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一统与初年政局
专题
西汉一统与初年政局
文景之治及七国之乱的平定
汉武帝盛世的文治武功
张骞通西域及丝绸之路的开闢
西汉的海上对外交通
外戚干政与西汉中衰
西汉的农工商经济
长安等都城的建筑
西汉的史学与文学
西汉一统与初年政局
刘俊《汉殿论功图》最初为王季迁收藏，后捐赠给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此作取材于“汉殿论功”的历史典故。汉高祖刘邦初立，功臣在殿上争功邀赏，致拔剑砍殿柱。叔孙通乃说高祖召鲁地诸生，规定朝仪，高祖大喜，以为如此始知皇帝之尊。在汉殿论功时，刘邦认为萧何功最大，先封为酂（cuo二声）侯，食邑八千户。众人都说萧何未有汗马之劳，未曾亲自打过仗，为什么功居第一？当时刘邦力挺萧何，说了一番历史上很有名的话：“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纵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 ——阴山工作室
汉初异姓七王
郡国并行制，是指郡县制和封国制（分封制）并同实行的行政区划制度。始于西汉，建立之初是为了避免权奸乱朝，又可以中央集权。此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北朝。——维基百科
西汉郡国并行制
汉初郡国并行制示例
公元前202年，楚汉战争终结，刘邦乃即帝位，是为汉高祖(前206－前195)，不久定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刘邦在前206年被封为汉王，后来称帝未改国号，故其所建之汉朝便从那一年算起，史称西汉或前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刘邦一统天下之后，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部分地恢复分封，实行郡县与封国并存的行政体系，亦即「郡国制」。原来在楚汉战争中，刘邦曾分封了一批异姓王，到立国后便予以铲除，大立同姓宗室为王。
除了政治方面之部署外，高祖鉴于多年战乱、民生凋敝，乃採取一系列措施来恢复、发展经济。如减轻田租，规定「什五而税一」。另又罢兵为民，凡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下为民者，免徭役十二年，归里者减半。当时天子乘车配不齐四匹纯色的白马，而将相或乘牛车。
刘邦所建之西汉朝廷，向被称为「平民政府」，其臣下则称「布衣将相」。例如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为狱掾，任敖为狱吏，周苛为卒吏，申屠嘉材官，陈平、王陵、陆贾、郦商等皆白徒，周勃为吹鼓手，樊哙屠狗，灌婴贩缯，娄敬挽车，韩信为游民，只有张良是韩相贵冑。这是因为刘邦由平民革命而创平民政府，有布衣皇帝自难免多布衣将相。
西汉「平民政府」的建立，反映了自西周以来权力重心的逐渐下移，即由天子而诸侯而卿大夫而士，由贵族而平民。唯平民一旦革命成功，又变为新贵族，到了政治腐败不堪，又出现新的平民革命......。数千年来，中国历史就这样循环反覆、更迭不已。
文景之治及七国之乱的平定
汉文帝、汉景帝
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子盈嗣位，是为惠帝(前195─前188)。惠帝为人懦弱而又多病，大权落在母后吕稚(前241─前180)之手中。吕后以太后身分临朝，导致「诸吕专政」。吕后死后，周勃等迎立刘邦庶子代王恒为帝，即文帝，此后西汉之政局才逐渐稳定下来。
西汉之初，黄老学派的「清静无为」思想成了治政之主导思想。黄老学派亦即道家学派，该派把黄帝、老子尊奉为创始人，主张「无为而治」的统治术，认为治政者只要政治措施简单，不多生事端，老百姓就能安静下来而不会起来造反。高祖时就已推行「无为而治」，惠帝继之。到了文帝及其子景帝执政期间，进一步大力执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之政策。
文帝即位后，首先废除连坐法和肉刑，推行休养生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把高祖时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甚至一度全免，丁男徭役则由一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文帝死后，其子景帝继位，他仍然採取先帝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正式把「三十税一」定为制度，并重农抑商、兴办水利，使社会进一步安定、繁荣。
文帝、景帝鑑于同姓诸侯王跋扈，还推行了「削藩」政策。后来，在景帝执政时，发生了吴、楚、胶西、胶东、菑川、济南、赵等「七国之乱」。朝廷派周亚夫平定了叛乱，并进一步大力「削藩」。
文、景二帝先后统治了近四十年。据史书记载，由于经济的复甦，百姓人给家足，国家仓库中堆满钱粮，串钱的绳子日久而腐烂，粮食年年相积而陈旧变质。因此，国家财富盈溢，社会人口激增，出现一派昇平景象。这种景象被后世史学家称誉为「文景之治」，它为后来汉武帝时的富强盛世，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武帝盛世的文治武功
