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1904年4月30日生于一个贫苦的乡村教师家庭。原名二南，学名培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任弼时5岁随父亲学习，7岁进入明德小学，9岁插班考入序贤学校，12岁考取长沙第一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在长沙读书期间，一度主张工业救国，但随之明白了要强国必先从改变社会制度着手的道理。19夏，毕业后考取长沙私立明德中学，19初又转入长沙长郡中学。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爆发后，任弼时积极关注，并参加散发传单、组织学生下乡宣传、演出话剧等爱国活动。19，加入毛泽东、何叔衡等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同年8月，由俄罗斯研究会介绍，与萧劲光等人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并帮助《劳动界》和华俄通讯社做些抄写校对的事，还积极参加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任弼时成为第一批团员。
19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人从上海经日本长崎，转海参崴，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成为该校中国班第一批学生。在校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真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与此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组织活动。19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参加了会议。同年冬，中共旅俄支部成立，任弼时参加了活动。19初，任弼时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会议。他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从19底起就兼任东大中国与西方革命史的课堂俄语翻译；特别是列宁逝世时他不仅参加吊唁并代表东方民族参与了荣誉守灵。1924年7月，任弼时被中共旅莫支部派遣回国工作。
任弼时回国后被分配到安源工作，任中共安源地委青年部长；后来到上海，先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旋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
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兼组织部长，后又代理团中央书记。在实际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任弼时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关注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积极领导青年参加五卅爱国运动。他更明确提出要根据列宁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精神来建设团的组织，要使团在斗争中实现布尔什维克化。1926年至1927年间，任弼时领导团中央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多次斗争。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任弼时主张坚决打击蒋介石的反动行为，不应退让，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10月任中共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在会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主持了大会，并当选为团中央总书记。会上，任弼时明确提出共青团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工农青年开展农村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自卫武装，反对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努力促成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亲密联合，建立民主专政的政权。1927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任弼时同陈独秀进行了面对面的争论。任弼时要求在党内公开并执行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当即遭到陈独秀的指责：当任弼时把共青团中央起草的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的政治意见书送给陈独秀时，陈独秀竟然当众撕毁。
任弼时据理力争，毫不相让。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任弼时参加了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后，任弼时来到长沙，指导鄂南地区农民暴动。任弼时在充分研究湖南秋收暴动后的敌我情况基础上，毅然取消第二次长沙暴动的冒险计划，重新确定了中共湖南省委的任务。11月，主持召开团中央扩大会议，批判了当时国内存在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1928年初，任弼时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任弼时虽未出席会议，仍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年10月，任弼时去安徽芜湖、安庆等地巡视工作，不幸被捕。由于事先准备好口供，并设法通知中共组织，1929年3月被营救出狱，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1929年11月，在上海再次被捕，由于机警地吞掉了身上的文件，一个多月后被营救出狱。在狱中受严刑折磨，坚贞不屈。1930年到武汉工作，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并兼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和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1930年底回到上海。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1年3月，任弼时与王稼祥等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中央苏区，任弼时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参加筹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作。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3年5月，任弼时被推行王明路线的中央领导者免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外放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同年12月兼任湘赣军区政委。在湘赣苏区任弼时抵制了肃反扩大化的某些错误，保护了一批重要干部。
1933年，蒋介石调动100万军队，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红军被迫长征。1934年7月，任弼时奉命将湘赣边区红十七师、红十八师改编为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的先遣队，突围西征，任弼时任党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经过艰苦作战，任弼时率红六军团跳出国民党军包围圈，于1934年10月下旬与坚持在湘鄂川黔开展游击战争的红三军会师。会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任弼时任红二军团政委。随后，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决定，两军统一行动，在湘鄂川黔创建根据地；并决定以任弼时为首加强政治上的领导，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军事行动。
1934年10月，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向湘西进军，于11日取得十万坪大捷，攻克永顺县城。随后，即以原湘鄂西根据地的永顺、桑植、大庸、龙山、来凤、鹤峰、古丈、慈利为基础，建立湘鄂川黔根据地。1934年11月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员会成立，任弼时任书记；又成立湘鄂川黔省苏维埃政府和湘鄂川黔军区，任弼时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委员。随后，红军分兵作战，在永顺、桑植、大庸、龙山、古丈、慈利等地建立县、区、乡革命政权。任弼时领导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并主动纠正王明“左”的错误在湘鄂西根据地造成的危害。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调集130个团重兵进攻湘鄂川黔根据地。任弼时和贺龙等人当机立断，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等率红二、六军团向湘中地区挺进，只用10天时间，就控制了湘中广大地区。随后，离开湘中，向黔东进军，抢渡天险金沙江，翻过大雪山，于1936年6月在甘孜与朱德、张国焘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随之编为红二方面军，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委兼红二军团政委，同时他还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当时，张国焘坚持南下，另立中央，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危险。为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任弼时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取消伪中央。在长征途中，任弼时克服体弱多病等许多困难，终于完成了长征。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其后，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弼时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2月7日，任弼时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委7人主席团委员，成为红军统一领导核心的成员。西安事变发生后，任弼时和朱德指挥红军主力，积极配合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准备打击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安的进攻。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任弼时任中央军委前方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随后，任弼时同朱德随八路军总部一起，东渡黄河奔赴华北前线，先后在五台山、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负责八路军政治工作。任弼时非常关心部队及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坚决反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错误观点。任弼时还积极揭露蒋介石的妥协行为，发表了《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怎样度过抗战的困难时期》等文章。任弼时在经过调查研究后，还与朱德、彭德怀联名将黄克诚起草的《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报告中共中央，提出红军改变名称，但不能丢掉光荣传统，应恢复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作出了恢复政委制和政治机关制度的决定。此后，八路军师、团都任命政治委员，取消了国民党政训处，恢复了政治部；营、连也恢复了政治指导员。
