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为人光明磊落，正直善良。她从不奉承别人，并严格要求自己，她作风正派，最反对说假话；她待人一片赤忱，所以知心朋友很多——施济英
五十年前，施济美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在未纵深进入她的故事前，读到妹妹施济英对她的评价，相信你我都会觉得，她是一个多好的人呀！但凭此以为她是个什么名人，那就错了，她只是很平凡的一个小人物。历史上，小人物之所以还能被记住，或因一点儿太美好，或因一点儿太悲伤，在施济美身上，这两者都有。悲伤于她来说，就是把她的美好，毁成悲剧给人看。
一
19，施济美出生在一个书香浓郁的外交官家庭，祖父当过官，退休后在扬州养老。父亲施肇夔供职外交部，是顾维钧的得力助手，母亲名门闺秀出身，熟读诗文，能吟诗作赋，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施济美就是熏陶于这样一个家庭氛围。
童年时，施济美在出生地北京逗留过一段时光，北伐成功后，父亲南下调职，施济美跟着辗转于上海和南京两地读书。
15岁那年，施济美入读上海培明女中，在这里她结识了一位对她人生有间接性重大影响的挚友——俞昭明。俞昭明有一个弟弟叫俞允明，在浦东中学读高中，每逢周末都会来女中探望姐姐，于是施济美又认识了她的弟弟俞允明，最后他们成了一对恋人，这也是施济美的初恋。
1937年，三人并肩齐飞，一同考入了东吴大学。但恰逢这一年，“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南京告急，中国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乱世难苟安，重志轻别离，俞允明选择追随大流，奔赴大后方，一边读书一边宣传抗日，乏人照顾的双亲则托付给了施济美。除外，施济美身边还有上了年纪的母亲，两个十来岁的妹妹，一个年幼的弟弟。
不久，京沪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南京沦陷。此刻危急之际，父亲正驻职巴黎，牵肠难顾，施济美决定不再原地不动等待父亲指示。她带着施、俞两家的家眷匆匆出逃，过程可谓历尽艰险。沿路许多城镇已被占领，为了躲避日本鬼子，施济美领着一大家子人，一路上乘民船，坐独轮小车，水路、陆路来回切换，走走停停。最终顶着漫天硝烟辗转多地，两家人安全抵达上海。
那时施济美才17岁，一个未成年小女孩。关于那一番作为，尚在稚年的妹妹施济英永远不能忘记那时无比勇敢、冷静、机智的姐姐。许多年后，她满腔敬佩说：
“俞老伯时已年近花甲，我的弟弟尚在幼年，一切都要靠我姐姐做主。现在回忆起来，她确实不负众望，真像战场上一位临阵不畏、智勇双全的战斗指挥员。她机智勇敢，多次使我们在惊险时刻逃脱敌手。”
二
在沦陷区稍安定下来后，施济美急不可待地给武汉大学的俞允明写了一封信，告知他二老已平安到达上海，可以放心，东吴大学也从苏州迁往上海租界，自己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想必信那一头的人儿，早已泪打信笺。
分离期间，施济美与俞允明书信来往频繁，各报平安是定时定候要做的事。施济英每次替姐姐当跑腿取信时，心中总忍不住默念许愿：“战争快快结束吧，让我姐姐和允明有情人早成眷属！”
然而，感人的爱情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1938年2月，局势动荡不安，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不久后传来电报：“8月19日上午，日机轰炸乐山，俞允明同学不幸遇难身亡，希节哀。”
闻至噩耗，俞昭明当场昏厥，施济美却仍在错愕中。因为上一秒，她才刚把给男友的信寄出去，结果下一秒，就告诉她人没了。她疑惑，生命到底是不是可以在一瞬间消失掉，就跟变魔术一样。
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间即空，归于破灭，惟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今后，施济美不再谈恋爱，也没有结婚，从此再也没有提过一次初恋的名字，直至任何人无法窥探她内心深处的创伤。
逝者不复见，存者今如何？第一件事，施济美学会了撒谎。她模仿俞允明的笔迹，把一封封编造的书信读给两位老人聆听，始终不懈地照顾着恋人的父母。谎言的美丽使二老百年后依然相信儿子只是去了法国留学深造，那儿有准岳父关照他。但事实上，他已经在十八岁时去世，那年施济美十九岁。
