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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究综述篇一
摘要：网络道德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上网者人数的不断扩大而逐渐产生和突显出来的一个新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本文在总结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网络道德内涵、网络道德建设、网络道德教育等问题做了简要的论述。
确定网络道德的内涵是网络道德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10月出版的《伦理学大辞典》收录了“网络道德”这一新辞条，网络道德，又称“网络伦理”，是指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开发、设计与应用中应当具备的道德意识和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准则。网络道德在计算机网络这一“虚拟的真实空间”中，起着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人们之间利益关系，保证社会整体利益的重要作用。尹翔从道德的构成要素方面着重探讨了网络道德的内涵，认为网络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上网行为，调节网络时空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蒋灵达以网络参与者的角度界定了网络道德的内涵，认为网络道德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制约上网者在网上的作为与言论的一套准则和规范。
还有论者探讨了网络道德的实质。刘丽萍认为，网络道德就其实质而言属社会公德，网络属人类共同财富，每一个上网的人都有从网上获得收益的机会和权利，从信息活动的广泛性来说，所有网民均需共同遵守规则，建立良好的网络秩序。”黄寰则认为，“网络伦理就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人类社会所表现出的新型道德关系，以及对人和各种组织提出的新型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网络产生的网络道德是推动网络文明发展的基础，但是也可能产生网络道德问题。
概括起来说，主要有：
其一，网络上的不良信息泛滥。这样就使“与健康的社会文化相比，淫秽、色情、暴力等不良现象在互联网上的传播速度更快，面也更广”。
其二，合理的个人隐私权频繁的遭到侵犯。网络具有开放性、虚拟性、交互性、隐蔽性等特点为窃取他人的隐私提供了技术的平台，致使“偷窃”而不会被发现，合理的个人隐私权遭侵犯是网络道德问题的主要表现之一。
其三，网民的道德意识淡薄。不少网民将违反道德规范的网上活动视为自己技艺高超的表现。
真实世界的道德规范难以规范他们的行为，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充斥使得主体价值选择趋向盲点，这些都使得网络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形成的人群，缺乏基于道德、价值共识所具有的在情感、责任、信念和理想等心理机制上的内在张力，容易导致不良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其四，人性的异化。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都性格正常，生活正常。但是，如果长时间僵坐在一个固定地方进行非口头的符号交往，就会使人的性格、爱好发生变化。对网络痴迷的网民常常会产生撒谎、孤独、冲动、暴决、淫逸、空虚等心理障碍。。此外，张道理还认为，网络难以做到人人平等共享信息、容易产生人际衍生冷漠现象、个人隐私和社会安全之间存在冲突、其负面影响威胁社会道德等四个方面的问题。陈万求、唐忠旺进一步认为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网络非法用户、网络沉迷是网络道德问题的典型形式。
进行网络道德教育，是为了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环境，预防并规避网络的负面影响和上网者的网络失范行为的产生，并引导上网者文明上网，合理利用网络资源。目前，以网络的全体参与者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网络道德的学术成果比较少，而己大学生或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网络道德教育的就比较多。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大学生是最经常、最密集的上网群体之一。另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其社会化的形成、发展和逐步定型时期，容易受到不良信息和不良行为的影响，不明事理，不辨是非，容易迷入歧途而沉沦堕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主要表现在义务责任感缺位，出现信任危机、“网恋”陷阱、网络色情泛滥、人的异化等。。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失范问题是进行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的`主要困境之一，主要体现在网络道德价值观念模糊、网络行为随意放纵、网络道德人格突出。。在对青年学生网络道德素养调查结果分析可知，大多数青年学生在自身网络道德素养方面存在知行分离的现象，也存在一些如不讲实话、部分青年学生崇尚非法用户的有违网络道德的行为。。在大学生中开设的“两课”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材中也对大学生的网络道德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概括，网络色情信息泛滥，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软件、游戏、影视作品、音乐、书籍和论文等知识产权受到盗版行为的严重侵犯：电子商务活动中的欺诈和失信现象时有发生；传播计算机病毒和非法用户对网络的破坏日益严重，等等。
陈春萍认为主要包括引导大学生培养网络道德意识、教育大学生讲究网络礼仪、要求大学生遵守网络道德规范等三个方面二发挥传统“慎独”精神的当代普适教育价值，加强大学生网上“慎独”教育，是确保大学生在网络环境下健康成长和成才的重要保证。今诚信教育是网络道德教育的有力支撑。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目前还无法有效监控互联网的信息提供者绝对真实地传递正确、可靠的信息，所以网络信息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现象。面对信息不可完全相信的网络，我们应教育学生树立高度的诚信意识与责任意识，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保持真诚，共同维护和提高网络信息的可信度，使网络生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高等学校要将网络行为规范教育要加强网上正面引导，加强校园网络文化教育，引导大学生在网络中级取营养、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增强自觉抵制各种不健康思想的能力。同时。要大力加强网络阵地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随着信息社会的迅猛发展，教育的当务之急就是把素质教育拓展到信息素养的教育中来。
要坚持必要的理论灌输和教育培养，使道德教育从被动的盲目的状态转向主动、自觉的方向发展：
一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意识，让学生认识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知道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总有本质区别，不容混淆。
二是坚定网络道德意志，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让大学生有个明确的道德实践方向。
三是以网络行为规则来指导网络生活行为。
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以网上正面引导为主，强化网络道德教育。学校必须将网络文化纳入校园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不断将党的方针政策和文明健康的文化信息输入网络，引导大学生在网络中吸取营养，陶冶情操，增强自觉抵制各种不健康思想的能力。
网络道德的原则是网络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它是建立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基础之上，是网络社会关系的人际体现。在网络道德的原则的概括上，严耕、陆俊、孙伟平把网络道德的基本原则归结为：全民原则、平等原则、公正原则、兼容原则、互惠原则、自由原则等。。黄寰提出了无害原则、尊熏原则、参与原则、允许原则、创新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自组织和他组织相统一原则等网络道德原则。杨宗建提出了善意无害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尊重原则。并进一步提出了规范网络道德的四个范畴，即自律慎行，平等公正、互利互惠，诚实守信、反对欺诈，关心社会、爱护他人。有论者积极吸收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并把它引入到网络道德研究领域，合理地实行了“嫁接”，提出了网络道德同样适合的道德原则，比如慎独原则，自省原则，节欲原则，以德交友原则，见得思义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原则，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此外，美国成立计算机伦理学会，制定了计算机伦理原则，即“计算机伦理10戒”来规范网民的行为。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己经制定和实施网络伦理的原则和规范，对网络行为加以约束。
网络道德建设应立足于道德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要摈弃那些泛道德主义的观点，实现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相统一，并从技术手段、法律建设上给道德网络建设以支持，把网络建设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场所，建设成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网络道德建设要重视网络道德主体的建设。这是因为，“加强网络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培育一支高素质的网络主体队伍，对于规范整个网络社会的道德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晓娟提出了把既有道德的运行机制引入网络领域；借鉴外国的网络道德规范，加强国际互联网络的合作：加快网络信息控制技术研究，建立网络行为监督机制；加强网络法制建设，提供网络道德建设的法律保证等四条途径。网络道德建设要与网络法制建设相结合。现代传播学认为，电子媒介本身具有一种麻醉功能，容易使人忘记自己的社会角色而做出一些平时不可能做出的违反道德的行为。为此，就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自觉守法意识的培养，把网络道德教育与网络法制教育结合起来，既发挥道德的约束力，又强化法律的约束力。网络道德建设也是一个过程，应当遵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指导方针，去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适合我国传统文化的网络道德规范，从而建立有序的网络秩序，为我国的信息网络的发展扫清秩序障碍。要进一步加强网络思想政治队伍建设，形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网络建设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单从主要的上网群体青少年来看，由于青少年时期自制力差，辨别能力不强，家庭、学校和社会要对他们进行积极的引导，特别是家庭成员和老师要做到以身作则，提高自身的网络道德修养。
论文研究综述篇二
