生于1928年的毛桂芬老人1946年时还是长春一所女子中学的学生。

“当时会场前三排都是我们女中的学生，也算是妇女界的代表。”近距离的观看，使毛桂芬对宋美龄有了更直观的印象。“宋美龄的气质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浑身上下都是时髦元素，即使陪在她身边的比她年轻许多的孔二小姐也不如她。我给你讲一下任何人都没有回忆起来的宋美龄拿的一样东西吧。”毛桂芬老人接着说，“她手里拿着当时非常流行的手笼。手笼像鞋盒子大小，中间可以装东西，手可以从两侧的口伸进去。”毛桂芬老人特别指出，宋美龄的手笼和她的帽子、大衣都是貂皮制成的。

在宋美龄走向主席台的一刹那，“紧紧贴在右侧墙根处的苏联军乐队奏起了鼓乐。宋美龄讲话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通红的嘴唇。因为她讲的是广东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毛桂芬老人回忆说。

而据父亲回忆，宋美龄一讲话，台下就出现了一片人们交头接耳议论声，秩序比较混乱。原来宋美龄不会说普通话，说的是上海话（父亲说她讲的是上海话）台下的军官和听众听不懂，自然互相交流揣度其意。秩序有点混乱，台上的蒋经国急忙做出让大家安静的手势，然后由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把蒋夫人的话用普通话翻译了一遍。宋美龄的话大意就是：此行来到长春是慰问长春军民，勉励大家团结一致，为建设祖国作出贡献云云。这样一来由于不会讲普通话的原因与宋美龄二战期间在美国的演讲相比，自然是逊色一些。

我把这些报纸拿给父亲看，父亲一字一句看了许久说：“是这样，貂皮，一身貂皮，一顶棕色的貂皮帽子，有气质，真有气质，不愧为第一夫人！”

一身貂皮，一顶棕色的貂皮帽子，有气质，真有气质，不愧为第一夫人！

显然，父亲显得有些兴奋和激动，看来宋美龄的风韵气质确实迷住了当时只有20出头的父亲。在我的印象里，内心孤傲的父亲只赞美过一个女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政府总统夫人宋美龄。而一个出身于贫苦农村的母亲居然几十年来一直在吃这这个著名女人的“醋”，也算是一件奇事了。因为父母两人性格迥异，出身不同，父亲出身在旗，受过良好教育，儒雅，善良，粗犷的外表里却掩藏一股子浪漫。母亲出身贫寒，没有文化，泼辣、刚强、坚韧，二人一辈子争争吵吵，总不消停，每当二人龃龉时，父亲总说：你看人家宋美龄，那才叫女人！自然母亲就更加醋意大发了。

说起来母亲吃醋现在看来也不是无中生有，宋美龄确实在父亲眼里太深的印记。也算是真真正正有过交集。据父亲回忆,整个宋美龄在长春期间，其近身警卫全由这个特别警卫排担任，在宋美龄下榻的居所除了她自身带贴身警卫外，一切安保均由父亲这个特别警卫排担任，而门外的第一道岗，就是上尉排长的父亲。而宋美龄对与父亲这个高高个子孔武端庄东北小伙子也格外有好感，每次经过都打招呼，道声辛苦了，有时还走到近前帮助在凌冽寒风中站岗的父亲整理衣领，拂去身上的浮雪。她出去参加宴请，不在宾馆吃饭，临行前特地叮嘱管事的安排父亲他们特别警卫去吃给她做的菜饭：“别忘了带着兄弟们去餐厅把那些菜饭吃了，别浪费了”

“每次我们都到厨房里大鱼大肉，大快朵颐，老改馋了”，父亲每次说到此，都会像个孩子似的开心笑起来。

据父亲回忆，夜深时节，宋美龄披着貂皮大衣来到寓所门前散步，每每都会来到父亲的哨位前和这个高个子的东北小伙子虚寒温暖：

“小伙子你是哪里的人？”宋美龄努力用蹩脚的普通话问

“俺是本地人，老家在抚顺驿马寨阿吉”

“读过书么”

“国高毕业，还学过簿籍”

