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悠久灿烂的文化，依靠图书文献典籍作为主要媒体传播于域外，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汉籍向日本的传递，无论其历史的久远，或是规模的宏大，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仅见的。它构成中日两国独特的文化关系。
正因如此，日本国人喜爱中国文化，吸收和保藏中国图书典籍，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则公然对中国的图书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全面洗劫。中国文化典籍遭受空前的劫难，蒙受巨大的损失。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10月，在哈尔滨的黑龙江省立图书馆西库遭日军炮火，大火吞没了整个书库，许多从关内辛苦征集得来的珍善本图书被焚。日军占领东北后，仅1932年3月到7月，就焚烧典籍650余万册。
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年至1938年，禁止发行的报纸为7445份，扣压56091份；禁止发行的杂志为2315份，扣压13644份；禁止发行的普通出版物3508册，扣压924852册。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淞沪地区，挑起“一二八”事变，焚毁上海高校和文化单位的图书七八十万册，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附设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宋、元、明、清历代珍本、善本或秘本。
“次日10时，日军多架飞机向中国最大文化出版机关之商务印书馆总厂投下六枚炸弹，顿时浓烟蔽日，机器尽毀。1932年2月1日晨八时许，苦心经营三十余年，庋藏图书四十六万册，荟萃中外古籍善本，服务公众学子的东方图书馆又复起火，古籍孤本，尽付一炬。这一中国文化出版机关的巨大劫难，震惊中外。”
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开始，日军又掀起了一浪破坏中国文化教育设施的狂潮。无论是滞留在沦陷区还是迁至内地的图书馆，都不同程度遭到破坏。
1、北京地区：
七七事变后，在日军占领的八年间，北平被劫夺、焚毁的公私图书达586428册，其中公共图书448957册另5箱，私人书籍137471册另4箱。
2、天津及华北其他地区
1937年7月23日，天津市立图书馆遭日机轰炸，炸毁馆舍5间，损失图书5万余册、报刊五十多种；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南开大学，该校木斋图书馆被炸毁。之后，日军又纵火焚烧教学楼、图书馆及师生住宅37栋，损失图书近10万册，其中不少是珍善。
3、华东地区
1937年8月，日军开始对上海、南京等六十多城市狂轰滥炸，且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教育文化设施为破坏目标，仅上海一地就有92所文化机关和学校遭日机袭击，其中遭全毁的占75％。
在空袭和炮火中，上海图书损失严重。如于1936年9月开馆的上海市立图书馆新馆被炸；上海最大的区级图书馆南市区文庙图书馆书库被炸毁，藏书5万余册损失近3万册……战后统计，八一三战争以前，上海有公共图书馆一百余所，战后尚存的较大图书馆仅十余所，共劫走并烧毁图书290441册，其中私人书籍25726册。
4、华南地区
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广东，并占领广州。广东省被日本劫持或毁于战火的书籍，公藏624008册，私藏13865册。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战前是国内藏书最多的大学图书馆，1938年有藏书35万余册，其中有善本82639册，另碑帖三万余幅。战时图书在搬迁中被劫，损失图书杂志二十多万册。
5、香港的图书损失
日军侵华之时，人们认为香港安全，纷纷将贵重物品移入，图书也在其中。1942年2月2日，日军南支那派遣军特别调查班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指导下，查抄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班长肥田木指挥劫走该馆所存图书：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书、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
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1946年2月，在东京国会图书馆（原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劫来的图书25000册，在伊势原乡下一村长家中发现10000余册。
6、西南地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于重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中学校纷纷内迁，散居于川、滇者数以百计。由于日军旷日持久的战略轰炸，许多高校遭日本法西斯的破坏。