女性主义有许多张面孔，为公众所熟悉的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席卷欧美的女性主义，因此人们往往会将女性主义与诸如“个人的是政治的”、“姐妹情是强有力的”等激进口号联系在一起，并常常由女性主义联想到离婚、堕胎、性革命等词汇。然而女性主义并不仅仅反映了一种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取向，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和学术思潮。通过对社会结构和文化中的性别不对称现象进行重新追问，女性主义意识到性别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与知识的构成基础之间的内在关联。于是学院派女性主义第一次将性别视角的批判意识引入了学术圈，他们主张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和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并且相信借助于女性主义方法论可以完成对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和主流知识框架的双重挑战。因此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说，女性主义是作为西方反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出现的，它渗透在整个文化领域并以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开启了知识界前所未有的性别革命。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首先是女性主义的，因此其标志性的特征是强调性别的核心作用，相信社会制度、组织和文化的构成中都具有无法回避的性别倾向，甚至知识的构成和功用也是性别化的。想要了解社会运行的方式、人际关系以及知识的内涵，都必须分析性别在其中发挥的潜在作用。因此运用基于社会性别范畴的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或工具。女性主义对这个性别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批判了主流文化和常识中流行的有关性别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强调了社会文化在建构性别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一具有社会制度、文化和个体身份含义的性别从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进而成为女性主义知识批判和建构的概念基础。
对性别的强调还基于这样的判断，即在已有的文化和知识体系中，性别因素被消隐在众多主导性的官方议题当中，尤其是女性和相关议题被长期贬为边缘或无形化，或者强制性地以男性中心主义的假设和偏见推而广之形成解释，因而造成女性经验和主题的忽略以及结论的扭曲。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对性别的强调，让那些隐藏的议题重新浮出地表，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这个新的视点出发，女性主义试图构造一个不同于往日图景的新的知识版画。这种知识目标应该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相一致，也就是知识的变革应该有利于改进女性自身的命运。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特征是带有很明显的伦理价值取向，公开宣称以建立民主、平等的研究模式和非等级制的、解放的社会为目标。
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是以批判的面目出现的，因此其方法论的突出特色之一也是批判性——对传统性别理念的批判、对已有社会理论的批判、对正统知识修辞和方法论原则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色不仅来自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来自他们所依据的后实证主义学术传统。库恩以后作为科学公认观点的实证主义知识模式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以追求价值中立的客观性原则为基础、主客体两分的认知模式为依据的普遍主义知识目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判。观察负载着理论，理论负载着范式，范式负载着文化，文化负载着性别——依据这条线索，女性主义关于知识的性别化构成的假说显得顺理成章。主流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模式中对价值、文化和性别的盲视实际上导致了在普遍性旗帜下男性权威和统治的盛行。因此通过文化建构这一媒介，女性主义方法论很自然地将性别意识形态的批判与知识正统的批判结合起来。
批判当然不是最终的目标，对反身性和知识的情境化的强调构成了方法论的女性主义最有建树性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认定官方的所谓普遍知识其实是代表男性霸权和利益的知识，他们倡导从女性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从女性作为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所特有的立场和情境出发，来建构这个世界的知识，应该更少偏见、更加有效。这种被称为”立场论”的女性主义知识模式摒弃了抽象的主体和僵化的两分法模式，研究者被还原为具有情感意志和历史文化感的具体的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共同文化背景下相互支持、互助合作的关系。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女性主义方法论强调对知识主体本身不断进行反身性思考，强调研究者尽量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在被研究者身上，避免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出现等级制的控制关系，营造平等、和谐的气氛，让被研究者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保证这种民主、平等的知识模式的实现，女性主义尝试过许多研究方法和技术。比如一些女性主义者强调“让女人来研究女人”，这种模式可以打破主流社会中女性经常被迫保持沉默或女性的声音经常不被重视的现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背景而容易得到沟通和相互尊重。也有人尝试用女性主义运动中“意识觉醒小组”的方法来研究，通过女性之间的诉苦、沟通和交流，把握被主流研究所忽视的女性经验和切身感受。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对社会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量化研究方法进行了不懈的批评，认为这种方法集中反映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追求，容易与性别主义形成结盟。因此他们更加倡导质性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容易克服等级制和权力控制特征，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平等的参与关系。然而众多争论的结果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应该是一种研究的视角，是多元化的、情境化的、开放的、诉诸平等与解放的，因此不能局限于某些方法的运用或排斥，而应该根据具体问题情境来决定运用某种或多种方法，因而方法论的女性主义虽然是批判的，同时也是宽容的。
批判性和宽容性可视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事实上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得以存在的意义和理由。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内在联系使得女性主义虽然始终没有放弃启蒙运动的最初理想，同时却也很乐意接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并在这种批评中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方法论取向。保持批判性并非象传统知识论那样，试图通过论证在理论上捍卫方法论的权威、并在实践中坚持方法论的纯洁，而是首先从根本上承认人性的弱点、人的情感意志的不可超越性，去除一切诸如中立、透明、纯粹、客观的假设，永远保持一种反身的姿态，在情境化中寻觅来自日常世界的、普通人的经验感受。因此对于女性主义自身原则的不断挑战也构成了批判性的重要部分，包括对诸如统一的女性和性别身份、统一的女性立场和经验的质疑，对于方法论的女性主义中“性别万能”倾向的批判，等等。因此保持宽容性和多元化成为批判得以持续的活力来源之一，没有抽象的、大一统的所谓女性和性别，只有来自不同阶级、种族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的女性和女性立场，性别的核心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发生作用，并且永远与文化中诸如阶级、种族、权力等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并交叉起作用。这样，女性主义从女性的代言人逐步延伸到所有追求民主平等的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女性主义方法论从一种性别分析方法取向扩展到基于性别的、反映弱者声音的、消除了等级制和权威的平等研究模式。因此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只代表着一种声音，而是一种开放的选择。
论文研究综述篇三
摘要：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也不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扬弃，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临界点，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包含某些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因此，绝对不能抱着教条主义的态度，简单地用机械的、绝对的和主观的方法，而应当用辨证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来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科技与信息化迅速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开始从工业经济步入知识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特点，说明它已经发生了某些阶段性和局部性的部分质变，它正处在向更加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非爆发式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需要，要求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观点与方法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和新特点，对其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解释，提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观点，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一、应当摈弃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错误方法与观点。
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上，没有正确解决这一重要问题而招致了严重的挫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理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进行了科学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同时，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观点，即认为无论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都完全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基本态势。徐崇温先生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几个界限》一文(载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4期，以下简称为徐文)，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徐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没有而且也绝不可能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笔者认为，徐文观点存在许多纰漏之处。对此，笔者要在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方法、态度及其基本观点等方面同徐文作者进行商榷。
