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源于印度，昌于中国，扬于四海。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在本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演变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国佛教，同时又将佛法传向了东亚、东南亚各国。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汉唐时期的西北佛教，主要以敦煌、长安为中心；唐宋时期的中原佛教，主要以洛阳、汴京（开封）为中心；两宋时期逐渐形成的东南佛教，以金陵（南京）、杭州为中心。
杭州佛教始于两晋，盛于唐宋，素有“东南佛国”之美誉，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说“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北宋的慧因寺名声显赫，教化远播，义天国师以高丽国王子的身份，不畏艰险，越海入宋求法在杭州慧因寺净源法师门下研习华严，并出资为慧因寺添置数藏七千五百余卷，使得当时已散佚的华严宗章疏得以复传。
义天国师入宋求法的十四个月，共拜访了五十多位高僧。在杭期间，拜访了天竺寺的慈辩从谏大师，并在慈辩大师处学习天台思想；在南山宗律学大智元照律师处学习律宗，元照大师为其说律宗大要，并授菩萨戒；在圆照宗本禅师处学习禅宗。
义天国师还国后，致力弘扬华严宗、唯识宗、律宗、禅宗、天台宗等，当时的主客杨杰谓禅讲诸公曰：“自古圣贤越海求法者多矣，岂如僧统一来上国，所有天台、贤首、南山、慈恩、曹溪、西天梵学，一时传了，真弘法大菩萨之行者。”同时，开创了高丽国天台宗，大力促进了韩国佛教的发展。
中韩两国山水相连，发乳一脉，古德先贤不远万里，西行东渡，交往密切，为促进东亚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韩佛教交流肇始于公元4世纪，据中韩史籍记载“中国佛教正式传入朝鲜半岛是在古朝鲜三国时期。即在中国前秦建元八年（372年，高句丽第十七代国王小兽林王二年），夏六月，秦王符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此为‘海东佛法之始’。”随后，佛教传入了当时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新罗国。根据亚洲大学（韩国）卞麟锡教授调査研究，仅在新罗时期的中韩佛教交流的遗迹就有170余处。
中韩两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因社会背景、政治形势的不同，佛教交流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唐末五代时期，中国南北分裂，中原五代更迭，南方十国割据，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佛教与社会一起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后周世宗“灭佛法难”的影响下，对北方佛教造成了严重的摧残。江南佛教，尤其杭州佛教在吴越国历代诸王“保境安民”“信佛顺天”等国策的保护下，梵寺林立、宝塔遍布、高僧云集。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能举目矣。”
随着北宋政权的日益巩固，钱氏又以“纳土归宋”的政策让杭州得以安全过渡到北宋，北宋将后周世宗的灭佛政策变为保护佛教，此时的杭州乃至全国的佛教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外佛教交流的开放程度也大大提高，尤其是在与朝鲜半岛、日本等国的交流上，形式多样，特点鲜明，各国互派僧侣巡礼参圣的现象明显 。
与北宋（960-1127）相近的朝鲜半岛也刚刚从政治极度混乱的三国分裂时期（888年）过渡到统一的高丽王朝（918-1392年），结束了新罗王朝近一千年的统治。北宋与高丽两国都崇佛，高丽太祖王建统一后，大力提倡“重僧归佛，尊梁帝之遗风”，并以佛教为国教，新帝登基总要选定高僧为国师和王师。
大觉西游，教观东流。大觉国师义天是韩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代领袖，也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自己独特的政治地位和渊博的佛学素养，自觉地承担起了对高丽佛教进行认真总结的历史重任。