“国高？”她有点疑惑

“满洲国立高中”

……她想说什么，欲言又止，话锋一转又问：

“家里还有什么人，家境怎么样”

“妈妈早早去世了，家里还有父亲和几个兄长，兵荒马乱的，挺苦的”

“打走了日本人，国家统一了，安定了你想干什么”

“开商铺，弄个号头进工厂，实在不行回家种地……”

这个年逾40依然风韵绰约的第一夫人不知为什么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冰天雪地的东北小伙子格外有好感，亦或是感激亦或是领袖人物的风范和礼仪，两个相差20岁，地位天壤之别的男女却总有些说不完的话题。而所有这一切，却在当时仅有20岁的父亲内心留下无可磨灭的印记，使得他一生耿耿在怀，终身不忘。

父亲回忆说，一有空她就到门前和我聊天，大人物都是没架子的，那些前呼后拥，凌驾万人之上的场面都是外出时对外人的一种姿态，没人的时候其实她很自然温和，就像一个大姐姐。每当说到这时父亲眼里意外的不易察觉流出一丝留恋和温柔的情愫，不知道一生郁郁不得志，心性压抑，脾气有些乖戾的父亲，此时内心里是怎样的一种感怀。

“她还提到了张作相，那次我提到你大爷（大伯父）和张将军的一些往事，说到张将军父亲去世办丧时，她说张将军是爱国将领，他可是我们国家国大代表，其家父的碑文是我亲自写的”。

这是父亲口头回忆的，现在看来也无法去考证，但如果此事是真实的话，那么，当年张作相家父拓碑文给了伯父的那个被伯父珍藏半生的手稿，居然出至于宋美龄墨宝。可惜，这件珍贵的文物在文革期间毁于一旦，也实在是太遗憾了。

还有两件文物是我接触过的，甚至可以说其中的一件是在我的手中损毁的，那就是宋美龄临行前送给父亲的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为了这两件东西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

原来为了报答感激和好感，临行前宋美龄偷偷的送给了父亲一块外国怀表和一只黑色钢笔作为纪念，父亲一直珍藏身边。宋美玲离开长春不久，战局发生巨大变化，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围攻长春并占领长春，父亲部队被打散。父亲带一些同乡，乔装突围，冒着生命危险，几经磨难，从长春徒步回到抚顺，到家的时候一同逃出来的20几个同乡只剩下三个。而临行前父亲用三块大洋和当地老乡换了老乡的衣服，老乡见他还带着这两件东西，就善意的提醒他，这两件东西你千万别带了，如果带出去一旦盘查肯定把你当逃兵或特务抓起来，如果信得过我就放在我这儿，我帮你埋在牛棚里，日后方便时你再来取。就这样埋在老乡家的牛棚里，做了记号才跑出来。

一进长春（第一次长春围攻战）

“那可真是枪林弹雨，说没命就没命啊”父亲说：“那年和我一起突出来的还有阿吉老付家付老六，说起来还是你远房姑父，和我一起突围，后面子弹打过来，我趴下了，他却愣头愣脑往外跑，我说趴下趴下，别跑，结果他不听，继续跑，前面有一个窗口，他愣头愣脑的跳进去，只听咕咚一声没了动静，过一会儿我爬过去救他，一看是个很深很深积满水的地下室，付老六早没了一点动静……”

死里逃生

加入解放军

1946年4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围攻长春，国民党东北保安第二总队被打散，父亲带一些同乡，勉强突出来，几经磨难，从长春徒步回到抚顺，到家的时候一同逃出来的20几个同乡只剩下三个。当时正是国共拉锯战，父亲的军人身份以及与中共地下党做交通员的身份都因联系人失散了而无法证明，共产党抓国民党散兵，国民党抓逃兵，所以不管抚顺地区在谁的控制下父亲都必须躲起来。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3、4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将领在抚顺营盘设指挥所，无意间父亲被郑洞国在抚顺营盘设指挥所警卫人员侦查清山时发现，带回指挥所，进过严格甄别确定身份后，留在司令部军需管理部门临时当差。后随新6军后勤队伍第二次进驻长春，回归原部，此时其部依东北行辕的命令，已于1947年8月改编为东北第十一保安队。同年9月改编为暂编第56师，列入新七军序列。此间他费尽千辛万苦终将手表和钢笔取回，此后一直带在身边。1948年10月19日，暂56师随新七军在长春挟持郑洞国放下武器宣布投诚，即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战斗序列。后来父亲离开解放军四野战斗部队系列，进入地方任某防空监视哨哨长（公安局前身，警察系列），后转入地方政府市政厅作战时管理干部，建国后进入大型国企担任管理干部（科长），这是后话了。