首先，从其内容来看，徐文观点包括这样三个具体论点：一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改变，而只是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的手段、形式和斗争策略的改变。二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具有了社会主义特征，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性。三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很显然，这些论点的实质在于仍然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形态“非此即彼”的完全排斥论，坚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论，坚持“灭资兴社”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革命飞跃论。这些论点，尽管其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则是无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际情况、无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密切联系的客观现实，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某些业已过时的具体结论的结果，因而是脱离实际的理论观点。就其实质来说，这些论点仍然是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当前新形势下的翻版．是以往长期存在的固有观念的变种。因此，这些论点是难以看作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科学观点的。
其次，从其根据来看，徐文观点的提出有这样三个主要论据：一是主观目的决定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所采取的各种新措施的主观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发展，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决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二是客观效果有限论。徐文指出当代资本主义采取新措施的结果，只是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与社会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三是和平演变论。徐文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只是改变了斗争策略，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完全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基本格局。很显然，这些论据是主观化和绝对化的观点。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只要资产阶级自己不想或不愿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自我扬弃措施，都绝不会改变其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最终导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及其错误思想和路线。这是典型的“唯意志论”和“英雄创造历史”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动机来论证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必然结果，完全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变化根本原因和客观趋势的科学原理；用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和政治背叛来说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也完全违背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资本主义要么是实现根本质变，要么只是形式变化而绝不发生任何性质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制度要么保持不变、踏步不前，要么飞跃突变、一步到位。这是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而完全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从量变经由部分质变而到根本质变的科学原理。毫无疑问，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确实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但这绝不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丝毫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没有实现总体上的根本质变不等于它没有发生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部分质变。徐文在否认当代资本主义根本质变的同时，也武断地否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引起部分质变的可能性，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与观点。
根据徐文作者的分析，由于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因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仍然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这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观点。它既没有看到或不承认当代资本主义自身自我扬弃、逐步向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客观现实，也没有看到或不承认现代社会主义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学习和广泛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文明成果的现实情况。当前，和平与发展早已经是时代的主题，经济全球化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互相学习、相互借鉴、互相影响也成为不可改变的客观趋势。徐文根据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就断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仍然是根本对立的，既是有悖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的，也是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客观现实。
最后，从其实质和危害来看，徐文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传统观念在作祟和传统观点的变种。它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完全排斥的根本对立论、排除资本主义而另起炉灶建设社会主义的“空地论”、坚持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论，在理论与实践都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从理论上来说，这些观点不利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客观现实，不利于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从实践上看，这些观点不利于我国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学习与利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成果，不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论文研究综述篇四
语文综合性学习在7月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首先提出，成为语文课程标准中目标的横向维度“五个领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关注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研究现状，分析目前的研究重点和存在问题，有助于对语文综合性学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使教学研究真正提升理论探索、促进教学实践。
一、研究方法。
1.抽样。
本文中的“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研究现状”指的是在教育期刊公开发表的，在《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所能查到的关于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的研究论文。为了全面把握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论文研究的整体概况，在《中国学术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的检索词一栏输入“语文综合性学习”为关键词，时间限定在自207月新课标颁布实施以来至，即-20，“匹配”一项选择“精确”进行检索，检索出全部论文1236篇，然后再用“核心期刊”进行二次检索，检索出142篇研究论文，并把这些论文作为研究的样本。
2.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主要对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研究。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样本的统计分析。
论文研究综述篇五
转载：
这是篇很好文章，看了后感到无地自容，感到全身充满力量。
9）你能够认识到线性代数和概率论在实际编程工作中的极端重要性；10）你完全理解com的设计思想，尤其能够理解com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11）当我说到虚函数的重要作用时，你不会急着去找书来翻；12）你能够说出c++为什么比其他语言优秀的理由，记住这种理由应该来自于你的开发体会，而不是因为其他人都这么说。此外还有很多判断标准，但如果你同时具备5条以上，可以认为你已经具备相应的开发经验了。在这种状态下读研，你将取得读研效益的最大值。
