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建立起来的汉王朝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今天的我们都是“汉人”。“汉”作为一个王朝的名字,来源于刘邦。刘邦出身草莽。当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刘邦和一帮好友在沛县起义,响应义军。强秦覆灭,西楚霸王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封地包括汉中、巴、蜀三郡。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国号“汉”,定都长安,拉开了一个延续了四百年的伟大王朝的序幕。说到“汉”如何伟大,今天的我们拥有许许多多的溢美之词,比如: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孝宣之治、光武中兴、明章之治、永元之隆……在四百年中,有那么多的盛世、治世,你能否认这个王朝的伟大吗?
我当然无意于否认“汉”的伟大。两千年前的汉代,中华民族正处于历史的上升期,民族的血液里沸腾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燃烧着无数光荣与梦想。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尚武的,汉家衣冠的宽袍广袖并未束缚住民族血液中野性的呼唤,人们开疆拓土,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直换得万夷来朝,帝国的军威似乎无远弗届。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也极富探险精神,他们无畏万里黄沙,不惧千里盐泽,仅凭一匹瘦马、一峰骆驼,便有走遍整个世界,看清整个世界的雄心壮志。
然而,这个时代,我们在华夏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汉民族的主体意识形态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黑暗的基因。
思想一统
春秋时期的中国,经历过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学术昌明、文化鼎盛的黄金时代。孔子所建立的儒家学派也源起于此时,然而,在以后的数百年间,儒家学说并不为统治者所接纳,直到汉王朝的建立。
西汉建国之初,汉高祖刘邦的朝堂上就如同一个黑社会流氓的聚会之所,开国的大将功臣们在皇宫里恣意地嬉闹喝酒,放声高歌,喝嗨了还会拔剑击柱以助兴。这让明明拥有九五之尊,实际却还不如一个黑社会老大的刘邦颇为郁闷。于是,博士叔孙通抓住机会,为刘邦制定了“朝仪”。这让刘邦第一次真正有了当皇帝的威仪和快感。然而,“朝仪”的出现,却是中国君君臣臣森严的等级尊卑制度的开始。统治者着手思想上的控制起于汉武帝。正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始,儒家思想逐渐演变成我们这个民族官方指定认可的唯一思想流派。
我无意于证明儒家思想的优劣。但文化的创新有赖于思想的碰撞,再优秀的思想流派一旦成为唯一,便无法与其他思想进行交流、学习,必然走向僵化和没落。而思想僵化、文化没落的社会中,本应该富于创造力和思辨能力的人,其思想和精神火花也必然随之熄灭。
当宽袍广袖的汉家衣冠逐渐演变成晚清的小脚长辫时,我们或许更应该看到人的精神内核的没落。
国家主义的模式和实践
汉王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的烽烟中建立起来的。统一六国的强秦竟然二世而亡。汉承秦制,但汉初的统治者却时时刻刻以秦为戒,生怕重蹈强秦覆辙。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这是一个“小政府、大民生”的国家治理模式。“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当统治者清静无为,给予民众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时,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吃苦耐劳的民族具有怎样惊人的创造力。
汉武帝改变了文景时期“小政府”的治国模式,代之以极为强悍的国家主义。汉武帝为政的半个世纪,也是汉王朝东征西讨,战事不休的半个世纪。
为实现皇帝大权独揽的梦想,汉武帝所设立的内朝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直接导致了外戚专权,成为两汉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为应对对外战争的巨大开支,由国家垄断货币的铸造、发行,对重要物资进行平准均输,实行盐铁专卖,甚至强行对个人征收类似于今天的“财产税”……
国家主义的“大政府”下的民生如何呢?史书的记载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人复相食”。然而,汉武帝毕竟是成功的。汉武帝治下的汉王朝在效法暴秦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尽管以“户口减半”为代价,却侥幸躲过了暴秦覆灭的结局,政权成功地移交到了昭帝、宣帝手中。并在昭宣时期重新采用文景时期的治国理念,让国家得以休养生息。“文景之治”虽然为后世所称颂,虽然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好日子,但对帝王来说,这属于“学”而难“习”的范畴,因为,作为集权一身的帝王,往往更想有所作为,想要证明自己手中皇权无远弗届,而汉武帝的时代恰恰给后世提供了一个范例。尽管,史书中记录的帝王们,众口一词,似乎都愿意效法“文景”,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能看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成功或失败的汉武帝。
血腥的政治
两汉时期政治的血腥程度并不逊色于以后我们所熟知的历朝历代,甚至更盛。在后来的朝代中,大屠杀一般在权力非正常更迭之时才会出现,而两汉时期,血腥的政治屠杀却伴随王朝的始终。
汉初,由削藩、巫蛊等大案引发的大杀戮动辄成千上万。不得不说的是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以皇后卫子夫被逼自尽,卫氏族人被夷灭三族,太子和皇太孙被杀,太子宫被血洗为起点,整个巫蛊之祸持续数年。从长安到各郡各封国,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有史料说数万人因之丧命,更有记载数十万人罹难。
汉王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政治特点,那就是外戚专权,首当其冲的便是吕雉称制时期的吕氏家族。在吕雉去世后,吕氏家族被屠杀殆尽。这样的政治屠杀,必定是连襁褓中的婴孩都不会放过的。史书中的一个“族”字,却往往是几十、几百个家庭,成千上万人的灭顶之灾。
这仅仅是个开端。从汉武帝大量重用外戚,并建立内朝制度开始,便为两汉王朝埋下了外戚充任大司马诸将并揽权的隐患。所以,两汉时期,伴随新皇登基而来的往往是对先帝外戚的大清洗,这让整个汉王朝充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也让我们这个民族的人性光辉变得暗淡。
人命如蝼蚁
《古文观止》里收录了一篇西汉文章——《路温舒尚德缓刑书》。路温舒名不见经传,只是汉宣帝时一名廷尉史,这是他给汉宣帝的一份奏章。从这份奏章,我们可以看到西汉之时,司法系统的黑暗。
“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胜痛,则饰词以视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大意是说:酷刑拷打之下,想要什么样的口供都可以。囚犯无法忍受痛苦,只能按狱吏的要求捏造自己的罪状。狱吏还会罗织罪状、套上罪名,使囚犯的口供看来天衣无缝。这样形成的案卷,即便是中国的司法鼻祖咎繇听了,也会觉得这个囚犯死有余辜。正是在这样的刑狱之下,“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死囚之血,盈满街市;受刑之人,更加比肩而立到处都是。遇到行刑的日子,都会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处死。
汉宣帝看了这篇奏章,也不过是下令让官吏们在审案时宽仁些,问题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今天的我们再来看路温舒的奏章,难道不应该唏嘘感叹吗?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个体权益从来没有得到过良好的保护,酷刑与冤狱一直伴随着华夏文明。路温舒富于人性色彩的呼吁如此微弱,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却又如此光亮。
我们来自汉朝。如果我们认可自己“汉人”的身份,对存在于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伟大王朝心神向往,那就不应该把视角更多地停留在王侯将相的文治武功上,用铁马征骑的耀武扬威来衡量时代的成败得失。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探索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去了解那些与我们今天仍旧休戚相关的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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