暂56师随新七军在长春挟持郑洞国放下武器宣布投诚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南征北战

......

记得50年代末我小时候刚刚记事的时候，父亲作为市政厅的科长，整天有一辆老式的美国吉普车接送他，开车的是位白姓叔叔，戴着白色手套，每次总给我带两块糖球，而父亲则是一身黑色的中山装，上面总插着一管黑色钢笔，别一块老式的怀表。现在才知道这物件是这么有来头。1959年父亲被打成了右派，被强迫下放劳动去了，刚满四岁的我再也见不到那辆车来接父亲了，父亲一身笔挺的黑中山装换成了一身劳动服，钢笔变成了铅笔，而那只怀表就更不知踪影了。再过一些年在我家老旧的八仙桌抽屉里有一块早已停摆破旧怀表，淘气的顽童的我整天在家里不安分，没事的时候拿出这块旧怀表琢磨，一天竟然把它卸开去探究里面的奥秘，慢慢的机芯和机壳分离了，再后来只剩下一个空壳，躺在孩子们的玩具盒里。而长期被压抑的父亲整天喝闷酒，脾气变得愈加暴躁，再也不关心这些表和钢笔之类。

父亲巴恩敷解放战争时期

后来才知道和伯父单线联系那同志牺牲以后，伯父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证明也就断了线，解放后落实政策时出现了麻烦，好在伯父作为中共地下党交通员为党做了大量工作，救护了大批我党地下党员和抗联战士，许多都成了我党的高级领导，有这些同志们作证，伯父的组织关系得到认可，至少没有受到冲击，而我党许许多多从事地下工作已牺牲了还没个名分，有的甚至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冤案太多了。而由于伯父与中共地下党的关系证明不清晰使得父亲早期为党工作的经历也得不到充分认可，好在父亲在解放战争中加入解放军系列，至少不影响他作为解放干部。不过为此在极左泛滥的年代父亲始终得不到重用，受到排挤，加之父亲刚直，最后还是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一生郁郁不得志。

父母二人一辈子争争吵吵，总不消停，每当二人龃龉时，父亲总说：你看人家宋美龄，那才叫女人！自然母亲就更加醋意大发了。

10月19日，长春解放60周年纪念日，我曾陪同86岁高龄的老父亲回到了长春

10月19日，长春解放60周年纪念日，我曾陪同86岁高龄的老父亲回到了长春

10月19日，长春解放60周年纪念日，我曾陪同86岁高龄的老父亲回到了长春

10月19日，长春解放60周年纪念日，我曾陪同86岁高龄的老父亲回到了长春

经过了反右、文革一直到粉碎“四人帮”，1978年拨乱反正，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平反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可他已年近花甲，临近离休，一生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尽管如此父亲始终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和风骨，坚持正义，保持浓浓的平民情怀，和工人阶级的胸怀和气度，虽一生不得志但清清正正，坦坦荡荡。平素书法文章，吟诗作词，依然尽显儒雅之风，刚正之气。

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了，我这个右派后代也终有机会参加高考，以优异成绩高上大学。上学前，贫困的父亲一无所有，只有把他年轻时期舍不得穿一件呢子大衣，一条料子裤，一双三接头皮鞋悉数拿出来给了我，还有一只黑色的钢笔，他也没多说什么：只说了句，我也没什了，就这些，都给你。当时理解的不深，现在想起来我知道他对我寄于了太大的希望了。

