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年来，商业文化、电子媒介文化、通俗文化和其它各种社会亚文化纷纷冲击文学艺术创作，儿童文学也深受影响，作家的心态浮躁，有些人干脆把严肃的创作当成了儿童速食品的制作，或者干脆以市场码洋和商业利益为第一标杆，因而创作堕落为商业时代的文化媚俗，作家自我堕落为商业社会的文化劳工。
如何将现代的、科学的、符合人性的教育理念巧妙地融入在优美的童话中，恐怕值得每一个童话创作者关注。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而言，童话在优美的文字，精妙的想象和浓郁的爱意中，无形中完成了对读者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儿童文学是未成年人的文学，是成长文学，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精神对话，因此儿童文学作品无法回避成人对儿童的教育。
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接触到童话，如何能让孩子在长大后仍然记住自己读过的童话，理解童话作者的人文主义的关怀，而不是怀疑童话的价值，否定童话的意义，我想，这就是我阅读白冰童话的感想，而这一点，我以为也值得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深思。
儿童意识中的“泛灵论”是与原始意识中的“万物有灵论”同构对应的。作为生命黎明时期的儿童，他们的思维对外在物理世界的把握与原始人一样处于模糊的混沌状态，分不清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分不清思维的主体与思维的对象，所以也分不清现实的与想象的东西，这就导致了儿童的泛灵观念。
我们千万不能凭着主观臆断，就对童话作出无征的推测，儿童的生命哲学与童话的世界是同构对应的，从儿童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童话世界的神秘和空灵，从童话的世界里我们又看到了儿童世界的神秘和空灵。 —— 谭旭东名句
总之，对于安徒生的评价，我觉得还是理性的好，既不能过分夸大神化，也不必故意贬低，更不能恶意污蔑。而是要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重读安徒生，全面理解安徒生，吸取安徒生童话的精髓，为建设具有本土精神的儿童文学而努力!
儿童文学关涉民族的未来，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发出“救救孩子”呼吁的同时，就积极投入现代性儿童文学的奠基与建设。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家更是把儿童文学与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联系在一起。
从五四到今天，新诗发展已近百年，从当初的文化精英到今天的平民百姓，从社会的传声筒、时代的鼓手到个人的声音和私人的独白，新诗的身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新诗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有人说，这是诗的常态，是诗回到了其本来的位置，是正常的社会文化选择。
很显然，新诗是一门语言艺术，可纵观新诗发展的道路，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新诗虽然是汉语艺术，可从一开始，它就患上了艺术上的先天不足之症——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断裂。 ——谭旭东名句
诗人们应该有勇气自省，新诗不能再犯那些轻浅的可笑的错误了。回到诗的优秀传统，回到诗的诗性，回到诗的语言艺术的本质，新诗才可能重新赢得众多的读者，才可能重新赢得作为诗歌的声誉。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诗歌实验对当代新诗来说固然是无法避免的，英雄主义写作和 神性写作对理想主义的张扬和对社会与人的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人性的关注是值得十分肯定的，但它们有意无意地与政治权力话语的合谋也是有目共睹的。
作为一名读者，我衷心希望读到有“难度”的诗，有“难度”的诗并不是拒绝阅读的诗，有“难度”的诗就是诗人建立了属于自己也包容艺术与大众的大情怀的诗，诗只有有“难度”才能让我们都感受到精神的提升的快乐。
在中国这样具有深厚诗歌传统的国家，新诗是不会消亡的，但只有建立了真正的现代的开放的系统的诗学，新诗就可能重新飞跃，而中华诗歌将赢得世界的亲和和人类的爱护。
也许对中国新诗来说其探索过程中的分歧本来就是常态的表现。 —— 谭旭东语录
为什么当下诗歌写作中“口水化”、“日常化”、“矫情化”会那样泛滥成灾呢?我一点也不排斥诗人对日常生活经验的重视和描写，一点也不排斥诗人们使用情绪化语言和口语化语言来抒写生命体验。关键是，我们该怎么写和写什么?这似乎又让我们回到了老生常谈的问题，其实“怎么写”和“写什么”谁也无法回避，谁也不能不重视。“难度写作”就是告诉大家：写什么和怎么写都不是易事!都要考虑一个诗之为诗的“度”!