1938年2月，任弼时回到延安。3月派他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由于共产国际领导人不了解中国情况，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作了长篇口头补充讲演，系统地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及党的方针政策，并特别说明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任弼时的报告作出决议，确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1938年7月，任弼时正式接替王明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在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同任弼时、王稼祥谈话，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1940年初，任弼时还请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介绍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任弼时还积极为《共产国际》、《真理报》、《红星报》撰稿，介绍中国抗战。此外，任弼时还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译成外文，在莫斯科等地发行；也选译了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的大量文章；还主持了将《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对全书进行了认真审阅和校订，并亲自重译了第四章关于哲学理论的部分。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到延安，即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共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并主管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工青妇的工作，从此，任弼时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之一，参与制定了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任弼时创立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总务、警卫三处，逐步建立工作制度、行政制度和供应制度。任弼时还建议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建议，并由他领导中共中央西北局。1941年10月，任弼时主持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在此期间，他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中央机构改革、实行精兵简政，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在大生产运动中，任弼时和周恩来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荣获第一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任弼时用事实揭露和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并协助毛泽东推动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学习毛泽东整风报告的决定等。1944年5月，任弼时与毛泽东、刘少奇等组成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持全会及中央日常工作。根据中央全会的决定，他负责召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具体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起草和修改中，他的不少重要分析和判断，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并被采纳。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任弼时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委兼秘书长，并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大会开幕。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全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一直与毛泽东、周恩来在一起，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指挥了解放战争。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3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组成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指挥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叶剑英、邓颖超等组成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负责后勤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机关组成中央纵队，任弼时担任支队司令员，并化名史林。在转战陕北的征程中，任弼时不仅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指挥解放战争，还带领中央纵队同国民党军巧妙周旋，保证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任弼时还主持召开了山西、河北、山东及华中解放区负责同志参加的土地改革会议，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中共中央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任弼时还亲自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附近30多个村子进行调查，并调阅了各解放区土改情况汇报材料，在此基础上，写成《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于1948年1月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演说，就划分农村阶级的重要性和标准，团结全体中农，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反对乱打乱杀等问题，系统地阐明了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个报告，将此报告印发全党，作为指导土地改革的重要政策依据。
1948年3月，任弼时随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4月到达河北阜平，4月23日又由阜平到达西柏坡。从此到1949年3月，任弼时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进行了筹建新中国的准备工作。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1948年9月会议、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组成大会主席团，领导大会及时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在这期间，任弼时还研究了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城市工作问题、工业和农业生产问题、财政政策和人民负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等，为新中国的建立作了许多理论和政策上的思考。任弼时还受中共中央委托，指导中央青年委员会创办了中央团校和《中国青年》半月刊；研究了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1949年3月25日，任弼时随中共中央由西柏坡移驻北平，并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形势与任务，系统地总结了青年团的历史经验，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会议通过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纲领和团章，推举任弼时为团中央名誉主席。由于长期积劳成疾，任弼时在会议期间病情恶化，被迫休养。11月底，在中共中央安排下，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治病，略有好转后，即于1950年5月28日回到北京。同年6月，任弼时即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汇报了莫斯科治病的情况，要求参加工作，并提出分管中共中央组织部和青委工作建议。恢复工作后，任弼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庆祝大会。由于劳累过度，病情恶化，于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年仅47岁。毛泽东在悼念任弼时时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后来叶剑英高度评价任弼时：“对我党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军队政治工作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作了伟大的贡献……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主要著作收入《任弼时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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