那支钢笔伴我读了大学，伴我去写作，伴我成就了一名学者,一名大学教授。父亲临终前讲述他过往的故事，特别是他和宋美龄这段传奇故事，我才知道，他把宋美龄送他的那支钢笔送与了我，我原来使用宋美龄给的钢笔读了大学，以及以后的写作和学术生涯。遗憾的是那支笔笔尖早已颓了，笔囊也已烂掉，最后我是没能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

后记

父亲的一生是刚正不阿、磊落坦荡的一生，从不阿谀奉承，尤其鄙视权贵。他坚持真理，坚守人格，在大跃进风靡一时，中苏友好高调宣传的背景下，他以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气魄大胆批评不注重产品质量的浮夸之风，并开展调查研究，指出苏联红军在进入东北后奸淫妇女，大肆掠夺矿产和设备的问题。批评辛亥以来分裂国家，出卖东北行径，反对强权政治和特权主义，结果因其直言正谏，58年反右时以“反对大跃进”“反苏即反共”的罪名，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后半生从此郁郁不得志，报国无门。而正在这鼎沉重的帽子重压下，父亲的整个壮怀和抱负早已随之付之东流，晚年郁郁不得志的父亲嗜酒解愁，一天一斤酒，最终导致脑出血，最终还是郁郁而终。尽管如此，父亲始终保持铮铮傲骨、一身正气，一生坚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和信念，至死不渝！坦荡人生，豪气冲天，时而书写打油诗，笑对世间伪善和强权：

天天有酒是我求，

三餐三酒犹自由，

今日有酒今日醉，

一醉能解万古愁

老父早年手迹

老夫退休五年多，

每日三餐酒当歌，

精神抖擞志不衰，

气死那些王八崽！

老父早年手迹

记得父亲生前我曾经与之有过一次交谈：我问父亲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父亲说只有一次，那就是八一五光复。父亲说的八一五光复就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可见其铮铮民族魂拳拳爱国心。

那天为父守灵时翻阅老父尘封日记，见父亲抄录并批注的陈毅之子悼念亡父之七绝，

五年忍听千夫啐

一死何需万岁泪

且喜碧血润中华

磊落平生应无愧

从父亲的手迹里我隐隐地读到了父亲怀才不遇、报国无门郁闷和愁苦，其实这种郁闷和愁苦一直以来就在漫长艰苦的生活和成长中被我这个天生有些精灵的小男孩感同身受，甚至默默的继承下来，我一直以来就是最能理解父亲的，不仅理解父亲的志向更能理解父亲的情感。而父亲在兄弟姐妹八个中也唯一对我寄予了厚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把他未竟的一切都留给了我……

老父手迹

父亲和我说的最多的教诲就是：“胜不骄，败不馁......”

父亲的遵遵教诲

老父手迹

当一个人走完自己一生时，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人的一生，甚至评价和描述，然后，盖棺论定。父亲的这些过往，可能谈不上辉煌，甚至在一些人眼里甚至还会强加种种非议。关于父亲的一生其实也并没有更严格的官方评价和定论，而58年被打成右派，到后来“摘帽”一直到80年代落实政策定性为“被错划成右派”这恐怕是官方对父亲唯一的说辞。斯人已逝，是是非非早已无意于历史评说，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不管怎样在我的眼里父亲却是那样的淳朴、自然、厚重、正派，他一生坚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和信念，一直是我强大的精神支柱，他的形象就像他的身材一样是那样的高大。

而他生前给我写的一段话，使我铭记于心，鼓舞我不畏强权，坚持真理，坚守良知和良心。也是我写这篇纪实原本和动力所在，他说：历史在某些地方被歪曲，或被蒙上一层虚伪的面纱。对于一个正直的作家来说，再现历史的面貌，还历史本来面目，一种责任，一种使命。

父亲的遵遵教诲：历史在某些地方被歪曲，或被蒙上一层虚伪的面纱。对于一个正直的作家来说，再现历史的面貌，还历史本来面目，一种责任，一种使命。（

父亲手迹）

父亲生前非常喜欢的两首诗词：一是岳飞的满江红•写怀，每读到“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老父每每神情激越，气宇轩昂，亦略显其温文尔雅中蕴含的风骨遒劲。还有就是明代文学家杨慎所作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后来三国演义电视剧将其作为主题歌，父亲更是喜欢唱，每每他都会声情并茂完整的把这首主题歌唱完，而那神情沧桑又大气。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谨以此文纪念慈父巴恩敷先生，纪念那东北黑土地上那段沉重难忘的历史。

