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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公堂在兰州市翠英门路。为清代贡院应试之堂。
同治年间（1862一1874），陕甘总督左宗棠上书清廷，请求在兰州设立贡院，获准。光绪元年（工875年）贡院落成，当时地盘纵140丈，横90丈，号称可容纳考生4000名，左宗棠题写匾额“至公堂”。主体建筑至公堂、衡鉴堂和观成堂3座大殿保存基本完好，另有回廊、厢房等。现占地47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
至公堂为乡试取舍重地，其后有鉴衡堂，为乡试阅卷之所，今为云南大学图书馆。至公堂前原有明远楼，楼前东西有号舍，“每号以八尺为度，舍得五尺，衢路三尺，高其檐，宽其壁”。屋内原为泥地，每逢风雨，一片泥水，后改以“蚌壳铺地，使无涓泥”，道光六年(1821)，又“均瓮以砖”。如此号舍，清末之时，竟有5000余间，号舍四角筑有高楼，以为监督之用。时号舍排列整齐，形如长巷，巷口设号栅，便于关锁。号舍以千字文编号，每号住生员一人。入场后考三次，每次考三天，考生唱名入号，耗时终日，后鸣炮封门，交卷始开，三天吃住，均在号舍之中，而以敲锣报时。按《重修贡院碑记》载，时“闱中无水，取食于翠湖，日需夫三百名，绕道上坡为艰，门禁启闭，有时往往缺之”。后在贡院凿井，水困稍解。今云大会泽院内，仍有号舍40间，近年又整修一新，可窥见当年号舍风貌之一斑。
清末科举制度取消，光绪二十八年(1903)，云南贡院举行最后一次乡试，即告结束。贡院遗迹，除至公堂与号舍外，还有今云大正门，旧称龙门，原左右各有牌坊一座，左为“腾蛟”，内额匾书“明经取士”；右曰“起凤”，匾书“明经取士”。20世纪60年代，两坊俱毁。原入门坡上还有明弘治年间立“科甲英雄”牌坊，毁于明末。大门之外，西有贡院坡，明清以来通称贡院坡，贡院门口的街道称贡院街，登贡院城修长的石级称龙门路。贡院街上原有座石桥，是从城内到贡院的要道，称龙门桥。旧时“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可谓直上青云，贡院街后来亦改为青云街。贡院西边直至大西门，是当年各州县应考生员云集的地方，大有文人如林的气象，故称文林街。翠湖西岸的先生坡，则因有馆舍供誊录、考务的先生下塌而得名。翠湖东路还有皇华馆，专供考官在考试前后寓居。其中文林街、先生坡等地名仍然保存下来成前.甘肃贡院落，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学子们要想参加乡试必须长途跋涉，到陕西三原陕甘学政驻地进行考试。在交通条件不便的时候，仅到达考场就要花费三四个月甚至更久。不仅路途花费大，而且常常为雨雪所阻，一些考生没有到达考场就已病卧途中。一般情况抵陕考试不到3000人，而甘肃籍（包括宁夏、青海两省）学子最多不过600人。
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入驻兰州担任陕甘总督。当他听说了不少科考合格的甘肃士子常常因家境贫寒，难以筹措到前往陕西参加乡试的路费而不得已放弃乡试的情况后，深为惋惜，于1875年力奏朝廷，请朝廷允许将陕甘两地分别乡试取士，并分设学政。据说，当时皇帝阅读左宗棠的这份奏章时，也深为奏折中透露的情真意切所感动，当即朱批准予。是年冬，清政府同意陕甘分试。
创建贡院时，兰州进士吴可读在兰州，便欣然从命，担负起了募捐的重任。他穿梭于各州县衙门之间，托钵于富绅商贾之家，终于劝捐到白银51万两，在兰州城西北郊，今兰大二院处建成甘肃贡院。
吴可读(1812-1879年)，字柳堂，清代甘肃皋兰(今兰州市)人。他曾任甘谷朱圉书院、兰州兰山书院山长，培养人才众多。任都察院河南道御史时，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滥杀无辜，为时人所敬仰。着有《携雪堂诗文集》传世，《清史稿》有传。
就在甘肃贡院落成后的第四年，1879年，吴可读以死谏慈禧皇太后废垂帘听政后，被称为以死谏言的陇上男儿。
光绪元年(1875年)的金秋八月，在新建成的甘肃贡院进行第一次乡试，与试者即达三千人，是往年前往陕西参加乡试者人数的几倍。左宗棠不但奏请简派考官，他自己更是以陕甘总督的身份亲临贡院并落座督考。甘肃的第一次乡试，朝廷允准甘肃士子中可取中二十一名举人，经争取准予三十名，至光绪二年增至四十名。当年第一名解元是兰山书院的安维峻，以才学和人品深得左宗棠赏识。
