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元丰七年十一月（公元1084年），身在西京（今洛阳），提举嵩山崇福宫事的端明殿大学士、太中大夫、上柱国、河内郡公司马光，向东京（今开封）城内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并进表以闻。
于皇城睿思殿内翻阅《通鉴》的神宗皇帝，览之无不震撼，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亲作书序，特赐名为《资治通鉴》。
自熙宁三年九月（公元1070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自请离朝出任地方，之后避居洛阳专心学问一心著书，违离阙庭，十有五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方才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华夏历史，编纂成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巨著。
《资治通鉴》在史学中的地位不赘多言，单以其“鉴盛衰，法善戒恶”的治政思想，就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所看重借鉴。
但诸位可知，司马光为何要将《资治通鉴》的起始时间，选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作为大宋帝国的主要执政者之一，司马光此举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三家分晋，礼崩乐坏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资治通鉴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这一年的华夏大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马光大感礼制大崩，纲纪大坏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册封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赐全副黼[音辅]冕圭璧（诸侯的礼服礼器），一时间原为晋国封臣的赵、魏、韩三家，堂而皇之的成为周室列土封疆的诸侯国，无论名实，都已彻底将晋国瓜分殆尽，史家称之为“三家分晋”。
而在“三家分晋”之前，虽然周室经幽王、厉王失德，国势日衰，可“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礼法纲常仍在，社会秩序犹存。
可随着三晋强盛，以大夫之位凌驾国君之上，而本应是维护礼法为天职的周天子，居然认可了赵、魏、韩三家的“悖逆”行径，加封侯爵，自坏周室根基，开“坏礼”之先声。
以至于司马光呜呼哀叹：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
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坏，这是司马光认为周室之所以衰败的关键原因，若维护国家纲纪法统的“礼法”崩坏，那么天下又怎能不混乱呢？
所以司马光将“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岭，标志着“礼法”崩坏下的大争之世的来临。
当然以“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故事，也不独独是为了表明礼法败坏的开始，更是为了体现司马光儒家治国理念中的“礼治”和“德治”思想。
《资治通鉴》中的治国理念
一、编书的目的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什么呢？
诚如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的那样：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自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作《史记》，班固“断汉为代”写《汉书》以来，历朝历代都会编纂史书，且通常后代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书，除了《史记》和《汉书》外，正统的史家之作还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新旧《唐书》等等一大堆纪传体史书。卷帙浩繁的正史，寻常人通读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更别论日理万机、操劳国事的君王了。
为了能让皇帝快速的从史书中得知兴替之道，盛衰之理，于是司马光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编纂了一部编年体史书，专为执政者服务。
所以说《资治通鉴》最初就是为大宋皇帝特意编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方便皇帝从中汲取治国思想。
知道了这些，我们再回头看《资治通鉴》的开篇，你就会发现这不正是司马光治国之道的直观体现吗？
二、儒家的“礼治”
何谓礼？纪纲是也。
《左传》上言：“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世也。”
可见“礼”具有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内涵。
因而儒家学说大兴以后，“礼”也成了儒家一贯主张的为政基础。儒家经典《礼记》便对“礼”和“礼治”的内容进行了明确：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 曲礼上》
“礼”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礼治一直是维系周室天下有序运转的重要法则。所以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开始混乱，才有孔子一生奔走，致力于恢复周礼，并发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感叹。
司马光不叙述周朝前期历史，宁肯让“周纪卷”不完整，也要警醒皇帝，作为最高执政者，放弃礼治，其后果就是诸侯称雄，天下纷扰，国将不存。
朱熹便清楚明白的点出这一点：三晋之事，《通鉴》取为篇首，且深以礼与名分为言。
有“三家分晋”这一前车之鉴在，司马光以史家春秋之笔法，将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根本之道，着重点出，“礼治”已经上升到全书立意的高度，而“礼教关乎兴衰”的论点呼之欲出，以三晋开篇更显司马光的良苦用心。
除了礼治，司马光在叙述三家分晋时，另辟蹊径，以失败者智伯为视角，展现三晋分立的过程，更是将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
三、儒家的“德治”
熟知三家分晋这段历史的朋友，都应该清楚，赵魏韩三家实际上瓜分的是智伯的土地，晋国国君早就名存实亡，智氏实力最为强大，“晋国政皆决智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在《史记》中，三家分晋的主要故事，正是赵氏联合魏、韩两家攻灭智伯，方才奠定三家开国的基业。
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迥异于《史记》以赵家为主线，成功者的角度书写这段历史，反而着重描写极盛一时的智伯是如何失败的，这就突显出了儒家德治的核心思想“仁”。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借智果（晋国大夫，智氏家族军师）之口点出了对智瑶（智伯）的评价：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
智瑶什么都好，形象好、武艺好、才艺好、口才好、性格好，看起来是智氏杰出的继承人，可唯独智瑶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便是“不仁”。
按照儒家的划分：德才兼备为圣人；德胜才者为君子；无德无才为愚人；才胜德者为小人。智瑶就是儒家意义上标准的“小人”。
那么“小人”对家国有什么危害呢？
智果又说了：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
司马光借智果之口很明白的劝诫为政者，即便你再有才，可无德（即不行仁义），那么必然招致国家的败亡（智伯的败亡就是很好的案例）。
说的这，你会发现，司马光正是借“智伯败亡”的故事，向世人树立了儒家思想的普世价值观，为人要“仁”，为政更要“仁”，道德永远摆在政治的第一位。
结语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大兴，到北宋时期，开国的太祖皇帝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藩镇之乱，崇尚文治，儒学的地位自然随之水涨船高，经仁宗之后，儒学已经发展到前代不能企及的高度，朝中要员皆儒臣。
所以秉持儒家治国之念的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自然要夹带当时政治立场，对历史进行修正解读。“三家分晋”作为开篇故事，以战国代周纪，就是为了强调，违背儒家“礼”的制度和“德”的价值，必然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动荡的局面。
正如司马光在开篇议论中所说：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
这正是儒家思想作为时代主流的大背景下，对官方史书产生的影响，定下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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