巴俊宇4月5日于沈阳

父亲巴恩敷（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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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本文是根据父亲伯父生前口述整理而成，其间走访了老家老一辈人，收集了乡间的一些传说和民俗民风，查阅了相关史料，参考引证了一些史料，其中一些细节适当进行了一些文学性描述，部分老照片来至于互联网。

②巴姓是个多民族姓氏：汉族、蒙古族、满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羌族、彝族、土家族、苗族、傣族、回族、纳西族、锡伯族十四个民族都有巴姓。巴（Bā）姓源出有三：1、出自凤姓，以水为姓。据《姓氏考略》和《路史》载，上古时伏羲氏有个后裔叫后照，定居于巴水，即今四川省东部一带。他的子孙就以巴水为姓，称巴氏。2、出自姬姓，以国为姓。据《元和姓纂》以及《通志•氏族略》载，周代有巴子国，相传因该国地域多河流，而主要河流相连与“巴”字特别相似，故称“巴”子国。3、出自北方小数民族改姓。明清时期（约300年前后），满族、蒙古族人迁徙中原（特别是满清入主中原）后，有不少的满人和蒙古人受汉文化影响，一部分从汉例，改为单姓“巴”氏。其中满族改为巴姓包括的满族老姓包括：阿尔布氏、阿勒巴齐氏、巴雅尔氏、巴尔达氏、巴雅拉氏等。巴雅拉氏及分布在辽宁抚顺一代满族。

但由于满族统治者所建立的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因而使满族的政治待遇曾受到一定时期的负面影响。从辛亥革命开始，几乎在整个民国时期，在排满情绪影响下，满族人受到了严重的民族歧视。许多满族人隐瞒民族成分，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或改成汉姓汉名。关外有的满族人甚至生计没有着落。这样，在满族的发展史上出现了人口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的现象。

关于家族朔源也有争议，家族部分都以汉族自称，也有自认同满族巴雅拉氏。据考实际上很可能是辛亥以来为躲避迫害而称汉的巴雅喇氏族后裔。现北京郊区很驰名满族旅游自治村——巴家园子，其祖上正与抚顺巴家祖上为同宗兄弟：巴登云和巴登高。

③中日之争，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两甲子前的甲午战争，以及后来的“二十一条要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年抗战”等近代中国的民族苦难史中，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罪行磬竹难书。当然这里涉及到日本人对中国独有的复杂文化心态。

与西方国家不同，日本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日本深受中国文明与文化的影响。今日仍传承下来精致的日本传统文化，大多起源于1400年前的奈良时代，而奈良时代正是中国文化东传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奈良文化是从大唐文化复制过去并不为过。