“当代文学”概念的提出及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开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随着“现代文学”概念的提出并取代了五四时期就已提出并沿用至50年代前期的“新文学”概念，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实践与当代文学的写作实践几乎在同一时期展开。
实际上随着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取向越来越明显和作家对写作目的的定位越来越分化，儿童文学写作还可能出现更多的路径与方向。但多元化的写作使人们看到了儿童文学写作的繁荣气象，人们没有理由怀疑中国儿童文学会在新世纪的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
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取得辉煌的成绩，从创作到出版，到理论批评，都涌现出了一代代人，一批批好作品。不过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在当下势单力薄，与热闹的创作和出版相比，确实显得有些寂廖。
治史很难，这几乎是所有学人的看法。做文学研究，特别是要做好理论批评，必先做史料整理。但对文学发展阶段的作家作品、文艺思潮和文学运动做系统的梳理，是需要花很大功夫和精力的，尤其需要研究者要有耐心和韧性，要有耐得住寂寞，甘于坐冷板凳。当代学人中，举凡学问扎实、见解精深者，都是从史的梳理开始的，都是首先占有了第一手的文学资料，才获得文学的发言权，才敢于对文学系统的每一个部分作出准确的艺术判断的。
当前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确实滞后，老一代的理论工作者都在以急切的心情呼唤理论批评新一代的成长。年轻的批评工作者和爱好者本来就缺少理论的功底与批评的才华，更何况受到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影响，年轻的作家尚不能潜心于精品，批评家即使有一番热情，也无可奈何地陷入了“无米可炊”的尴尬境地。
也正是作家们诗人们在新世纪来临的文化转型期及时调整了创作心态和方向，所以近两三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实现了与世界儿童文学的国际对话，一批作家和诗人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了现实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的有机因子，将自己的创作与全球化的文学话题与焦点结合起来，与儿童的本质和儿童文学的本质结合起来，突破民族性、地域性、私人性的局囿，建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儿童的公共文学审美空间。 —— 谭旭东名言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儿童小说、童话，还是儿童诗、幼儿文学的创作都呈现出了良好的势头，特别是儿童小说、童话的创作队伍显得更为整齐，更为强大，而儿童诗也开始走出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低迷，开始新的探索。可以说，新世纪的儿童文学创作，展示了新世纪中国文化的一片独特风景。
新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充满着生机与活力，作家诗人们不甘寂寞的进击姿态和走向更为深广的审美世界的执著精神，让人看到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繁荣的可能。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儿童文学在新世纪里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迎来新的辉煌。
艺术自觉性与商业欲望的矛盾。即作家在商业化写作与出版语境里无法保持自己的艺术自觉性，陷入主体迷失的困境，致使作品缺乏艺术作品所应有的价值尺度与精神境界。
语言的探索与封闭的知识系统的矛盾。即一些青年作家一方面试图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但由于其缺少基本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特别是缺乏大量中外文学经典的阅读经验和对艺术理论的不消化，而且其创作的范本基本是儿童文学圈内的少数作品，缺少对东西文化的精髓的领悟，因此其创作实际上是刻意的模仿，有的甚至是粗粝的搬用。
新生代儿童文学不应是儿童通俗读物，更不应该是作家完全为追名逐利而写作的文字，儿童文学不是谁都可以操持的语言游戏，是“难度写作”，是灵魂的舞蹈，是一种高尚精神的建构!衷心希望，21世纪的儿童小说是不断走向金字塔顶的艺术行为!
无论是儿童文学创作，还是成人文学创作，其目的和动机都不可能是唯一的。我个人觉得文学创作至少有四种：一种是为自己而创作，有些文学作品作家在写作时绝对没有考虑过读者的，比如许多作家写的童年时代的回忆性文章，基本是作家的“童年情结”的反映，作家写作是为了满足一种回归心理，一种恋旧情结。 —— 谭旭东名句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面临着时间的考验，面临着一代代读者的不断地淘汰。所谓的经典，就是在时间的淘洗中仍然熠熠生辉，焕发生机和魅力的作品。但经典可能在一个时间段不是属于大众的，是难以进入主流阅读视野的。对这样的作品，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不畅销而否定它，读者喜欢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欣赏水平是可以培养的。不过，我赞成儿童文学作家不断充电，不断地学习。
我觉得面对市场化、商业化浪潮，儿童文学作家，甚至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坚持“难度写作”。“难度写作”是我在几年前新诗批评中所用的一个词汇，这里重用一下。所谓难度，其实就是坚持一种艺术标准，就是创作语言下面沉潜着一定的文化，包含着一定的精神，甚至是带有永恒真理性的精神，是传达人类基本人性和道德的力量。
我觉得作家应该具有“历史情怀”。我这里所说的“历史情怀”，不是指作家对历史的缅怀和对往事的迷恋，而是作家应该具有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意识。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意识来审视过去的创作、现在的创作和指导未来的创作，要善于看到前辈的优势，坚持和继承前辈作家高蹈的艺术操守，而摈弃那些不符合儿童心灵需要，与艺术相背离的应时应景性写作。 —— 谭旭东名句
儿童文学不但是语文教学的重要资源，而且是卡通、网络艺术、游戏、影视等的重要资源。传媒时代也是读图时代，文学与图像联姻是必然的趋势。文学与影视的联姻虽然有人认为是影视对文学的收编，是文学借了影视的光，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侧面看问题得出的结论。
我对儿童文学的前景非常乐观。在少儿的精神生命健康成长和良好人格及全民素养的形成方面，儿童文学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儿童文学关涉民族的未来，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在发出“救救孩子”呼吁的同时，就积极投入现代性儿童文学的奠基与建设。
营造良好的儿童文学生态环境，使政府重视儿童文学，社会重视儿童文学，教育界重视儿童文学，出版界和传媒界重视儿童文学，在这种情形下，儿童文学作家和理论批评家执著耕耘，努力创造。简言之，创作、出版、理论与批评和教学同步发展，才是儿童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有些文学作品就是为少数人写的，没有必要得到大众的广泛喜爱，它本来就不属于广场艺术，而是属于少数人的艺术。这一点，已是一个文学常识，无须例证。
儿童文学商业化写作本身也需要美感或审美品质来支撑，没有美感的力量，没有较高的审美品格，一时跟风，满足儿童追求时尚的心理，是不可能获得长久的认同的。
如果我们的儿童作家一方面高呼回归儿童，回归文学，追随永恒，一方面又极力要追求码洋，坚定地走商业化道路，这难道不是主体性迷惘吗?也许儿童文学本来就悖论重重!?抑或儿童文学永远站在十字路口徘徊?!