汉武大帝 刘彻
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时汉朝的统治区域
景帝死后，子刘彻继位，即汉武帝。经过文景之治，经济恢复，财富大增，为西汉富强奠下基础。平定七国之乱后，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进一步确立。在这种有利条件下，雄材大略的汉武帝乘时奋发，文治、武功昭著。因此武帝执政的五十多年，成为西汉盛世，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的时期。
武帝即位后，首先大力加强中央集权。他继续执行文帝、景帝的削藩政策，取消大批封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由皇帝直辖的郡县行政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武帝又加紧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首都长安开设太学，专门讲授儒家学说；又多方奖励学术，招聘人材，让许多儒生通过考核而担任政府要职。
在经济方面，武帝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汉朝的统治。如著手推行新经济政策，规定由朝廷统一铸造货币，煮盐、冶铁、酿酒由国家专卖，不淮私人经营。此外，又对工商业加强管理，向商人课以重税，使朝廷的财政收入大大增加。
武帝时期，不仅文治大兴，而且武功鼎盛。鑑于秦末与西汉初年，北方的匈奴不断南侵，武帝执政后，对匈奴进行大规模征伐。他派出大军，几次深入大漠，取得辉煌战绩。从此，匈奴向北远遁，很长时间不敢再南侵，汉朝北部边境的威胁得以解除。
在讨伐匈奴期间，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匈奴，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后来西域各国陆续派遣使者前来长安，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就这样开闢了。
此外，武帝还派兵进入东北与平定南方，设郡治理，把势力伸张到今朝鲜半岛北部及越南中南部。经过数十年间的开拓，西汉的疆域大为扩展，版图远远超过前代，而汉朝的国威也从此传播于全世界。后世大多数中国人称自己为「汉族」或「汉人」，与汉武帝盛世的文治武功有著直接的关系。
到了汉武帝时期，实行“强干弱枝”，颁布推恩之令，诸侯国面积不断缩小、势力不断减弱，王国由朝廷派官吏管辖，已经和郡县没有太大差别。而诸侯王们，也没有实权，不过问政事，穷得只剩下钱了。与此同时，汉武帝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每个州统领若干郡国，设立刺史，负责监察所属郡国。13个州分别是豫州、冀州、青州、兖州、徐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朔方州、交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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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骞通西域及丝绸之路的开闢
丝绸之路路线图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连年用兵。武帝为了在国际上进一步削弱匈奴的势力，遂派遣被现代著名学者梁启超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奇男子」的张骞出使西域。
西域，汉朝时是指甘肃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地区，大大小小分佈几十国，大致相当于今日新疆一带。本来西域各国大多臣服于匈奴。武帝为了彻底孤立匈奴，决定与它们联合。听说大月氏国(原在玉门关附近，后徒至今阿富汗境内)与匈奴有仇，所以武帝在公元前139年，派张骞带一批人前往西域，想联合大月氏等国共抗匈奴。但张骞中途被匈奴捉住，一关押就十几年。后来他想法逃脱，辗转经过乌孙、大宛、康居等国而抵大月氏。那时大月氏已无心结盟，使张骞此行不得要领。在回国的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拘禁一年多，最后于公元前126年返归长安覆命。
到了公元前1，张骞又跟从卫青出击匈奴，他带领随从三百多人及大批物资前往西域。抵达乌孙后，又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诸国，宣扬汉朝的国威。公元前1，偕张骞同乌孙等国使者数十人，返归长安。汉与西域交通之孔道，自此打开。