日本近代经过了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其民族生存空间危机缘故其对于中国这个泱泱“上国”一直耿耿于怀，把中国作为其民族的殖民地这早已成为当时日本朝野的共识和普遍的意识形态。在文化价值观中，日本自诩为是中华汉文化直系继承体，在日本文化界鼓吹“崖山之后无华夏，明清之后无中国”，以“中华文化正统继替者”自居，以救世者姿态，不断挑起中国内部民族矛盾，宣扬民族仇恨，不断扩大在华势力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渗透，并在中国培植亲日势力，鼓吹并企图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辛亥事变后的中国存在相当的这种亲日势力。也正因为如此也才使东北渐渐被日本侵蚀，直到“9.18”事变，全面占领我国大东北。可见，不论是当时还是时下宣扬极端民族主义，鼓吹民族仇恨，扩大民族矛盾的意识形态都是与中华民族统一主流思想相悖的民族分裂主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什么？满洲国是怎么产生的？这段历史是很模糊的，也有些扭曲历史的说法。首先而满洲国的产生和辛亥革命后东北权力真空局面相关，有历史学家质疑辛亥革命“驱除鞑虏”的口号，是造成北满分裂东北遭受侵略的根源之一。认为推翻满清封建统治是历史必然要求，毋庸置疑。但鼓吹民族仇恨，扩大民族矛盾，其本质则是在日本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思潮泛滥，是一些亲日势力按着日本政客的意愿而制造出来的混乱局面，而极大的侵害整个中华民族统一的利益。事实上辛亥革命以后，整个东北地区被称为“鞑虏”的原发地，在“驱除鞑虏”排满口号下，东北几千万满汉同胞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被排除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外。张作霖的军阀割据又缺乏执政合法性，客观上造成所谓“北满地位未定”的局面，也才为日本侵略中国和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提供了条件和借口。有许多历史学者认为，所以造成“北满地位未定”的局面，实际上是孙仲山为谋求日本支持而把东北和蒙古割让作为条件与日本执政当局达成的一种默契。这也与后来孙仲山与袁世凯争夺大总统位置而与日本内阁签订的秘密条约《中日密约》中割让北满和蒙古的条款形成契合。可见造成东北复杂局面的影响因素很多，其间与日本长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渗透有关，更和当时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民间一些亲日势力政治倾向相关。而东北始终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北满汉及其其他少数民族一直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满清统治阶级与东北数千万普通满汉及其他少数民族不能混为一谈，而即使有民族或地域间矛盾也是兄弟之争，与东瀛日本夷蛮却是有如水火！而任何抛弃、割让、分裂东北（北满）的所有思想和行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可耻的汉奸、罪人！应得到历史的清算。

东北人民一直以来就坚决的抗日，九一八事变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打响的第一枪！可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仍然把七七卢沟桥事变看成中国抗日的开始，如此，从31年到37年的六年时间里东北人民，东北抗联战士的血白流了么，九一八事变难道与中国无关，只和东北有关么？如果不把九一八事变看成抗日第一枪，那不是等于变相承认满洲国地位了么？所以现在制造的自相矛盾“历史”不仅是对东北人民的歪曲，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形成当时“北满地位未定”东北的局面是多种复杂的历史性因素造成的，而让东北人民背负屈辱的十字架这更是不公平的。

关于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卖国信：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2、袁世凯政府实际上是反日的。袁氏及其政府"佯与日本周旋，而阴事排斥……或政府依违其间，而嗾使民间反对，或其权利已许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之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设其地位之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

3、国民党掌握政权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4、"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关于中日盟约《中日盟约》：是指192月5日，孙中山为寻求日本政府支持，与日本人签订的出卖国家利益的不平等条约。19，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无暇顾及中国。日本政府趁机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而《中日盟约》签订后，孙中山可以依仗日本的力量来对付政敌袁世凯。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不顾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依照法律解决的意见，于19（民国二年）在中国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暴力革命，在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192月15日在上海发行的《正谊》杂志刊登的来函中对《中日盟约》进行指责：“然借异虐同之举，引狼拒虎之谋，前为天良所不容，后为智计所不许。”193月出版的《民族评论》中被进一步揭露。当时外界似乎已有所闻。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中予以证实。主要内容：“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承诺把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拥有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条约中文原文如下：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左之盟约。第一条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第二条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第三条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第四条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第五条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第六条与前项同一之日[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第七条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正[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第八条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第九条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第十条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第十一条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中华民国四年贰月五日即大正四年贰月五日作于东京\孙文印\陈其美印\犬冢信太郎印\山田纯三郎印。

中日盟约是近代史上的一个疑案。在国内外一直存在着“主真派”和“主伪派”史学上一直争论不休，至今未有定论。

④“9•18”后东北军奉不抵抗之命撤入关内，实际上东北军主力已在中原大战和平定“石友三叛乱”时入关，而事变发生时撤到关内的主要是辽沈地区的东北军，吉林、黑龙江的东北军都被隔绝在关外。这部分东北军分成两派，一部分爱国官兵在李杜、马占山等将领率领下自发抵抗日寇，成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基础；另一派在熙恰、张海鹏等的裹挟下投靠日本人，成为伪满洲国军的基础。