义天国师，俗姓王，字义天，是高丽国文宗王的第四位儿子，宣宗的弟弟，生于文宗九年（1055年）。义天国师自幼聪慧，据《灵通寺碑铭》记载：“师少超悟，读书属辞，精敏若宿习，兄弟皆有贤行，而师杰然出锋颖。”母亲对其格外喜爱。有一日，文宗王谓诸子曰：“孰能为僧作福田利益乎？”义天国师起来说：“臣有出世志，惟上所使。”于是，年仅11岁（1065年）的义天国师遂从父愿，于灵通寺出家，冬十日（月）就佛日寺戒坛受具。出家后“学问不息，已能成人。……自年莆壮益自勤苦，早夜矻矻，务博览强记，而无常师，道之所布，则从而学之。自贤首教观，及顿渐大小经律论章疏，无不探索。又余力外学，见闻渊博，自仲尼老聃之书，子史集录百家之说，亦尝玩其菁华，而寻其根底。故谈论纵横驰骋，衮衮无际涯，老师宿德皆以为不及，声名流闻，时谓法门有宗匠矣。”义天国师十五岁时被敕封“广智开宗宏真佑世僧统”。因此，有时中国人又称他为“僧统义天大师”。义天国师在长期的学法、弘法过程中，深感高丽佛教的典籍存在着语义混淆、疏于钞解等诸多问题，对佛教的研习与传播造成严重影响。
从《灵通寺碑铭》中得知，义天国师对中国的佛学素极仰慕，随着北宋与高丽国逐渐恢复通使，义天国师“有志如宋问道”，同时也因为当时杭州的华严宗高僧净源法师的名声流布海外，义天国师对其深感敬仰，于是托“船贾”给远在宋朝的净源法师写信表示欲来求法之意，净源法师闻知其是一位“非常人”，并盛情邀请义天国师入宋，这也更加坚定了义天国师入宋求法的决心。他在向国王提出赴宋求法请求时说：“圣贤忘躯慕道，如玄奘往西域，义想入中国。苟安安而不务求师，非所以出家本意。”恳切的言语感动了皇帝，但由于越海赴宋险恶重重，于是被屡次拒绝。宣宗二年（1085年）4月7日夜，义天国师乘宣宗王外出视察之机，“夜留书上王及大后”连夜携侍者乘船入宋，5月2日抵达中国山东密州（今胶州）的板桥镇。高丽宣王得知此事，赶紧派遣官员尾随渡海赴宋。义天国师入宋的决心一方面是来自于他对杭州净源法师的敬仰及净源法师对其复信邀请；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高丽佛教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佛教的研习与传播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义天国师入宋求法正值北宋哲宗皇帝在位期间，他得知高丽的义天国师渡海涉险入宋求法之事非常重视，以国宾礼遇相待，并派遣官员一路护送至京（汴京，今河南开封）。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7月21日，义天国师在垂拱殿受到哲宗皇帝和皇太后高氏的热情接见，并赐法服，义天国师则进奉佛像经文。《元景王师碑铭》所载“孟秋□一日，（自正）从大觉朝京师，皇帝待之甚厚。”第二日，义天国师向哲宗皇帝上表乞师受业，哲宗皇帝为其推荐了东京（又称汴京，今开封）严觉寺有诚法师，在拜访有诚法师时，乃进曰：“某甲海外之鄙人也，虚襟求道之日久，未有所得，愿师慈悯，开我迷云。”答曰：“古佛刳心而求法，至有求一文一句而舍转轮王位，今上人能之，可谓难矣，愿同志一乘，同修万行，以游华藏海者，吾之愿也。”有诚法师以“年运以往”为由上表宋廷，推荐其杭州的净源法师。
义天国师在京城的学习时间不到一个月，于是向哲宗皇帝上表奏请前往杭州华严座主净源法师门下学习，哲宗皇帝批准后，派遣主客员外郎杨杰伴送，同年9月在杭州的大中祥符寺拜谒了净源法师。净源法师（1011-1088年），福建晋水人，幼秉慧性，所学必达，年23岁在东京报慈寺依海达法师出家，次年受具足戒，在华藏大师处初受《华严经观》，承迁次受李通玄的《华严论》于横海明覃，他以毕生的精力研习并弘传华严经教，是宋代中兴华严的一代教主。《杭州慧因教寺院华严阁记》中记载：“钱塘有大法师曰净源，以贤首教为东南学者宗。所注经文，传布外国。有高丽僧义天者，见其文而悦之。元丰八年春，因以其王命使于我，请从源师口授经旨。”义天国师与净源法师的因缘可以说是相当特殊，当净源法师在大中祥符寺见到义天国师时“诚投道应，如芥就针，有问有答，尽其舂容”并赞叹他是非凡的法器，并相见恨晚。净源法师曾住苏州报恩寺、秀水（今嘉兴）青镇密印宝阁和华亭（今松江县）普照善住宝阁，每到之处都会安置贤首教藏和祖师像。元祐元年（1086年），净源法师受杭州知府知州蒲宗孟的邀请入住慧因寺并开讲《华严经》，义天国师也跟随净源法师入住慧因寺，并舍银置教藏七千五百余卷。
9月，义天国师在天竺寺拜见天台宗慈辩从谏大师，受传天台教观。不久，高丽朝廷以其母忆子而忧为由，让义天国师回国，国师慕法滞留，从谏大师则为之开示曰：“高僧道纪，负经游学，以母不可舍，遂荷与俱，谓经母皆不可背，以肩横荷。今僧统贤于纪远甚，岂为经背母使忧忆乎？”随后，义天国师回到东京拜谒哲宗皇帝，数日辞行。义天从入宋求法到回国历经十四个月，回国前途径钱塘，再次拜谒净源法师，净源法师赠以手炉，以表传法之信。同时他还谒见了南山律宗大智元照律师，元照大师为其演说律宗义理并授菩萨戒。离开杭州，义天国师行至天台，登定光佛陇，视智者亲笔原文，礼于塔前，誓之曰：“已传慈辩法师教观，还国流通，乞赐冥护。”元祐二年（1087年）5月19日义天抵达明州定海（今镇海），次日乘船回国，回国后住持兴王寺，致力于弘扬佛法，创立高丽天台宗。《仙凤寺大觉国师碑》中记载：“国师自宋还国，然后诸宗之教各得其正。”
杭州慧因寺历史悠久，流水淙淙，环境清幽，最早于后唐天成二年（927年），由吴越忠武肃王钱镠所建，本名为“慧因禅院”，后改为“慧因讲院”。在《慧因寺志卷一》中记载：“背兔岭，赤山左翼，南高右踞，箕泉、蛟窗二水合流而南，绕于寺门，环转而东北，逗回龙桥，复南出赤山埠达于西湖。”