司马迁的《史记》，把张骞之交通西域誉称为「凿空」，「空」即「孔」，意思就是开辟孔道。由于张骞的交通西域，使中国人得以由长安出发，经过西域各国而前往西亚、北非乃至欧洲。它大大促进了中西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其中尤以中国丝绸西运最具特色，所以今天称张骞通西域为「丝绸之路」之始闢。因此，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不仅弘扬了汉朝的文明，而且带回异域的文化，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今天，丝绸之路仍然吸引著络驿不绝的中外游客，继续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张骞可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导游。如果跟从导游张骞，游览古丝路，必定令人眼界大开，流连忘返。
西汉的海上对外交通
汉武帝时代欧亚大陆形势（简）
波涛汹涌、广阔无涯之海洋，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通的重要管道。中国古代海上的对外交通，早在秦代已开展。据古书记载，秦始皇曾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出东海求仙，以寻找长生不死之药，据说他们后来留在日本不返。可见通往日本、朝鲜的海上交通，在西汉前已逐渐进行。西汉时期，中国人除了积极经营西域，发展以「丝绸之路」为主的陆路交通外，对于海上交通亦非常重视。
据《汉书．地理志》关于汉使航程的记载，自汉武帝肇始，下迄汉平帝王莽辅政止，这一百多年间，已形成由中国雷州半岛出发，经过南海到达黄支以及已程不国的航线，「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大多数学者认为黄支在今印度的东南岸，已程不国则是今斯里兰卡。当时，史书记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齎黄金、杂缯而往」。看来，使者中不仅有隶属于黄门的中官，而且有应募的商人，他们以黄金、丝绸到印度去交换珠宝和香料一类的物品。不论当时这些货物的来源是否仅为东方印度，或者来自更远地方而于印度中转，均可证明汉使已远航到印度沿岸进行海外贸易。
过去一些学者将中华文明称为「大陆文明」，意谓中国自古以来较重视陆上的发展，与近代西方的「海洋文明」有所不同。然而，当我们沿著古代中国的对外海上交通路线乘风破浪时，必定会对这种说法产生怀疑，并因中华海上交通和海洋文明的发达而目眩，甚至有「晕船浪」的感觉呢！
外戚干政与西汉中衰
霍光
汉初自高祖建国至文景之治，均取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之策，奠下西汉富强之基础。故雄才大略之汉武帝遂得以乘时奋发，使中国步入极盛之时代。然连年征战、用兵过度，武帝本人又大造宫苑、迷信神仙，消费甚钜，致耗尽文、景时的馀财，国用入不敷出，遂加重赋役而使民生日困。
继承武帝的先后是昭帝(前87－前74)、宣帝(前74－前49)，并由大臣霍光(？－前68)佐政。当时汉室继续实行武帝末年之「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政策，然西汉统治之积弊已深，国力消耗过钜。故武帝死后不过四十年，自元帝(前49－前33)时起，西汉逐渐走向中衰。
除了社会经济的重大危机之外，西汉后期的政局也呈现另一积久难治之弊病，亦即外戚擅权。西汉之初，「外戚干政」已然开始，吕后专政及诸吕擅权便是其例。后景帝时窦婴(？－前131)，武帝时的田蚡(？－前131)、卫青(？－前106)、霍去病(前140－前117)，昭帝时的霍光(？－前68)，均以外戚而位隆权重。霍光执政近二十年，虽不无建树，然擅行废立、诛除异己，未免张扬跋扈，使后立之宣帝觉得「如芒在背」。霍光死后，宣帝藉祖母家史氏、皇后家许氏除掉霍氏之势力，此后乃对史、许两家以及母王家、继后王家的亲戚大加重用，从此开始了外戚之持续干政为祸。后来元帝皇后王家，哀帝祖母傅家、母丁家，均为西汉末期颇有势力之外戚，尤其是元帝后王政君一家，更长期专擅汉家政权，势力最为庞大，西汉王朝最后即沦丧于王氏家族之手。
西汉的国力曾达于极盛，后来走向中衰，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很值得今人借鉴呢！
西汉的农工商经济
红色为前60年西汉汉宣帝时的疆域
耧，又称耧车，是中国传统一种畜力的多管条播机，使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作业一次完成，大大提高功效。
汉初至文、景的六十多年内，社会经济逐渐由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到武帝时，便出现了一种繁荣的景象，史载当时粮食储存曾多至「腐败不可食」的充裕情况。农业技术方面，西汉初年，铁製农具已推广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武帝时冶铁铸造业发达，铁製农具的传播更为迅速。马耕和牛耕，在中原地区已很普遍。武帝以后，随著大规模徒民边陲，进行屯田，牛耕技术传到西北。与犁耕技术的传播同时，播种用的耧也开始应用，西汉晚期，耧已传到辽阳一带。武帝末年，赵过推行代田法，以深耕轮植的方式，增加农作物的生产。