从上个世纪五四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艺术转型，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到三、四十年代的革命主题，到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和童心主义的合流，再到新时期的“儿童本位”的复归，儿童文学基本上摆脱了政治意识的控制而成为艺术化的创造。
近几年来，大部分作家坚持严肃的人文写作姿态，他们的创作以关注儿童的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为立足点，以古典主义的情调、浪漫主义的语言、现代的儿童观来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极力张扬作家的理想主义和个性主义，把幻想的、唯美的、纯净的儿童本质还给儿童，让儿童在符合自己思维和想象力的空间里寻找快乐。 —— 谭旭东语录
走都市青春流行路线的“时尚写作”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儿童文学的时尚写作并不奇怪，它的出现与一批具有中产阶层经济地位的作家的出现有关，与小资情调不谋而合，与都市少年的浪漫阅读需求紧密结合，它看似没有价值判断，看似缺少传统的“教育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高度，也没有人文主义写作者的高雅的精神姿态，实际上“它在拒绝陈腐价值和寻找新的价值之间躁动不安地挣扎”。
商业写作是一种非常看重市场赢利的写作，往往是先有市场，然后才有“创作”，一般来说，商业写作是作品尚未出世，宣传广告已经先行策化并已出场。
“低龄写作”是近年来不单成了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话题，在整个社会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所谓“低龄写作”，说白了，就是少年出书。它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受家庭熏陶。
“地域写作”在儿童文学界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地域写作与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是密切相关的。从文学发展史来看，地域文化一直是作家难以摆脱的情结，故乡、故园的自然风物，乡俗人物、历史遗迹、文化传统从作家的童年、少年时代起就感染着作家，熏陶着作家，日积月累，这就逐步形成了作家的“乡土依恋”。而这“乡土依恋”情结又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情感之源并自然形成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母题。
网络写作的流行在成人文学界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许多评论家的注意，网络写作依托的就是网络媒体——因特网作为传媒，它与传统大众媒体的最大不同就是它的互联性，它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凭借计算机的互联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共享同样的信息。
文学进入当代以来，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以往文学的生产者是高高在上的社会精英或文化人，他们和社会大众是属于不同阶层的，而现在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并不是相互对立或分离的传统社会阶层，而是由相互转化和渗透的阶层组成。也就是说，文学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是交叉重叠的，是模糊化的。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当代社会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教育和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及电子媒介信息的迅速流通，使得各个阶层的生存能力普遍提升，文化素质普遍提高，其文化知识的差异日益模糊或消失，于是，文学与文化不再是某一个独特阶层的专利，而变成了大众共享的精神财富。
进入新世纪，整个文学涌动着时尚化、娱乐化的潮流。这与文学传播和接受的结构发生变化有很大关系。从具体的层面来看，今天的儿童文学作家很多已经自觉地调整了自己的写作方式和价值追求，把以娱乐化的方式争取读者放到了第一位。
我期待社会给予娱乐化儿童文学以理性的审视。我相信作家们会在娱乐化形式下进行艺术的探索，进行人心的建构，相信在任何时代里，作家都不可能是堕落的一个群体。如果说，以往几代儿童文学作家是在充当儿童的引导者或老师的话，那么今天的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在做儿童的朋友，他们发现了儿童，也发现了儿童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位置。
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建确非一日之功，它不但依赖于理论批评界同仁的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形成合力，而且还依赖于创作界给予支持和理解，也依赖于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学术界、教学界、出版界、传媒界)对儿童文学的重视，这样儿童文学内部的创作和理论批评形成良性互动，儿童文学界和其外部环境也形成良性互动。
文学创作与接受虽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文学创作只要作品到了读者的手里，得到了读者的肯定，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但这并不否认创作过程中作家主体的独立性，很大意义上来说，作品的优劣取决于作家主体的创造力、创新精神、感悟力和文学素养、知识结构，而与读者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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