三
1942年，施济美从东吴大学经济系毕业，朋友邀请她去一家保险公司上班，待遇非常优厚。这个工作机会对施济美来说，如雪中送炭。彼下日本人入侵租界，父亲在国外的接济完全中断，正是全家人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作为大姐，她要担起责任。但不想，她在最需要钱的当口，拒绝了这份足以缓解困顿的工作，因为她发现，这家企业有日资背景。
她直白地告诉朋友，“不想为金钱而玷污民族志节，凡有日本人或汉奸投资的公司一概不去。”转而，她从事了薪资微薄的学校教员，并且从此视教师为终身职业。
此外，除了专职教师，施济美还有另一个身份——“业余作家”，但她的水平并不业余。早在16岁的时候，施济美就在上海《寒光》杂志上发表过处女作《瘦西湖的船娘》。从事教师后，施济美并没有放弃自己钟情的文学事业，白天执教，晚上写作是她的常态。
40年代，施济美在文坛上大放异彩，作品不断见于《万象》、《小说月报》、《紫罗兰》、《春秋》、《万岁》等主流刊物，较为著名的单行本有《凤仪园》、《莫愁巷》、《鬼月》、《寻梦人》。小说的内容大多是追忆逝去的岁月，记述少女生涯的依恋，怀念亲人、同学友谊，讴歌真善美。其中较能突出她风格亲切的是一篇散文《小三的惆怅》，专门记录了三妹施济珍对小狗小猫的感情。文字带给读者的更多是温暖美好的一面，所以收获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喜爱，尤其是俘获了无数女学生的少女心。
在1946年《上海文化》出具的一份民意调查中——“我最钦佩的一位作家”一项，施济美与各大名作家不相上下，列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位居第四。
这一切，还只是施济美的“兼职创作”，否则会不会出现一位能比肩张爱玲的女作家。毕竟作为“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施济美的文学声誉在40年代的上海也仅次于张爱玲、苏青等著名女作家。
当然，不应将施济美的文学创作与张爱玲“出名要趁早”的渴望混为一谈。她永远保持了恒久的纯洁，一不为谋生，二不为出名。这段忙碌而美好的写作岁月，可以从她在上海第一女子中学教过的学生对她的评价中了解一二。
“1947年她的小说集《凤仪园》、《鬼月》相继出版，红极一时。但她在我们面前，从不提自己的作品。……施济美先生教我们的时候正值青春年华。她课教得那么好，在学生中获得不少崇拜者。她创作又值旺季，在文坛上颇有影响。她白天上课，晚上写作，紧张的节奏，从容的风度，具有特殊的魅力”。
图|从左至右，施济美、施济英、施济珍、施济民
四
1945年抗战胜利后，局势逐渐稳定，施济美终于可以安心下来教书。在此之前，她险些被逮捕。因为保护身边的地下党朋友，日本人将她列为抗日分子。幸亏消息来早，施济美逃过一劫，但还是胆战心惊匿身苏州躲了好几个月。
照说来她是有功的，朋友建议她向有关方面说明，改善工作待遇，说不定还能当上个什么。这些请功的话，施济美听着“嗯嗯”说好，事后并没惦记心上。真被催急了，她倒要阐明立场：“我不是为别人抗日的，抗日是每个中国人的职责。要借此去搞个一官半职，我的心会不安。何况我也不屑做这种汲汲于名利的官。”
解放后，施济美仍当老师，还被评为了一级教师，相应工作上的事也忙了许多。每每备课和批改作业经常是黎明即起，深夜不眠，为此一直坚持着的写作爱好不得不中断，加之某些不合时宜的原因，她就此搁笔退出文坛。
在学生眼里，她的形象永远是文静、朴素、平淡的。齐耳短发，从不电烫，一副白框眼镜，常年穿着人民装，脚踏方口布鞋，很喜欢像个女孩一样甩头发。因为单身，她酷爱旅游，假期里常常外出，但每逢星期日就一定待在家。因为这一天，家里从早到晚都会不断有学生来看她。她对待学生一片热忱，书房抽屉塞满的全是外地学生寄来的信件，很多学生毕业多年仍习惯把她当成知心人谈心。
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能如此哀婉诠释自己的人生——有人用笔写故事，也有人，用自己的生命写故事。但至今搞不清，施济美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故事，还是一场事故。
记得她身上有一种不祥的苗头，早早地暴露在了一个教学细节上。她曾在课堂上给学生出了个作文题目《我爱×××》，特别强调要选取自己生活中的兴趣爱好作为题材，而不是格调一贯地写爱祖国、爱五星红旗这些方面。底下的学生一听都睁大眼睛，怀疑笔下的文字真的可以抛开政治影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吗？过后，交上来的作文新颖纯真，个性十足，比如《我爱集糖纸》、《我爱摄影》。
