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杀人不留痕迹的案例，被记载下来的有很多，只要案子被破，便是奇案一桩。
清朝烫蛇钻洞杀夫
清朝安徽知县倪廷谟，在一次微服私访时，发现一座新坟头上布满了苍蝇，觉得可疑，就找当地的地保前来问话，地保告诉他，这是一个刚刚病死的年轻人，并带他去亡人家中看望问候遗孀。只见那遗孀面带慌张，神不守舍，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好像有什么隐情。
所以县令就命下人开棺验尸，然而并没有什么收获，看到的只是一具骨瘦如柴的遗体。虽心生疑惑，但打扰了亡灵，并且没得到有用的信息，所以就向亡灵遗孀表示歉意，并保证三个月内给对方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就引咎辞职。
随后县令就每天到处找线索，有一天碰到一个渔夫，两人很谈得来，渔夫跟他透漏了一个自己亲眼所见的真事。他说，自己有一次去偷东西，看到那家妇人和一男的，将另外一个男的绑在床上，然后，用香火烫一条竹筒里的小蛇，蛇疼的乱钻，男子用竹筒引诱蛇钻入床上男子的后庭之中，随后一声惨叫后归天。
县令第二天就命令差役将渔夫带到公堂，命他作证，随后，亡灵遗孀在证人面前，无法抵赖，便承认了杀人的事实。再一次开棺验尸后，男子体中果然有一条死去的小蛇。
就这样，奇案告破！凶手男子被斩立决，女子被凌迟。
这种问题不能回答的太多，恐怕别有用心的人会仿照古人图谋不轨。
有时真的很佩服古人的智慧，只是有些人没把聪明用在正经地方，这才造成了一桩又一桩杀人不留痕迹的奇案。
在古代，这类案件有很多。
究其原因，除了这类刑事案件的作案手法较为隐秘，不易被发现外，与刑侦、法医、毒理检验等技术手段落后有关。
同时，古代审理案件多是依靠个人主观推断。虽然历代的刑事法律上都规定了“无供不可定案”。可古代的官吏，通常对辖区范围内的大小事务都得管，行政兼理司法，侦查兼理审判，忙得一塌糊涂之下，有时就只依靠“大刑伺候”的刑讯方式办案。
就算断案如神的包拯、狄仁杰等，办案时只要自己觉得推断合理，哪怕证据不充分，也会对嫌疑人动用肉刑。一顿板子下去，不招也得招。
在没有如DNA分子、指纹比对、痕检、血型、声纹……等相关技术支持和检验的前提下 ，甚至还闹出如 “滴血认亲” 那样的笑话。
既然是重推断轻证据，不法之徒在作案时，就会搅尽脑汁千方百计去寻找作案方法，以图逃避法律责任。
因此，历史上这类在现代看来稀松平常的如，捂死、投毒等，从外表上不易被察觉的作案手段一旦告破，断案的官吏就会被“神化”。
春秋时期有个案件，是由“铸刑鼎”，并开创中国法制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郑国执政子产办理的案子。
闻声断案
某天早上，子产乘马车回衙门，路上经过一户人家。门口挂着白灯笼，显然家中有人去世。正在办理丧事。
这时，屋内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哭喊声。子产让车夫停下车，仔细地在屋外听了一会儿后。吩咐车夫前去打探一下，看看这个啼哭的女人到底是谁？
车夫见子产脸色凝重，知道大人一定是发现了什么。于是，连忙进屋内询问。 原来，哭喊的女人是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因为丈夫刚去世，正在伤心痛哭。
子产听完，立刻命车夫赶回衙门，准备升堂。 回衙门后，子产立马吩咐衙役，即刻前去将啼哭的女人捉拿归案。
车夫听后大惑不解，就问子产，大人为何要抓刚才在屋内啼哭的女人？
子产对车夫说 : “一般来说，常人对于至亲的人，生病了就会忧愁，而将要死去会感到害怕，到死了以后就悲哀不已。今天听到的那个女人的哭声，没有悲哀之意，且有畏惧之情，所以我断定这里面必有问题。”
审理时，女人拒不交待犯罪事实。子产又命杵作对尸体进行重新检查，结果，仍然勘查不出是否为他杀。
子产看了看女人，吩咐衙役准备“大刑伺候”。女人一听，吓得半死，连忙招供，说丈夫是被自己和奸夫联手，以毒针扎头、捂嘴的方式将其杀害。
(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韩非子·难三》)
这案件有几个版本，有的版本说丈夫是脖子被勒绞杀的。若真被勒死，脖子上应有勒痕，一看便知。因此，毒杀的版本更为可信。
子产没借助任何的技术手段，光凭自己的主观推断来办案，使得刑事案件在审理上，出现极大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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