安维峻（1854-1925），字晓峰，号般木道人，甘肃秦安人，是吴可读的弟子。他一生清廉耿直，不阿权贵。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请诛李鸿章疏》，这份满纸义愤、铁骨铮铮的奏疏，如同万钧雷霆当空炸裂，顿时朝野震惊。因为这份奏疏的刀锋直逼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大臣李鸿章和慈禧太后，安维峻被誉为“陇上铁汉”，鲁迅先生赞之为“中国的脊梁”。
自光绪元年始，至三十年科举废，甘肃共选取举人681名，考中进士116名，超过了分闱前二百余年甘肃中举人中进士人数之总和，为甘肃文化教育的进步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科举考试被废除，新政开始。甘肃贡院再次被派上了用场，而且这次用场还很大。甘肃贡院现成的殿宇房舍，以及多重院落，成为设立学堂、工厂、农场的最好场所。
为举办院史展览，兰大二院的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搜寻工作，揭开被人们遗忘了的历史，我们才发现，这里有着多么厚重的沉淀。
兰州道彭英甲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3月，在贡院西部设立甘肃农业实验场，分南北两场，引种甜菜，种植蔬菜新品种，向全省推广。5月，在东部设立甘肃劝工厂，分设织布、栽绒、绸缎、玻璃四科。
1907年，在东北部设立农林学堂、矿务学堂，在西北部设立甘肃官书报局。
1908年，在东南部设立甘肃督垦总局。
1909年3月，在督垦总局稍西设立甘肃农工商矿务总局，大体在南号舍一带。
19，在矿务学堂稍西设立甘肃高级巡警学堂。
进入民国时期，贡院原有堂舍几乎全部被公所、学校占据。
19，校长蔡大愚将甘肃法政专门学校迁入贡院。
1928年，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改为兰州中山大学，后改为甘肃大学、甘肃学院，在校长（院长）邓春膏的努力下，成为甘宁青最早的一所高等学院。
1946年，甘肃学院改为国立兰州大学，辛树帜大力扩建，几乎占据整个贡院的空间。同时，聘请名教授，购置图书仪器，为新中国的兰州大学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甘肃农业大学也在经历发展。19，在衡鉴堂及其南北设立甘肃公立甲种农业学校，由甘肃大林区署（相当于省林业厅）专员罗经权任校长。1935年农校迁至何家庄，次年甘肃工业学校迁至农校旧址。解放后，在这里设立兰州劳动技校，化工机械厂。
民国初年，甘肃督军张广建打着建工厂的旗号，在贡院南号舍暗建子爵府。袁世凯下台，这里就成了实实在在的机器制造局。上世纪三十年代，于学忠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还在此派人铸造了孙中山铜像，并实验制造大炮。
兴废之间的学校，来来去去的教授，在甘肃贡院这块地方上演了一幕幕往事，也是风云变幻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写照。正是在这种纷乱中甘肃贡院见证了甘肃近现代文明的发展壮大。
今年87岁的史成礼教授，至今还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在大棚下面给市民看病的情形。他给我们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这块地方的发展演变。
“现在要说起甘肃贡院，就不能不说兰大二院。要说兰大二院，就不能不说甘肃贡院。1928年，甘肃政法学堂更名为兰州中山大学，同年成立了兰州中山医院。1928年就是我们兰大二院的成立之时。1932年，甘肃学院筹建了医学专修科，这标志着兰州医学院建院，同时将兰州中山医院作为实习医院。1954年，医学专修科升级为兰州医学院，兰州中山医院改为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1959年，兰州医学院在萃英门成立了‘兰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回到兰大，更名为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贡院前后经历了三个朝代，仍屹立在西关什字的一角。这一片地方属于兰大二院，它也因此成为兰大二院血肉相连的一部分。保护好至公堂等甘肃贡院的建筑是我们的责任。”兰大二院的李玉民院长说。
来源：微联盟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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