当然，如果你有实际开发工作经验，感觉自己的水平和实力进入了一个高原期，迫切需要从理论上提高，那么计算机学院是唯一选择。因为计算机学院才能让你在理论上更上一层楼。当然能不能更上一层楼最终还是完全取决于你自己。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工作经验并不一定等于开发经验，我见过很多工作2-3年的人，但是没有一点开发经验。比如我。我原先的室友，研究生毕业，现在留校当老师，他好象从来都不写程序，好象也写不来程序。还需要说明的是，考计算机的人未必个个都是高手，严格来说，大部分都不会编程序。也就是说，庸庸碌碌之辈仍然占绝大多数。我的许多研究生毕业的师兄都只有到高校教书等，甚至找不到工作。所以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张研究生文凭出去赚高薪。但是，对于有实际开发工作经验的人，要想自己在3年之中有一个真正的提高的话，计算机学院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读研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你自己要干什么，不能等导师来告诉你你应该干什么。研究生的优势在于理论功底深厚，思维具有穿透力，当然编程能力首先要过关，不要读完研究生还不知道mfc程序的winmain函数在哪里。所以，研究生期间，你一定要做有理论深度的算法设计，比如大规模数据的搜索算法，性能是首要考虑因素，不要奢望sql函数能够帮你解决问题，所有的问题你都必须自己解决，你必须解决内外存交换的性能瓶颈。再比如极品飞车的3d场景生成，图形变换，碰撞检测，物性模拟，纹理映射，灯光模型等等，这些都是可以保证你能拿到2万以上月薪的技术。如果你认为这些东西太难，不可能做得出来的话，那么你就不适合读研。真的，要是你认为读研之后还是要去搞一般的程序设计，如信息管理系统之类的软件，那么你读研的价值就完全不会得到体现，因为这些工作根本就不需要读研。如果你只想成为软件开发高手（比如认为会编驱动程序或杀毒软件就是高手的那种），建议工作，不要考研；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也不建议考研，你进来了只有瞎混一通。如果你有上述工作经验且想成为高级软件工程师（能够独立理解并设计出快速傅立叶变换算法的那种软件工程师）的话，那么强烈建议考研。考研让你有3年放松思考的机会，也有3年让你思想和技术积累沉淀的机会。非常难得的机会。不考研的话，这种机会就是一种奢侈，可望而不可即的那么一种奢侈。同时，不管你是哪一种情况，都不建议考软件学院。除非你是女生，把能够成为一个研究生当着一生最大满足的那种女生。
1）机会成本。这是个经济学问题。读研的机会成本的确是很高。任何人都可以简单地计算出来。所以，我也不赞成所有的人都去读研。读研只适合那些痛感数学在编程中的极端重要性的人。如果对理论工具和理论思维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切肤的认识，那么读研的价值几乎为0；读研的好处在于：a，把你自己放在一个学术和工程的交叉点上；b，让你具备了进入微软等世界顶级软件研发机构的可能性；记住只是可能性。但是不读研这种可能性为0；c，如前所述，如果没有读研的机会，你也就没有静下心来好好钻研几年理论的机会；一边工作拿高薪，一边深入地学习各种理论，诸位认为这可能吗？我反正认为不可能，我觉得学习钻研理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长期安静独处的环境，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的，你会觉得每天都在疲于奔命。而读研正好可以提供这样一个环境。我同时还反对整天跟着导师的屁股后面跑，这样会浪费很多时间。读计算机的研究生，主要依靠自己去查阅最新文献，自己去研读文献，和导师的口头交流一个月一次就足够了，前提还需要导师的水平足够牛。如果导师的水平不牛，这也没关系，不理他就是了，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即可。
3）理论与实践。这没有定论，如前所述，管理信息系统，设备驱动开发，工具软件开发，软件病毒剖析等等这些工作不太需要创造性，需要的是耐心和经验，需要的是对既有规范的准确理解，这类开发工作最适合在实战中提高，理论学习没什么作用。但是在人工智能，模式识别，图像压缩，虚拟现实，巨量数据检索，自然语言理解，计算机图形学等等领域，理论学习就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些领域的突破对人类的生活的影响是极其巨大而深刻的。某些领域处于一个极其快速发展的态势之中，比如计算机图形学，相信诸君能够从众多3d游戏的灿烂辉煌中体认到我的这种说法。在这些领域，如果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一切都是那么遥远，不管你花了多少时间在编程上面。
4）知识结构。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纯粹理论激进分子，即认为除了理论之外，一切都不重要。我认为，纯熟的编程技能是最基本但也是最必不可少的技能。没有这个基础，一切计算机理论就是空谈（研究图灵可计算性理论的研究者除外）。有了这个基础之后，一些基本理论学习方向必须重点突破。
1，科学哲学。这是核心中的核心！可惜国内不开这门课。不但不开课，而且还作为批判对象来引用，实在是遗憾至极！这是一门教你如何“钓鱼”的学科，在一切科学研究中居于最核心的地位。它是古今科研方法和思维方法的集大成者，很难想象一个成熟的研究者没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科学哲学最需要的是领会与总结，它的思想与启示会伴随我们的一生。
2，康托集合论，矩阵方法，离散结构，图论方法，群论方法之间的紧密关系。最重要的认识这些理论对实践的重要启示和方法引导。我始终认为，如果你学了一门理论之后，却不知道这门理论有什么作用，那么你的理论就白学了，你什么东西都没有捞着。所以，学习任何理论之前，先问自己：它有什么用？在哪里用？如何用？带着这些问题去学习理论，你才会真正地学到东西。用这三个问题去问你的理论课老师，他的回答就是判断其实际水平的最佳标准。
3，思维要有极强的穿透力，学会看透文献作者没有写出来的动机。绝大部分大师都有隐瞒自己最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的思考环节的习惯。牛顿和华罗庚先生都有这个坏习惯。这让大家认为他们是天才，因为很多问题他想到了，我们想不到。但是为什么他们能想到，我们想不到？他们是怎样想到的？没有人告诉我们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时的思考过程，当然，牛顿可以慷慨地把他的思考结果告诉我们，但是，他那可以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却没有教给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培养透过文章看穿作者背后意图和动机的能力，在这方面，台湾的侯捷和美国的donbox是绝佳典范。这两只老狐狸（呵呵，是爱称）凭着其猎犬一般的嗅觉，抽丝剥茧，一个把com背后的幕后设计动机揭开并暴露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另一个把mfc的宏观架构做了一次完美的外科手术。其非凡的思维穿透力令人惊叹。
最后，英语这个狐狸精。英语本身不重要，但是用英语写成的文献就极其重要了。所以，专门把英语作为一个重头戏列出来。大家不要相信英语无用论的鬼话。对于搞计算机的而言，英语就是你的母语！英语是科学家的工作语言，就如普通话是教师的工作语言一样，一个不会普通话的老师，一定是最早该下课的老师，一个讲着方言的人，一定是没有什么文化含量的人，一个到处是方言的学校，一定是三流或者三流一下，甚至是y学校，一个只讲方言的寝室要么是不团结，要么是地方学校，要么都是一群没有眼光的人，没有什么出息。
其它的具体理论还有很多，但是都不如这几个个方面重要，因为我觉得这几个个方面是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能力培养环节。需要指出的是，很多高深理论对你的工作是无意义的，当心时间陷进去。一定要把效率最高的时间段用在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学习上。关于读研之后的出路是否光明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读研之后，你的工作机会不是变多了，而是变少了。而且越是高手，他的工作机会和工作范围就越少。这是因为，越是搞前沿研发的公司，其数量越少，在这个圈子的人也就越少。你找工作的范围就越小，试问：如果微软的os设计专家出来找工作，能够让他选择的公司能有几家？但是，这种公司数量的减少是以工资待遇的急剧上升为补偿的，同时，你在工作中所受到的充分尊重也是在一般公司中体会不到的。所以不要担心学了高科技用不上，呵呵，你只会越来越感觉自己学的不够用。既然选择了理论深入，那么就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
论文研究综述篇六
数学模型是一种使用数学语言对现实问题的抽象化表达形式。它是人们用数学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基于数学模型的现实问题表达往往有着量化的表现形式，再通过数学方法的推演和求解，将现实问题中蕴含的数学含义表达出来。在数学、经济、物理等研究领域，有很多经典的数学模型，例如：，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模型、马尔维次投资组合选择模型等，这些数学模型的构建帮助人们解决了很多现实的问题，提升了相关领域量化分析的精确度。
（二）数学建模教学的步骤。
数学建模教学是一种基于数学模型的教学方法，在高职院校数学教学中被普遍应用，具体来说数学建模教学的一般步骤为：
（1）模型理论依据分析。在教学中倘若需要以某一个知识点为基础建设数学模型时，教师应该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找寻模型建设的理论支撑点，切忌假大空似的模型构建思路。
（2）以教学内容为基础假设模型。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对待研究问题进行模型化假设，提出因变量、自变量等模型语言。
（3）建立模型。在假设的基础上建立模型。
（4）解析模型。将待求解的数学数据代入模型进行解析计算。
（5）模型应用效果检验。将模型解析的结果与实际情况进行比较，以检验模型解析的准确性和实效性。
二、高职数学建模教学现状与问题研究综述。
（一）教学现状综述。
施宁清等人采用试验法研究了建模教学在高职数学课程教学中的效果，试验的过程以对照班和实验班对比教学的形式展开，针对试验班的教学采用数学建模的方法，而对照班的教学则采用传统的讲授法展开，通过一段时间的教学实践后设置评估变量对两个班级学生的数学学习效果进行了总结，结果显示：试验班学生的数学考试成绩、建模应用能力等均优于对照班，说明建模法对高职数学教学质量的提升效益明显。危子青等人项目教学法与建模思想融合的高职数学教学形式，指出：该种教学的特色在于将高职数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划分为若干个子項目，对每一个项目都进行模型化构建，并以模型为素材设计和组织项目化教学，通过教学应用后发现学生不仅掌握了项目教学的学习精髓，也掌握了数学模型的构建解析技能，教学效益获得了双丰收。冯宁肯定了建模思想对高职数学教学带来的效益，指出：通过引入建模教学，能够最大化锻炼学生的发散性思维，以及数学逻辑应用能力，对教学效果的促进效益明显。
（二）存在问题综述。
尽管建模法对高职数学教学带来的效益十分明显，但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一些问题也不断凸显出来有待进一步整改，为此国内一些学者也将研究的视角放在建模法在高职数学教学中存在问题的研究上，例如：孟玲从教学方法的教学分析了高职数学建模教学中的问题，指出：很多高职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不足，加之传统的数学模型又十分抽象，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一些高职数学教师采用传统的建模教学思路组织教学并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而抽象的数学模型与陈旧的教学方法结合反而降低的教学的效果。曹晓军则认为：很多数学教师并不注重引导学生科学地理解数学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接受学习内容，而是一味地采用灌输法设计教学过程，不利于数学模型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益提升。
三、高职数学建模教学发展对策综述。
针对建模法在高职数学教学中凸显出的问题，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对策。例如，齐松茹认为应创新建模教学的形式和方法，如引入游戏教学法，将深奥的数学模型趣味化，通过组织多元化的教学游戏激发起学生参与建模学习的兴趣。谷志元（）则认为教师应该加大对学生的引导，通过课前、中、后期的有效引导，帮助学生有效地建立起对数学模型的认知，逐步教会学生利用模型解决实际问题，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以提升数学模型在课程教学中的价值。周玮则提出了结合网络课堂建立研讨式课堂的建模教学新思路，不失为一种高职数学建模教学的创新教法。
四、结语。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查阅和梳理发现，高职数学课程教学中引入建模方法对于课程教学实效性提升的效果已经得到了国内众多学者的肯定，但在应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教学方法的创新度不够，学生引导的活动不多等，为此国内一些学者也提出了针对性的教学优化思路。本文的研究认为：建模法对于高职数学教学效益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价值，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各级高职院校教师应该结合教学的实际情况开展科学的建模教学活动，以不断提升高职数学建模教学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论文研究综述篇七
当今社会,商业活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以德治商,文明经商,遵循商业活动中的道德规范从事商业活动,这是商业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目前伦理学界对商业伦理的研究中,主要围绕以下理论话题而展开,即如何从理论上阐明产品责任的归属问题,商家自利与利他问题,商业腐败问题,商业诚信等等.
