棱角分明,线条粗犷,充满魅力的青铜人头像和面具;枝繁叶茂,结构复杂,体型巨大的青铜神树;象征王权和神权的金杖;无法破解的鱼鸟图文符号;神秘的三星堆文化究竟来自何方,作为辉煌的古蜀文明代表它又消失于何种原因呢?
1929年的春季,在四川广汉川西平原上,有一户农民,在离家不远的林地边挖水坑,打算安放水车,这三个平淡无奇的中国农民所不知道的是,他们将于今日打开一个沉睡数千年的文明大门。
事情的经过如下:当时,燕道城之子燕青保是三人中体力最好的,所以在挖沟时格外卖力,锄头被高高举起重重落地,忽然听到“砰”的一声,石头?随即,他转换位置再次举起锄头,“砰”虎口一震,这次他确信下面一定有东西,于是便随意扒开土层来看,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于家中石磨无异,只是较之更为细腻温和,燕青保觉得奇怪便叫了父亲燕道城和儿子来看,他们三人沿石环边沿用力一掀,随之而来的,是绿莹莹的一堆石器。
除了震惊还是震惊,燕道城好久才回过神来,赶紧将土坑掩盖好,带夜深人静大地沉睡之时,全家一起出动悄悄取回了宝物(后来经研究人员清点竟有包含壁、璋、圭、圈、钏、珠、斧、刀等400余件玉石器物),燕道城不免有些惊愕,难道真的是否极泰来枯木逢春?自己这是捡到宝贝了啊。
也许是过于兴奋劳累或者其他原因,燕道城同儿子取得“宝贝”后都生了一场大病,可谓是九死一生,这难道是来自神灵的惩罚吗?出于破财消灾之说,燕道城便把这倘来之物分给了乡邻,还把一只玉琮送给了广汉驻军陶团长,一时间成都古董市场因“广汉玉器”的出现闹得沸沸扬扬,而1935年龚熙《古玉考》一文的发表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其实早在1933年秋,美籍教授葛维汉和华西大学林铭均戴谦教授等人就正式开始对三星堆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发掘过程中又不断发现了大量的稀世珍宝,4年后,因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而被迫中止。
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第二次发掘,四川大学历史系一个考古学教授甚至预言这可能是古蜀的都城,后经证明确实如此,1986年在遗址中又发现了两个祭祀坑(不少学者对称其祭祀坑表示质疑,但其名源于发掘者在两坑的《发掘报告》中提出,较具有权威性)分别出土了420件和1300件文物,其中有著名的青铜大立人像、象牙、海贝、青铜神树等,这一发现犹如一记重磅炸弹在国内外历史研究界掀起了鲸涛鼍浪。
三星堆文化神秘的面纱背后究竟隐藏着些什么,它到底来自何方呢?
三星堆遗址发掘于四川广汉鸭子河南岸,早期有学者称其为巴蜀文化,但据其地理原因判断,它们一个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一个位于四川盆地以东所以缺乏地理条件支持。
巴国始现于《山海经》,宋代史学家罗泌的《路史·后记》卷一记载:“伏羲生了一个儿子为咸鸟;咸鸟又生了乘厘,是司水土,又生了后照;后照又生顾相,降生的地方为巴国,而后便有了巴人。”
巴国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而关于蜀人的记载则开始于商王武丁时期(约等于前13世纪末)。据《后汉书》记载,西周时期巴国俯首称臣,又叫巴子国,灭亡于公元前3,《史记·秦本纪》中有记“楚国国土自汉中开始,南到巴国黔中”,楚国战胜了巴国并侵占了黔中,而后巴国又被秦国灭掉。
巴国的起源和灭亡在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所以三星堆文化只能被划分为古蜀国文化,它也是古蜀文明辉煌的时期的代表,填补了古蜀文明的千年空白。
三星堆文化是天外来物?