1940年6月24日，清华大学寄存在重庆北一山洞内的224箱珍贵善本图书被日机投下的炸弹击中烧毁，只抢得残卷一千余册。1940年7月4日，重庆大学图书馆馆舍被炸，图书大半毁损。1941年8月的两次轰炸，中央大学损失图书10万余册。1941年8月14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被炸，损失不少书刊。此外，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武昌文华图书馆专修学校等已内迁的高校都遭到日机轰炸。
由于日军狂掠中国图书，一时间中国教育用书都感困难，中国政府不得不吁请国际援助，对这类图书日军也予以拦截。1940年，日军就在印度支那拦获作为美国“援蒋物资”的图书6000册。
7、图书西迁中的损失
战时中国图书西迁转移中，因种种困难，途中损失不少。
1937年，山东大学图书在青岛沦陷前西迁四川万县，因途中火车被炸，损失古籍善本10000册以上；复旦大学图书馆西迁重庆时运出图书365箱，遗失34箱；1938年春，厦门大学图书迁移中，在汀江被洪水冲走53箱；浙江英士大学6次搬迁，250箱图书损失近100箱……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
东北大学图书馆九一八事变前藏书十余万册，南迁北平途中丢失二百多箱，到北平时只剩六万多册，再迁陕西时运出近3万册，到陕西时只有两万册，1939年迁四川三台时，全部书刊不足1.5万册。
战时估计，高等院校图书西迁共运出图书1107478册，未迁出的仍有1923380册。
8、图书馆损失概况
中国的图书馆是日本侵略者破坏和劫掠的重要目标。日本侵略者从“一二八淞沪事变”起，就开始破坏图书馆。在这次事变中，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藏书四五十万册，“收藏之富，名闻海内外”，但在日机轰炸引起的火灾中化为灰烬，仅有1/7的藏书，因事先转移方得幸存。
全国图书馆数量也从战前的1848所减至战争结束时的704所，减少了62％。另有统计，抗战时期，沦陷区和战区共损失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9所，损失藏书总数在1000万册以上。
我国知名的文学家、学者——郑振铎
战争期间，中国民间藏书也成为日伪夺取的目标。
在北京，李鸿文被抢38000册；李维界被夺走7000册。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损失最大：普通书及杂志30000册，明及清初善本书6000册，抄本书500册，小说唱本3000册，史料500册，稿本书300册，信扎30000件，稿本及印本讲义2箱。
1938年3月，济南日本宪兵营接日本国内函，查抄陈名豫住宅，搜走宋版《淮南子》、元版《蔡中郎集》等中国宋元古版书13种。
至于南京民间藏书损失之惨，已无法考证。可以考证的是，大石坝街50号老中医石莜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的宋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早年军阀孙传芳曾出价7万银元求购石家藏书，被石家所拒。此次被日军劫去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两千余件。最后，整齐的三进宅院也被烧成废墟。
教育工作者个人收藏图书损失也为数不小，如金陵大学教师孙本文损失中文书4267册，西文书800册，倪青原损失中西文图书8000余册，中央大学教师肖孝嵘损失图书5000种，龚启昌损失书1300余册，文化名人郑振铎所藏3000册元、明版书在香港遭劫。
承明清两代江南私家藏书炽盛之风，民国时期浙江的私人藏书事业群星争辉，收藏丰富，珍籍汇聚。日军所到之处，则书楼毁塌、典籍湮没。南浔刘氏嘉业藏书楼，系近代中国著名藏书楼之一。30年代初该楼藏书开始散出，但抗战前仍有十余万册。南浔沦陷期间，该楼一度成为日军驻所，后又遭日伪军多次骚扰，盗匪几番偷窃，损失不少。书楼主人刘承干1951年11月19日致函浙江图书馆时提及：“嘉业藏书楼庋书十余万册，以供专门学者参考研究。会遭倭寇肆虐，遂致停顿，藏书也散失一部分。”
有价值的地方性历史资料也会遭劫夺。如粤北乳源县被占后，清康熙26年张洗易编纂的《乳源县志》被掠夺，致使中国国内失传，1981年北京图书馆在日本发现此志，才从日本影印回来。
中国战后对图书损失经过调查和统计，于1946年编制《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查证了全国除西藏、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等省外，中国的图书损失为：公方2253252册，另5360种，411箱，44538部；私方488856册，另18315种，168箱，1215部。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调查和统计是不完全的。
这些珍贵的历史古籍，躲过了历史的沧桑，却没能躲过这场战争的浩劫，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挽回的伤痛。让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砥砺奋进，决不让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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