作者：王中原罗文俊作者单位：王中原(中南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罗文俊(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湖南,长沙,410116)。
刊名：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ofhunantaxcollege年，卷(期)：16(2)分类号：b82-05关键词：商业伦理产品责任问题利己与利他商业诚信商业腐败
论文研究综述篇八
矿产资源是一国经济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对矿产资源征收税费的原因在于，国家作为资源所有者将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或经营权转移给纳税人或者作为行政管理者对经营者索取的补偿。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矿产资源丰裕程度、经济法律制度等各不相同，全球各国的矿产资源税费制度各有差异、各具特点，通过归纳总结各国矿产资源税费的主要类型，结合政府偏好性系统地分析不同类型优劣之处，有助于为我国的矿产资源税费改革提供借鉴。
(一)从置计征。
从量计征矿产资源税费(iit-basedroyalities)是对矿产资源征税最早采用的一种计征类型，该计征方法以体积或重量为计税基础，对单位体积或单位重量适用一定的税(费)额。一般从量计征矿产资源税费较适合均质矿产，例如工业用矿物(沙、砾石、鹅卵石、石灰石、规格石材)或者大宗出售矿物(煤、铁矿石、盐、磷矿、硫矿石)。大多从量计征矿产资源税费以井口矿石测定的体积或重量作为计税依据，如针对处理或加工后的矿物则需推算出原矿体积或重量。曾经一些国家使用过以体积为计征依据的矿产资源税费，但由于通常确定矿产资源的重量更方便也更易于监管，所以后来以体积为计征依据的矿产资源税费逐渐多被以重量为计税基础的征收方法所取代。
从量计征矿产资源税费最早为大家所采用，首先是其计征方法简便易行。只考虑体积或重量，从而可以将容易引起争议的因素(如价格、价值和成本)排除在外。此外，从量计征矿产资源税费可以采用浮动法对不同经营规模的矿场区别对待。对小矿场，如小型家庭作坊或合伙矿场，可以提供不少就业机会同时也会产生大量服务需求，但效率要明显低于大规模经营的矿场，可以适用较低的税费率;而对利润较大的大规模经营矿场则可以适用较高的税费率。浮动型从量计征矿产资源税费考虑到过高的税费率可能会使规模小、经济回报少的项目不堪重负，过低的税费率则无法对获利颇高的资源开采项目给予其所有者充分补偿。
从量计征矿产资源税费的确定有时也会有一定难度。例如，如果一批金属矿产以矿石或者精矿的形式出售，其重量的确定可能就需要综合以下因素：矿石或精矿的重量、矿石或精矿中的金属含量、或者可回收的金属重量。此外，如果是非均质矿产，则并不太适合于简单地运用从量计征方法。例如，从块状硫化物矿床开采而来的铜精矿可能富含销路很好的铜，但也可能含有锌、铅、金、铂，而这些金属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在价值，但财税纵横。如果仅仅以铜作为从量基础，将无法体现其副产品或者关联产品的价值潜力。
(二)从价计征。
从价计征矿产资源税费是各国政府最常用的方法，通常是以矿产价值作为计税基础，对特定矿产适用一定的税费率。针对某一特定矿产，不论其销量多少，资源税费率可以固定不变，或者也可以根据所售矿石产量或者累计值而有一定的浮动变动。确定矿产价值的方法有很多，以下为最常见情形：矿产的井口价格，初级产品的价格(如精矿)，可回收矿产的价格，由销售量确定的总收人，由销售量确定的总收人减去某些可扣除费用(如运费、保险费、装卸费)后的余额。
从价计征矿产资源税费的计算稍显麻烦，其计算的复杂程度主要取决于如何确定矿产价值。如果只是简单地将价值确定为销售收人(总收人、发票价格、结算价格)，那么计算就非常简单。但是，政府还会存有一些疑虑，譬如销售价格可能低于市场价格，这可能源于矿业公司通过“转移定价”方式避税，以非正常低价向其附属机构销售，对于未来合同缺乏合理预测等。矿业公司却可能认为，市场价格囊括了某些费用，如到出口地点的运输费、保险费和装卸费等，因而发票价格并不能反映市场价格。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有些国家转而采用更为复杂的税费制度，他们采用参考价格制度，然后运用这一参考价格来确定测定产品中矿物含量的市场价格。例如，某一政府可以将伦敦金属交易所阴极铜的每日报价作为阴极铜的参考价格，接着测定产品中的阴极铜含量，然后对照参考价格来确定阴极铜的市场价格。但是，并非所有矿物都有参考价格，另外参考价格制度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所售产品(如某一提炼品)往往与参考价格所对应的产品(如阴极铜)不一致。
从价计征还有其他方式，有的政府通过减去一些特定的费用(通常是与采矿或者选矿没有直接关系的费用)来对价格进行调整，这样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最常见的调整是从销售价值中扣除从采矿地点到销售地点产生的所有费用(如运输费、保险费和装卸费)。另一种常见价值的确定方式是冶炼厂返还净值，其计税基础是在扣除冶炼和提炼成本以及罚款之后，生产者所获的净收益。
(三)从利计征。
从利计征矿产资源税费考虑投资者的支付能力，以盈利能力指标或调整后的收人为计税基础，最为投资者偏好。很多国家采用了以支付能力为基础的矿产资源税费，虽然计税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有一个共识，即将矿产价值和某些成本(如资本成本、生产成本、营销成本、运输成本、搬运成本和保险成本)都考虑在内。与从量计征和从价计征矿产资源税费不同，从利计征在计算时要扣除一系列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资本成本。由于这与所得税的计征方式相似，有些国家或地区不再征收矿产资源税费，而只是单纯地征收一般所得税，例如，格陵兰岛、墨西哥、瑞典和津巴布韦都没有征收矿产资源税费。
大多国家采用的是较为简单的从利计征或按收人计征的矿产资源税费制度，这些税费制度在计征方法上通常是将销售收人减去可扣除成本，但不考虑资本回报。较为简单的从利计征矿产资源税费通常将单个矿场的总销售收人减去那些与该矿场有关的可扣除成本作为计税基础。按收人计征的矿产资源税费则有一定的差异，在该征收方式下收人来源不仅局限于产品销售收人，还包括其他各种收人(例如销售某一财产的收人)，并且允许缴纳者将所有的矿场进行合并计算。
从利计征矿产资源税费有一种称为净利润矿产资源税费，它以净利润作为计税基础，其中净利润是指矿石销售收入减去支出后的余额。但为了让矿业企业及税务专员都能明确利润的确定细则且尽量减少争议，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的实施方案需要逐条列明清单规定哪些应当计人收入、哪些成本费用可以从收人中扣除。由于矿石一般都要进行开采、粉碎、装卸、选矿、冶炼、精炼、提纯等处理，在试生产和运营过程中除涉及基本的收人和支出项目外，还包括提取准备金、营销、员工安置、技术服务、法律服务等可能性支出，因而收人、支出项目的条款通常都冗长繁琐，它的计算和确定需要大量的信息以及专业会计人员。
(四)混合制度。
有些政府将不同的计征方法结合起来，有一种方法是将盈利能力融人到从价计征或从量计征的矿产资源税费中使用。例如，针对某应税矿产可以计算出盈利指标，不同政府所定的指标不同，可以是成本与销售收人的比率、回报率，或者是单位价格与某一参考价格的比率，然后根据这一指标调高或者调低从价计征矿产资源税费率。这样的税费制度将低盈利矿场与高盈利矿场区别对待，既考虑了盈利能力，同时也能保证税收收人，加纳和密歇根州的矿产资源税费制度就是采用混合制度。
还有一种混合制度，纳税人既要确定从价计征矿产资源税费金额也要确定从利计征矿产资源税费金额，然后按其中较高的一种缴纳，或者两种同时缴纳。但如果同时缴纳，从价计征矿产资源税费被作为一种最低税费而征收，纳税人可以在从利计征矿产资源税费中冲减从价计征矿产资源税费。
矿产资源税费制度设计采用何种计征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如何平衡经济效率与行政效率。在两标的平衡过程中，主要结合以下因素进行考虑：征管成本、矿产品的黾价、矿产品价格波动性、项目规模。