193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出两大祭祀坑,其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头像和面具,但其造型已脱离中国人或古蜀人的面部特征,棱角分明,宽嘴大耳;其中还有中半人半兽型面具,其面部特征与人型无异,但耳朵具有明显的兽性,眼珠呈圆柱状向外凸显出,犹如蟹目。
对此,有外媒大胆猜测,三星堆文明来自天外文化。
《华阳国志·署志》中记载:“蜀国有侯名蚕丛,他的眼睛为纵目,后来做了蜀国的君王。其死时以石棺而葬,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蚕丛就是古蜀的第一代君王。
因此,青铜面具的造型也极有可能是出于对君王的崇拜,即所谓的“国人从之”,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蚕丛纵目”的典故才被正式定格。《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一书表示古蜀文明是中原传统文明以外的文明,蜀人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发明创造力完全有可能超于我们的想象,其青铜头像和面具显得突兀并不奇怪。所以,天外来者之说是不具备历史依据的。
由一根权杖引发的争议。
众所周知,古文明中权杖大都是王权或神权的象征,其中西亚北非一带更为尤甚。1936年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内就出土了一根“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由金皮包裹木棍而制成的权杖“并且上面还刻有鸟鱼箭翎图案。由于金杖并非中国特色且古中国向来以“鼎”为重器,而且据历史记载署人并没有像样的图形文字,所以它一出现就引起了众研究者的热议,于是就有人提出三星堆文化是否是源自埃及文明或西亚文明的疑问。
事实上,西亚和埃及也并非是最早出现权杖,据理查德·得基的《人类的起源》中描述旧石器晚期马格德林人就曾用骨头或者象牙雕刻权杖。而且,中国也并非没有关于权杖的记载,《汉书·孔光传》有关于皇帝赐给太师灵寿杖的记载,《山海经》中也有夸父死后以杖化为邓林的传说,新疆小河墓就曾出土过一件石质权杖,良渚人也有以玉为杖的记载,吐蕃也有以杖象征权力的的先例。
为何三星堆就不能以金为杖呢?也许三星堆是吸收了外来文明而形成的多元素文明,段渝先生认为文化之间是可能存在文化飞地的,文化飞地由欧美一些学者提出,指一个文化的发源地它某种文化因素传递到了另一文化区间,而中间没有任何传播痕迹,如同飞过去了一样,人类学称其为文化飞地。
除此之外还可能会有“文化多元性”和“文化整合”的现象出现。所以,单凭一根权杖就断定其源自西亚或埃及文明是缺乏依据的。
三星堆文化同宝墩文化的藕断丝连。
考古学家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出现绝非偶然,其是由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发展形成的。三星堆文化和宝墩文化在时间上非常吻合,因此,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即使三星堆文化吸收了部分外来文明,但其文明主体仍是源于古蜀文明。
宝墩文化约存800年,根据考古学家判定其最晚出现于3700年前左右,而三星堆文化也刚好是3700年前,其上限正好是宝墩文化的下限。
从地质学上进行比较,两城选址极为相似,宝墩古城、鱼凫城、郫县古城和芒城都建在河流附近,而三星堆遗址就发掘于鸭子河南岸。进一步查看发现宝墩古城遗址和三星堆古城遗址,两者建城方式也基本一致。城墙陡峭,内坡较缓,便于防御;外城能抗敌且防御洪水。
除此之外,三星堆的发掘,一共被分为四期,第一期形成期的陶器多为夹沙陶,其中主要器形――小平底罐,其圆肩深腹与宝墩文化后期陶器器型基本一致,属同期文化。可以说,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明有着千丝万屡的关系,可以说是宝墩文化的存在大大的丰富了三星堆文化一期的文化内容。
来自北纬30°的神秘,广汉三星堆以一个不为人知的古蜀文化遗址而演变为如今令世界震惊的古文明中心,不仅仅它的发源使人兴趣盎然,其神秘消失,也同样引人属目。
最终的战争