⑤关于满洲国军，现在一些历史简单地把东北满洲国国军同关内投降日本的汪伪汉奸伪军等同起来是不合适的。包括国军在内东北本土各民族对日本人并非电影里，小说里特别是那些粗制滥造的“抗日神剧”描绘的那样言听计从，更不像关内那些成建制投靠日本人汪伪汉奸伪军那样低三下四做日本人走狗。日本人在东北也是有一套法度的。他们也怕出事，也害怕中国人，对中国人尤其东北土著旗人以及蒙古各部遗民也是很敬畏的。就在写这篇文章时还在网上收集到一篇网文，文中说：“我姥爷就当过伪满国兵，小时候听姥爷讲，姥爷家满族，他总说从在旗的里面给皇上招国兵，当上国兵一个人能养一家人，也不知道是哪年征兵就征上了，姥爷描述满洲国好像也是征兵制度，当了一年多国兵一枪没开就提前退伍了，三个人作伴回家，在望奎县一家客栈住，要过年了就想偷偷的从老板那买点酒，老板有日本人靠山，自己家里有烧锅烧酒，姥爷说满洲国最后几年是不让随便酿酒的，也不让吃细粮，老板不敢卖，他们就骂骂咧咧还给老板两个嘴巴子，正闹着呢，伙计领着一个日本兵来了，拿着木头刀给他们三个一顿劈，打得鼻青脸肿，三个人越想越生气，就不走了等，第三天等到一个回家探亲的国兵上士班长，一商量又去客栈闹事，日本兵又来了，一看见国兵上士，立马立正，被打了好几耳光，转身就走了，他们把老板一顿揍，最后一人背了三十斤白酒回家了，小时候我不信伪军敢打鬼子，一直认为姥爷吹牛，我还质问过姥爷为啥不当抗联，呵呵，姥爷的回答是：在旗的给皇上当兵觉得是应该的，在一个家里穷，当上了就发钱，一个人能养一家人，还有就是听说过抗联，但是没亲眼见过.......姥爷当过国兵，被抓过劳工，参加过民兵暴动队，还参加过四野.....”这文章反应的情况应该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东北的满洲国军的意识形态是“只效忠皇帝，保卫满洲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威严，日本士兵和国军士兵实行统一的军衔制，日本人的军衔制度很讲究，加之其为了统治也需要采取必要的怀柔政策，也唯恐引起日本与满洲国的事端，所以，帖子中日本士兵见到国军上士敬礼并被打几个耳光应该是真实的，和我在乡间走访老一辈人所了解的情况是一致的。可见满洲国兵和关内汪精卫势力的成建制投靠日本人当汉奸伪军那种像哈巴狗一样的屈从地位是不同的。

另外根据1933年签订的《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的对外“国防”由关东军负责。国军只是对内治安，并且“只效忠皇帝，保卫满洲国”并未与国共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只有45年初，才有铁石部队开到冀东，但是，由于该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防守铁路，因此大规模军事行动并不太多，只有和八路军有零星摩擦，和关内成建制投靠日本人残害自己同胞、罪大恶极的大批汉奸伪军，有本质不同，不可相提并论。

日本投降后，几十万满洲国军加入中共林彪部队，据《陈诚传》中的介绍：“日军投降后，苏军将关东军六十万人的装备交给了林彪，除此之外，林彪又收编了四十万伪军及保安团队，组成四十个师。最终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这支以东北满洲国军为主体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南征北战，所向披靡，成为常胜不败之师，一雪当年东北人民沦陷屈从之辱，为新中国建立和巩固立下不可磨灭的伟大功勋。

⑥辛亥革命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革命党人的反满宣传，而其中最为成功的，莫过于揭发清初屠杀暴行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册子对激发汉人的怒火帮助极大。《扬州十日记》只是一本八千余字的小册子，但它对辛亥革命的鼓动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这本“功勋著作”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究竟是谁创作了这本书、书中描写是否属实、它又是怎样被发现及传播的，这一切都存在着不小的争议。据陈天华在《狮子吼》中所说，“当时有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这本清初即写就的小册子在之后两百多年中籍籍无名，但离奇的是，它一直静静的躺在日本图书馆中等待着清末留日学生的无意发现，然后革命党“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由此，很多人怀疑这本小册子与日本人有潜在的关系，甚至就是出于日本人的阴谋或是伪造——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