征管成本主要包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是必需支出，它与采取何种计征方法、开采矿产品的品种、规模、价值都无关;可变成本则是来知项，主要表现在征收管理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特定的征收方法下可能存在歧义和争议，需要政府和投资者花费很大的精力来遵从或修改相关规定。
矿产品的单价会影响政府采用何种征收方式，通常政府对申.价越高的矿产品进行从缓计征无法获得更多税收，但从价计征则不同。此外，如果项目的规模相同，单价越高的项目对税收收人的贡献越大。
矿产品价格的波动性则会影响税收收人的稳定性，也会影响政府对税费率的设计，当然，从最计征方式除外..通常如果矿产品价格波动小，政府能相对准确地对未来税收收人进行预期，税收收人也就相对稳定，因而税费率设也可以相对稳定。然而，价格波动大的矿产品为r确保税收收人的稳健则需要设定一定的浮动范围。
矿业项目规模会影响管理成本，通常经营规模越大，矿产品产量越大，政府从单个项目中越容易获得较高的税收收入，单位管理成本越低。
从歐计征矿产资源税费只关注矿产数量或体积，单价和价格波动与税收收人无关，不考虑项目是否盈利，i卜征方法最简单易行，对政府的税收征管能力要求最低，政府征税所需投入的成本最小，最具行政效率，也是最早采用的一种征方式，对大宗低价矿产品实行从计征矿产资源税费为合适，也为税务管理能力相对薄弱的政府所偏好。
如果矿业项目规模大且矿产品价格日渐高涨，对矿产资源税费实行从《计征的政府则会苦恼于眼见矿产品价格节节攀升，但税收收入仍在原地踏步不动。与从置汁征方式不同，从价计征矿产资源税费会随着矿产品价格的波动而波动，当矿产品价格高时，政府将因矿产品价格上升而获得更多的财政收人，所以从价计征方式渐渐成为主流最简单的从价计征矿产资源税费只关注矿产价值，有的政府会对矿产价值进行调整，适当考虑一些与生产尤关的成本。但这种计征方式也不考虑矿场的盈利能力，矿场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都应，缴纳从价计征矿产资源税费。由于从价计征方式涉及到矿产价值的确定问题，征管难度大于从量计征方式，对政府的征管能力比从鼇计征方式要求高，其行政效率次之。当产品价格高或项目规模大时，从价i|_征方式更为合理大多数政府都是风险规避者，偏爱从董计征或从价计征矿产资源税费，但这两种计征方式有共同缺点：首先，由于它们不论矿场项目是否盈利都需要缴税，这些明的税收成本的存在会直接影响矿、企业的矿藏储敎规模，进而对矿藏价值和财务可行性产生影响,，其次,这两种计征方法都没有考虑矿产品的单位成本茇异，单位成本不同的项目会导致现金流t有很大区別，而这邱项目税负承受能力也完全不同。
从利计征的矿产资源税费允许矿业企业项目收回部分成本，确保项目的盈利，但由于成本扣除份额较大，相较于前两种计征方式在同一条件下税基变小，通常税费率也较高，以此确保项目盈利后政府的税收收入水平。从分配角度来看从利计征更具经济效率，但从利计征方式有以下缺点：首先，时间成本。从利汁征的矿产资源税费建在项目盈利的基础上，需要允许项目收回部分成本，而往往矿场项目的成本投人都很大且时间周期较长，政府需要一定的时间等待税收收入流人。其次，税收征管成本太高。从利计征矿产资源税费的利润通常指项目利润而非企业利润，其利润指标的确定不同于会计利润指标或所得税前利润指标的计算，计算操作相对复杂。为了利润的确定合理公平，项目可能需要组织大最的审计工作，以及可能而临争议和冲突的法律诉讼费用。最后，政府需要承担太多风险：价格波动、项目固有风险、项目经营者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都会影响税收收入的稳定性。其屮大的风险是投资者可能看似足够公平且合法纳税.但却永远也无法产生“净利润”，从而政府永远也得不到矿产资源税费。从行政效率角度来看，从利计征方式最不具效率。
由于实施从利计征矿产资源税费的政府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且有可能颗粒无收，或者纵然会有税收流人，但仍然需要耐心等待矿场企业收回部分成本，因而通常不被政府青睐;当然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由于拥有丰富的税收征管经验，具备良好的税务管理能力，并且配备有训练有素的税务专员，成功地实施了以各种盈利性指标为堪础的或者以收人为基础的从利计征矿产资源税费制度。
二、对我国现行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启示。
综上所述，全球矿产资源税费制度主要有从量计征、从价计征和从利计征三种类型，各国依据+同国情和不同的政府偏好选择设计适合本国的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最-汗始采用的从计征法简便易行，但由于只考虑体积或重摄，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成本等排除在外，引起了很多争议，逐渐为从价计征方法所替代。而从利计征方法下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和风险较大，所以各政府大多选择规避风险而普遍采用从价计征方法。我国现行资源税制度主要实行从计征，虽然近几年计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已经改革为从价i十征法，但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矿业相关利益主体的分配问题等，资源税费制度的改革仍未到位.要择机将从价计征方法推广至更多的应税资源。
论文研究综述篇九
长期以来，语言学界将多语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双语研究。然而，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交流需求增强，这种交流可能是跨区域、跨语言、跨文化的。在此背景下，多语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益凸显。三语习得研究作为近年来国际和国内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三语习得的文献进行梳理，剖析了国内外三语习得研究现状及其特点，并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成果，对三语习得后续研究的发展做出展望。
二、国外三语习得研究综述。
国外的三语习得研究肇始于hoffman和thomas的研究。hoffman的著作languageacquisitionintwotrilingualchildren是三语习得研究的典型作品。hoffman在此研究中主要从语言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三方面跟踪调查两个从小同时学习德语和西班牙语的小孩的语言发展与习得。在此期间，cenoz，gorter，kemp&jorda等学者对三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cenoz&gorter探究了在巴斯克语、英语和西班牙语三语环境下写作技能的培养，并用不同方法来探究这三种语言之间的联系与交互。语言学家kemp给多语现象下了定义，他所提及的影响元语言意识的变化因素为三语习得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包括语言习得者同时掌握的两门语言，学习者的读写能力、成熟度、学校教育等因素。jorda基于言语行为和语用能力的分析，阐述了三语语用意识的产生以及影响。语言学家deangelis探究了习得的语言之间的距离、近因的使用、语言习得的顺序、文本的形式和对目标语与源语言的熟练程度。
三、国内三语习得研究综述。
与国外的三语习得研究相比，国内的三语习得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起步较晚。从已有的三语教育研究成果可知，国内三语研究对象主要针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学生。从研究理论来看，大多数研究者将少数民族学生的三语习得与汉族学生的二语习得进行对比研究，将语言迁移理论、认知优势理论、语言损耗理论、文化濡化、涵化理论、元语言意识理论运用到我国少数民族三语教育研究中。关于研究领域，学者们从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神经学、教育学等方面展开了研究，运用对比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时出现的困难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解决办法和途径。就研究内容和方向而言，国内三语习得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三语教育现状。