战争说。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中发掘的器物,经专家学者研究发现,其都经过大火的焚烧和人为的破坏,于是便有学者做出推测,三星堆祭祀坑是在战争的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而三星堆文化也是受到了战争的摧残而消失的。
《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一书所持观点认为,古中国常有“国破庙败”之说,即战胜国将敌国的宝器作为战利品运回自己的国土。
《左传·宣公三年》有记,昔日夏朝君王治国有方有德也,由远方图物,得到了九枚进贡的金子,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夏桀有昏庸无德,王权象征的鼎迁至商朝……商纣王暴虐,鼎迁到了周王朝的天下。
所以,三星堆器礼也有可能如同三代王朝政权更替时那样,受到了敌人的毁灭。自古以来,战争便雄起雌伏从未消失,王权的更替,疆土的争夺,一个个文明的消失,又一个个文明的崛起,或许三星堆文化真的是因为战争而走向泯灭。但是,考古具有偶然性,所以对历史的研究必须依靠大量的文物发掘来实现,因此关于三星堆的消逝是否因为战争,至少目前我们无从得知。
择水而居的隐患
择水而居说。是人类千年的执念,世界四大文明都因水而兴,因水而盛,所以三星堆文明也不例外。其位于四川广汉鸭子河南岸,地理条件可谓是得天独厚。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三星堆考古站站长陈德安认为,正是择水而居的地势才给它带来了隐患。成都平原所具备的地理条件,使其自古就与洪水纠缠不清,大大小小的河流纵横交错,一旦骤雨降临,势必会引起河水暴涨,从而引发洪水。
《蜀王本纪》中就有关于古蜀和洪水的记载:“望帝及百余岁,荆国有一人名为鳖灵,后来他亡去死了,荆国人求之不得。鳖灵的尸体随着江水漂流而上直到郫城,在郫复活,与蜀国君王望帝相见。望帝重用鳖灵立他为相。此时玉山发了水灾,如同尧时那次洪水一样,望帝无能力治理。让鳖灵决玉山,民乃得安身之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妻子沟通,自感惭愧,感觉自己的品德能力不如鳖灵,于是将国土委托给了鳖灵隐士而去。如同尧禅位于舜那样,鳖灵即位之后,号曰开明”
也就是说蜀国常发大水,而古蜀第五代君王也是因为善于治水而即王位。但是,《古文苑》中则记述“自望帝以来,传授始密”也就是说望帝时王位已经是世袭了,所以“如尧之禅舜”就还有待考究,那么上述洪水之说虽有依可循但也还需进一步证实。因此三星堆文明择水而居的隐患虽然确实存在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以充分证明。
内讧
也有学者提取内讧之说。三星堆遗址的两大祭祀坑内发掘的文物都经过大火的烧毁和人为的破坏,其实也有可能是国内的的内讧所致。《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中提到两方交战战胜一方会把搜刮来的战胜品毁坏焚烧,称为“厌胜”,而祭祀坑可能就是当时鳖灵战胜杜宇留下的“厌胜”坑,但这也只是大胆猜测而已,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
或许王朝有尽时,但是文明会一直传承。三星堆文化遗址一个浓缩千百年光阴的小小空间,它以其独特的韵味,为我们展现了古蜀三星堆时期古人精湛的技艺、高度的智慧和灿烂的古文明,这是一段穿越时空来自千年之前的独白。
这些来自千年之前的“客人”为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讶和震撼,我们从中感受古蜀王国灿烂的文明,引起我们的好奇和遐想,犹如回到千年之前驻足观望,这就是文物的力量。关于三星堆的疑点太多太多,对其的发展和研究还需经过漫长和艰难的过程。
(注:资料引用《路史·后记》《山海经》《后汉书》《史记·奏本纪》《华阳国志·署志》 肖平《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左传·宣公三年》《蜀王本纪》《古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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