北宋净源法师住持慧因寺后，大兴华严，一扫唐末、五代的衰退景象，四方学者，闻风归仰，使得华严宗再度兴盛。据《慧因寺志》中记载“自马鸣大士之教流入东土，贤首宗之，五传至晋水大法师实主兹院。师名净源，号潜叟，闽之晋江人，故称晋水，从地也。其疏释《华严》诸经义，凡数十种，流传海寓以及殊域。至高丽国王子义天，航海而朝，乞为师门弟子。”净源法师当时能在华严宗史上有着突出地位，一方面取决于他对华严思想的探微发隐；另一方面则是对唐武宗、周世宗灭佛法难后散佚的华严章疏的搜集与整理。
义天国师自海路来华，带来了众多在二次法难中早已散佚绝迹的华严宗典籍，如澄观所撰的《贞元新译华严经疏》，法藏所撰的《探玄记》、《十二门论·疏》、《起信别记》、《法界无差别论疏》、《三宝诸章门》，智俨所撰的《搜玄记》、《无性摄论疏》、《起信论义记》，宗密的《华严论实》等，引起来当时学僧们的广泛关注，为中国华严宗的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他在华期间，乞传华严宗归国流传，尤其在杭州慧因寺期间，受业于净源法师，并向其师请教华严经典中的疑难问题，净源法师则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义天国师在求学期间还参访了五十多位的高僧，包括华严宗、天台宗、戒律宗、法相宗、禅宗、梵学等，其中参访华严宗与天台宗的高僧所占比例较大。其原因也与义天国师此行入宋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新罗末年到高丽时期禅宗随着各宗的衰落而兴起，而在不景气的教宗诸派中，禅宗与其他宗派矛盾重重，互相攻击已经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其次，义天国师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深感教纲颓弛、法义难明，想入宋收集佛教的各宗章疏，以备编藏之用；其三，义天国师认为，天台三观，最为上乘，此土宗门未立，甚可惜也。
义天国师归国后，受到高丽国君臣的欢迎，宣宗王敕其住兴王寺。义天国师此行求法，其一是为中国华严宗的振兴带来了必要的历史文献；其二是将中国华严宗的最新思想带回了高丽国；其三是重新振兴了高丽天台宗；其四为高丽佛教的各宗派的整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佑三年(1088年),王太后初创国清寺。同年，净源法师在杭州慧因寺圆寂，义天国师知晓后，次年派遣徒弟三人来杭州祭奠，并且求舍利归国供奉，表达对净源法师的尊敬。
绍圣四年（1097年）五月，高丽国国清寺完工，义天任国清寺第一代住持，开讲天台教，创立高丽天台宗。元符二年（1099年）2月，义天国师捐金二千两给杭州慧因寺，修建华严阁，以珍藏他所奉献的《华严经》秘典，同时供奉卢舍那佛、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并供具等于阁内，由此民间将慧因寺俗称为“高丽寺”。
北宋南迁后，杭州慧因寺规模不断扩充，经藏丰富，俨然成为了“华严第一道场”，以及当时全国弘传华严宗的中心；元代以后，高丽国国王依然将慧因寺视为中韩两国友好的象征，皇庆元年（13）高丽国附马都尉、太尉沈王璋曾上疏说：“杭州高丽慧因华严寺, 实我东国王子大觉国师传法道场,王子有饮浙江水千亿年心, 持大藏华严经, 得跨蓬莱风三万里意, 扬舟令东海, 卓锡西湖。”并派遣使者到杭州修缮慧因寺，并印造大藏经五十藏，藏于慧因、上天竺、下天竺等寺院；高丽国相元瓘在杭州督印大藏经二部，分送给慧因寺、天童寺，又分两次买良田四顷（号称百顷）、米二百五十八石作为慧因寺产，杭州慧因寺真正成为了中韩两国之间的友谊见证和象征。
杭州慧因寺是杭州着名的寺院之一，也是中韩两国文化交往史上的一个重要象征，对促进中韩两国佛教文化以及两国人民友谊起着积极地推动作用。大觉国师义天作为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使者，一生以弘扬佛学，搜求、雕印、流通佛经以及佛学着作为己任，甘冒刑律之责,不惮路途艰危,“轻万死于涉长波”,向西越海而入于宋求法，还国后大振教纲,为高丽佛教之繁荣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
如果说，义天国师入宋求法仅仅体现的是中国佛教文化对其本身或韩国佛教的影响，那么义天国师的来华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华严宗的振兴。也可以说，就中韩两国佛教交流的互动性来讲，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如今，两国佛教界人士交流日益密切，不仅促进了两国佛教的发展，也促进了两国文化与经济的全面发展，对推动两国友好和合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文：释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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