国内不少学者对三语教育现状进行了调研，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姜秋霞和刘全国对西北民族地区外语基础教育做了现状调查，发现由于教学条件和与语言接触的限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掌握英语是极其困难的。胡德映(p99-120)的研究发现中国少数民族学生并没有在外语学习上表现出相应的能力，因为授课教师在语言教学中几乎不会考虑或者时常忽略学生的双语(汉语和民族语)能力以及由双语能力导致的认知差异。张贞爱等发现相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育质量和三语教育认同都较高。
(二)语码转换。
在国内，从语码转换这一视角研究三语习得的学者较多。刘全国研究了中国西部的藏族学生在英语课堂中三语习得的语码转换。他在研究过程中观察了藏族学生的英语课堂并记录下课堂中发生的语码转换现象，对中国的语码转换研究做出了极大贡献，并为国内外关注中国三语习得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研究证据。吴白音那，文秋芳通过调查内蒙古地区某蒙古族学校3名初中英语教师的教学情况，探究了三语环境中教师语码转换的结构类型与功能及其分布特征。
(三)学习动机。
原一川对中国云南省的500多个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云南的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外语的动机大多数取决于他们在目标语言学习中获得的分数。同时，原一川的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语言动机的因素还包括他们对目标语的态度，目标语背后所涵盖的文化，学习中的焦虑以及学习的内在动机等。
四、未来研究展望。
由以上国内外三语习得研究概况可知，国内外的三语习得研究都关注了语言学习的动机、态度、障碍、语言迁移、二语和母语的影响以及语言学习策略等方面的内容。而国内的研究主要是短期的抽样调查，真正意义上的长期纵向实证研究较少，不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认为，未来对三语问题的研究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笔者在“中国知网”中按“三语语用”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有关三语语用的`文章只有9篇，因此，国内学者可以结合国内少数民族外语教学的特有现象，拓展三语习得在语用学领域的研究，分析三语语用的产生与语用意识。
第二，将三语习得研究渗透到语言各层次，包括语音、语调、词汇、语篇等层次。通过对国内24种主要外语类期刊有关三语习得的文章进行归纳，发现对词汇的研究居多，而对语音的研究只有8篇，未来对语音层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第三，国内的三语习得主要集中在对藏语、彝语、状语、苗语、蒙古语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拓展到更多的少数民族语中，有助于丰富语言文字的研究。
第四，探索三语习得研究的新方法，将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相结合，提供更多有数据分析和科学论证作为支撑的研究报告。
第五，目前探究二语对三语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反过来研究三语对二语的影响的并不多见。因此，三语习得对二语习得的逆向影响可作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论文研究综述篇十
对出土乐器进行测音研究,是音乐考古学的核心工作,也是音乐考古学区别于一般考古学的最为重要的方面。目前的测音研究,在技术、方法和软硬件设施上都有新的进展,但普遍侧重于乐器音高的测定分析,而对于乐器音色的测试研究则较为欠缺。
笔者觉得,对于出土乐器进行音高测定,当然是必须从事的音乐考古工作,但测音研究不能仅限于此,还应该包括对出土乐器音响品质的测定。出土乐器由于长久埋藏地下,本身会产生一定的物理、化学变化,其音响品质也必然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出土乐器的音高和音色均非当时原有。但是,这些变化的范围应是有限的,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音响测试,从一定程度上来了解古代乐器的音色,以及乐器的音列或音阶结构。
实际上,每种古代乐器在设计制造时都会考虑到音响品质,并会产生阶段性的变化。比如石磬,从早期的单件特磬,到商周时代的编磬,期间随着选材、制造技术和工艺的发展,音色也一定会随之发生改变,总体上表现出古人对石磬良好音色的历时性追求。对不同历史时期石磬的音色加以测试,能够得出具体的声谱和相关的音响参数,由此再进行主、客观结合的音响评价,可以探索石磬制造中音色发展变化的历史特点和规律。由此看来,一些零散或单件出土的乐器,虽然不能研究其音列或音阶结构,但却可以用于音色研究,因此它们均有音响测试的必要和价值。出土乐器的音色,既有个体差异,也有时代、地区和民族的差异。因此,需要积累更多资料和数据,方可对出土乐器的音色进行定量分析。
二、出土乐器复原研究。
对于出土乐器而言,通过复原研究,有助于了解乐器的设计制造、音响性能、安置和演奏方式等。笔者理解的乐器复原大体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对出土乐器形态的复原,二是对出土乐器音列或音阶组合的复原。
对出土乐器形态的复原,可以是出土乐器原器的复原,也可依据出土乐器原器,进行复制或仿制,还可参照乐器图像进行仿制。需要指出的是,参照乐器图像进行的复原,只能局限于仿制的层面,其真实性自然要弱于依据乐器实物进行的复制或仿制实验。
出土乐器原器的复原,指的是对出土乐器残品的修复。由于有些出土乐器已经断裂残损,所以需要利用文物修复技术对原器进行复原。经过复原之后,有些乐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失其音响。如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葬西周晚期编磬、山东章丘洛庄汉墓编磬,出土后均有一些残断,经过拼复粘合,绝大多数能够击奏发音,并且保持其在原有组合中的相对音高,为我们研究编磬的音阶组合提供了条件。过去由于缺乏经验,对残断编磬一般未予测音,芮国编磬和洛庄汉墓编磬的修复工作,为现存大量残断编磬的复原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依据出土乐器原器进行复制,从制作材料、尺寸、重量、工艺和音响等方面,都要求与原器保持高度一致。乐器的仿制则不同,它在这些方面并无十分严格的要求,有时可能仅达到形似。前者如学术界对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研究,后者如对敦煌壁画古乐器的仿制。
目前中国学者在出土乐器复原探索方面所做工作尚不普遍,而西方学者比较重视出土乐器的复原研究,他们通常在从事乐器形制研究的同时,制造出乐器的复制或仿制品,并对其进行演奏实践的探索。,在天津音乐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国际音乐考古学学术研讨会上,不少西方学者带来了他们制作的出土乐器复制和仿制品,并在专场音乐会中演奏了骨笛、陶哨、陶号、口弦、鼓等乐器,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流散古乐器研究。
有不少中国出土的古代乐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流散于中国大陆不同省份、港台地区以及欧美亚澳一些国家,并分别有公、私收藏。在流散古乐器当中,尤以青铜钟类乐器为最。这里试举我接触过的实例略做介绍:。