《扬州十日屠》出自日本的博物馆，即使没证据说他们篡改了文本，但有可能以此作为煽动汉人反满的工具，作如此推论：整个晚清的反满革命，都有可能出自于日本人的精心谋划。在这场阴谋中，孙中山不过是日本人搞垮满清政府所选择的一颗棋子，在日本鸾翼下成立的同盟会，亦复如是！这样以来，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操纵在东洋、北熊我们这两个邻居的阴谋控制之下，其命运之多舛亦就可想而知！

当年清入关时，主要靠吴三桂等汉降将和不断的招降纳叛，明朝的覆灭其实是自身腐朽所致，满清不过是应运而生，乘虚而入而已。应该实事求是得承认八旗军队虽曾采取了征伐，甚至产生民族积怨并为历史诟病。但在后来的统治中，满清王朝顺应历史要求，主动接受汉文化，实行满汉一家的民族政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推进了社会发展，留下了“明修长城清修庙”的历史佳话，造就了“康乾盛世”的伟大时代。清末，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封建统治，在工业文明后崛起的西方列强侵蚀下，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渐渐演变成内忧外患半殖民地，辛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推翻满清已是历史必然。但是也应看到中国当时面临转轨的关键历史当头，如果走社会改良道路可以减少巨大社会成本和维护国家统一，减少国家民族利益损失。而采取暴力革命虽也不失为一条出路，但绝不能以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少数野心家的私欲满足。更不能以鼓吹民族仇恨，制造民族矛盾为手段。辛亥革命中亲日势力鼓吹的“驱除鞑虏”之口号，实为分裂国家民族万恶之源。宣扬莫须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与日人宣传“崖山之后无华夏，明清之后无中国”，挑唆民族矛盾以乱我国家的文化阴谋同出一辙。从历史角度来说这种说辞也不足信，值得商榷。首先，在中国正史中从未有过相关的记载，即使民间野史也无有后来渲染的那些记载。其次，《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只是一个是在辛亥革命中被人别有用心从日本带回来的，后成为当时排满工具的宣传小册子，其史料性、学术性都极其缺乏。最叫人不可信服的就是，在当时满族入关满族本族人军队不到10万加上蒙古人和辽东汉旗降军勉强10多万人。入关后，北方初定，且北方多有反复之事，故南下兵马不足不到万人。日本南京大屠杀进城兵力约50000人，用现代武器屠杀20—30万人还历时三个月。清兵进城不足万人，在古代冷兵器时代仅用刀剑之类在短短十天内就杀80万，就是宰杀动物恐怕也会累死了，实在滑天下之大稽。辛亥革命中亲日势力鼓吹民族仇恨的口号是别有用心的，其炮制《扬州十日记》说辞显然缺乏起码的常识。

关于排满和屠满。中华民国建立，在革命党人起事的过程中，西安、荆州、江宁和福州等各地地都发生了针对八旗军民的屠杀事件。但也有一些地方采取了和平解决的办法。

据《东方早报》《谁敢自言满族人：辛亥革命的叙事从"排满"开始》所记录：整个辛亥期间，中国的满人、汉军和蒙古旗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被屠杀恐惧之中。荆州、杭州满营不断有“被屠”的消息传开，在成都也是谣言四起，说汉人马上要打进少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旗兵旗民皆以为大祸临头，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风势一变，自杀或殉义，每个人都觉得没有了生存的希望。广州满城在光复前也是人心彷徨，凤山被炸后，满族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殷实绅商和旗人眷属纷纷迁逃，情状狼狈。南京旗城是同样的惨淡，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在北京，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也每天都在增加。杭州则甚至在光复以后，民军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但由于恐慌，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排满”在辛亥年酷烈的暴力中达到极点，也在一个族群的内心积聚起了无法消散的恐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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