这只是一次普通的作文训练，但学生们的惊讶并不平常，起码在发出惊讶那一刻，他们觉得老师尊重了他们的头脑，但又撼动了他们的思想。
六
六十年代，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经历着一场暴风雨，初以为，那些向前冲的，冒进的，或已在雨中央的，才会被狂风骤雨打湿身，但没想到，像施济美这样等雨停的人，也会被横风吹倒。诚然，疾风迅雨无安处，施济美的身心早已无处安放。
1966年，一天下课后，一群气势汹汹的不速之客来到家中。其中一个左臂带着红色袖章的青年学生卯足眼神劲儿，劈头就逼问她：“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学生？”施济美有点害怕，但她还是如实回答说：“我对每个学生都一样，对你也一样。”
这个回答不知是否正确，但在对方眼中压根是没有答案的，不由分说地翻箱倒柜就是心虚的铁证。家里各种收藏的刊物作品、珍贵书稿、隐私日记、名著报纸，悉数被抄走。一瓶由父亲从法国带回来的香水也被打翻，空气里的香水充斥着资本味道。清理小将们一刻也不想多待，拉着满满两大黄鱼车的他人财物，一哄而散。
望着一片狼藉的家，施济美回过身收拾残局，此刻她仍感到庆幸，因为学生寄给她的信件没被抄走。唯恐这些信被发现而使学生遭受牵连，她托二妹施济英代为保存，表示任何东西都是身外之物，无可珍惜，唯有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弥足珍贵的。
改天，施济美不再是一名人民教师，而是成为了扫地和擦浴缸的粗人。后续，又经历了几次抄家，抄无可抄，许多作品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流失，这也是施济美昔日很出名，但今日不知名的原因之一。
那个年头，人生只不过是一场争相当凶手而不当受害者的竞赛罢了。帽子一旦扣上，灾难或变故，常常意味着一种结束，也意味着另一种开始。
由于施济美一直不结婚，还长期与一个叫林丽珍的女老师同住，学校有理由认为她们之间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应当接受审查。就在这个敏感的当口，一位姓邓的高校女生，中学时代曾经受教于施济美，此刻突然将当年施济美为她批改过的作文寄给了学校，成了有力的“罪证”。荒谬的证据定了荒谬的罪，手段也就顺理成章了，林丽珍遭人剃了“阴阳头”，施济美也被紧锣密鼓地安排在全校大会上揪斗。大写着“小资产阶级情调”，“打倒鸳鸯蝴蝶派作家施济美”的标语，已在她家楼下迎风飘扬。
莫须有的罪名都是百口莫辩，没完没了的。如果委屈迫尽了安稳，身体就难以支撑了。
1968年5月8日，即使到了静谧的夜晚，气氛依旧忐忑。施济美接到通知，翌日要去学校组织处报到，即将对她召开全校大会。听闻消息，她的惊恐，深邃得无法形容，只能由亲睹者描述。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8年5月8日见到姐姐生前最后的一面。那天她被学校叫去后，回家很晚。我听到她走进家门的声音，就待在自己的房门口，期待着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但她低头一言不语地走上三楼。当她走到楼梯转弯处时，她回过头看看我，脸色苍白，充满了忧郁和绝望，又默默地上楼走进她的卧室。我虽感到忧虑和不安，但想不到这是姐姐心中带着说不尽的冤恨向妹妹告别的最后一面。第二天的黎明才发现她已经含冤被迫离开人世了——施济英《怀念我的姐姐施济美》
自杀那天，正好是施济美48岁生日，悬梁上吊前，她还喝了敌敌畏，足见以求必死。与她伴入黄泉的，还有同住一室的林丽珍。两人作出同一个选择，苦楚是相通的。“政治上的事有一天会平反，生活上的事没人会为她说清。”这是施济美最后的话。
活着，不会一顺百顺，死了，不能一了百了。施济美的一生到底是坚强了还是脆弱了，这是无法探测的。你以为她脆弱的时候，内心却很坚强；你以为她坚强的时候，却又脆弱了。谁也无法计算哪一根是最后压垮自己的稻草，谁也无法感知最后一根稻草压下的重量。总之，痛苦有权利表达出来，但一旦卸下，人就没了。
末语：我很喜欢施济美在一位学生的纪念册上留下的一句题词——“草木，一年青一次；人，一生只青一次”。生命的用途并不在长短而在我们怎样利用它。她活的日子并不多，却活得很长久。她的一生只青一次，且万古长青。
文|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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