一例是速钟。1985年出土于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当时共出青铜编钟和编镩18件,后来有5件编钟被盗并流失。国内现存13件,其中包括速钟4件、无铭编钟6件以及编镩3件,均藏陕西眉县博物馆。后来获知,速钟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1件,美国纽约范季融收藏1件,还有1件现存香港私人藏家。经过形制、纹饰、铭文和测音结果比对,可知克利夫兰所藏f钟应为8件组合编钟的第一件,纽约范氏所藏速钟为全套8件之第七钟。目前第五、第六钟尚未现身,惟盼来日能够珠联璧合。
另一例是虢叔旅钟。早年出土于陕西长安河蠕之中,清代学者业已着录,后流藏于国内和日本。据今所知,虢叔旅钟现存5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和京都泉屋博古馆。通过形制、纹饰、铭文和测音结果比对,可知虢叔旅钟全套应为8件,现存5件分别属于第一、第二、第四、第六和第七钟,目前尚有3件下落不明。
有些流散乐器形制独特,目前在国内藏品中尚无同例,因而殊为珍贵。有些流散乐器原本属于编组乐器的一部分,有些属于同一人所作器,但现在却分藏世界各地,不知其音阶组合。当然,对于流散乐器的寻访考察,并非仅限于对失群乐器组合的探讨,还可将流散乐器与现有的科学发掘品加以比较,以判断流散乐器的出土地点或范围,乃至其族属和考古学文化。希望今后能够通过各方协作,对流散乐器进行全面考察,为中国古代乐器研究做出贡献。
四、古乐器辨伪研究。
目前国内外收藏的古乐器,尤其是一些传世品,真伪糅杂,需要加以辨别。如大家熟悉的太室埙和韶埙,常被一些古代音乐史着述所称引。这些陶埙现分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山东省博物馆,均系个人捐赠,来历不明。经过实物观测,我认为它们十分可疑,不能作为实用乐器。如太室埙,其吹孔为两面对开的v形凹口,这种形制的吹孔根本无法吹响。埙的制作较为粗陋,埙体按孔排列也非同寻常。不仅如此,其铭文中的“太室埙”三字,在字的构形上也有疑点。综合看来,这些埙恐属伪作。
青铜乐器的作伪更为常见。以收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虢叔旅钟”为例,这件钟为甬钟,舞饰变形夔纹,篆饰斜角双头兽纹,鼓饰顾夔纹,右侧鼓饰小鸟纹,钟体内壁有隧,属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编钟常见的形制。编钟的钲间和左鼓有铭文20字,其中有“虢叔旅”字样。以此钟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虢叔旅钟比较,纹饰有明显差异。弗利尔钟的铭文,内容仿自传世虢叔旅钟,但从字体和语例看均有疑点。经过综合考察,可知弗利尔所藏这件“虢叔旅钟”的铭文乃后刻,应是器真铭伪。
再如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宗周钟”,铭文乃仿自传世宗周钟。旧金山这件钟的铭文,钲间、左鼓部分与传世宗周钟相同,但转接至右鼓即露出作伪马脚;传世宗周钟铭文由左鼓接至背面右鼓,与旧金山钟显异。传世宗周钟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从形制、纹饰和铭文看属于西周晚期作品,作器者为周厉王,已成学界共识。而旧金山钟从形制和纹饰看应属春秋时期制品,铭文显系后刻,因此这件“宗周钟”也属于器真铭伪。
五、有关出土文献研究。
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文、金文以及简帛书籍等,目前学术界统称为“出土文献”。这些资料当中,包含有古代音乐理论、音乐事物和音乐史事等记述,对于研究当时的音乐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近年来出土文献资料较多,其中以楚简和秦简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如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发现的战国中期竹简,书写内容属于儒道典籍,其中包含先秦时期的乐教思想,有些方面可以与《乐记》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乐记》的成书年代加以重新审视。
又如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目前已经陆续出版齐全,其中也包含一些音乐方面的内容。如上博简第四册所收定名为《采风曲目》的部分,涉及一些乐律文字,有些与曾侯乙编钟乐律铭文相同,有些文字目前还难以确认,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再如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楚简,现在已经有部分资料结集出版。清华简的内容,有些涉及周初饮至典礼中的仪式音乐活动,如《耆夜》讲周武王和周公饮酒作诗,其中周武王致毕公诗中有“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周公致武王诗有“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清华简尚未完全公布,我们应关注有关资料的发表和研究。
秦简方面的资料,可以举1986年甘肃天水放马滩所出为例,其中涉及乐律的文字,包含五音、十二律以及有关的律数和大数等,整理者定名为《律书》。放马滩简《律书》的生律法,与《吕氏春秋》属于同一理论体系。从简文透露的信息看,六十律的理论探索可能在战国晚期已经萌生。放马滩简还有乐律与五行、时辰、术数、占卜等关系的记述,均需做深入探讨。
涉及音乐方面的出土文献资料,其特点是较为零散,需要从事专门的收集、梳理和分析。以往研究者大多来自于古文字学界、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音乐考古学者较少参与。我们应注意学习和吸纳新的成果,积极参与有关出土文献资料的研究。
六、民族志类比研究。
对于考古材料的认识和理解,有时需要借助民族志资料加以类比。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属于民族考古学学科范畴。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可以借鉴民族考古学民族志类比的方法。目前音乐民族志资料主要由民族音乐学者通过田野考察来获取和建立,音乐考古学者应该依靠和利用这些资料,同时还应积极从事实地考察,收集有关的民族志资料。
试以出土的先秦和汉代笛类乐器为例,来说明民族志类比方法的应用。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竹篪,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笛,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竹笛,甘肃居延汉代遗址竹笛,其按孔的开设都是先将竹面削平,然后再在上面开孔。这种做法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有所存在,如景颇族之“比笋”、门巴族之“里令”等。如果对有关民族志记载做深入的实地考察,再与考古发现的笛类乐器加以类比,就有可能得出一些新的认识。
甘肃居延汉笛的奏法,过去一般认为是横吹,但通过考察其形制,并进行民族志类比,发现其奏法应为竖吹。居延汉笛的形制较为独特,它的管端保留竹节,但未将其挖通,这样就自然堵住管腔。竹节两侧各有一个小孔,两孔间表皮削平。类似形制的竹管乐器,见于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哈尼族的“竖吹其篥”(又名“曲篥”、“七篥”或“体篥”),以及云南德宏的德昂族“结腊”(又称“布垒”或“直笛”),其奏法均为竖吹。只是竹节两端的小孔上盖有一薄竹片并加以固定,吹奏时,气流经过竹节两端小孔,从而激发边棱发音。经过比较,可知居延汉笛竹节两端的小孔,原来也应有一薄竹片覆盖,其奏法与民族志资料所载相同,即应为竖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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