西汉时期，水利事业也很发达。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一个水利灌溉网。漕渠自长安引渭水东通黄河，便利了漕运，还能溉地万馀顷。泾水与洛水之间，修建了白渠，与原有的郑国渠平行，溉田四千五百顷。至于凿井灌溉，北方到处都有，甚至居延边地，也凿井开渠，进行屯垦。
在西汉的手工业中，冶铁业佔有重要地位。西汉冶铁的技术、铁器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比战国时有了重大的进步。丝绸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西汉的精美织物通过馈赠、互市或贩卖，大批输往边陲各地，远至中亚各国和大秦(罗马帝国)。此外，煮盐(包括海盐、池盐、井盐等)、製陶、造船、造车、酿造等业，在西汉时都有发展，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前代。
随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了。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若干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大的都会。关中区域膏壤沃野千里，最为富饶，其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首都长安户八万馀，人口二十四万六千，是关中的贸易中心，也是全国最繁华最富庶的城市。中市洛阳、北市邯郸、东市临淄、南市宛、西市成都(合称「五市」)以及岭南的番禺等，是全国主要的都会，商业活动异常活跃。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更加发达。自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通向中亚、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道路，已经畅通。沿著这条「丝绸之路」，输入各种毛织物和其他奢侈品，运出大宗丝织物。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是番禺(今广州)，经常有中外商人以玻璃、琥珀、玛瑙等物进行贸易。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时代。其国力的强大，与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可见要富国、要强兵、要人民生活富足，就必须积极发展经济。故此，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正是国家的当务之急。
长安等都城的建筑
西汉长安城
西汉长安城复原图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强盛的朝代，其繁荣富庶，亦反映在长安、洛阳等都城的建筑之上。
长安本秦之乡名，在周代西京镐京附近。秦时建有兴乐宫，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在此基础上修治长乐宫，七年建未央宫，并自栎阳迁都长安。惠帝元年(前194年)至五年，筑长安城墙。武帝时在城内修北宫，建桂宫、明光宫，在西城外营建章宫，并扩充上林苑，开凿昆明池。
西汉长安城周长25公里，约合汉代六十二里。汉长安城内的宫殿分佈佔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二。城东南部为长乐宫，汉高祖时曾为视朝听政之所，惠帝以后为太后之宫，佔全城面积六分之一。城西南部的未央宫为朝会之所，佔全城面积七分之一，其前殿规模宏伟，殿基南北长350米，东西宽200米，高约15米。居民区在城东北隅宣平门附近。据文献记载，长安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汉平帝时，人口达二十四万六千馀。城西的建章宫规模宏伟，已勘查出位置和范围。城西南至东南一带为上林苑，内有离宫别馆数十处。西南还有昆明池等皇家宫苑，昆明池为训练水军而开凿，兼可解决长安城水源不足的问题。西汉长安城不仅是国都，更因丝绸之路的开闢，令中外商人、使节往来络驿不绝，使其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
洛阳是西汉时的另一大城市，其规模仅次于长安。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邑，即后来的洛阳。秦、西汉时期，皆在此设有宫室，为长安以外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来更成为东汉的首都。
到了隋、唐时期，长安、洛阳并称为「两京」，其繁荣、建筑规模达于极盛，可见西汉时期的建设，对后世有承先启后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时光倒流，游览一下西汉时期的国际都会吧！
西汉未央宫复原图
西汉的史学与文学
太史公司马迁
西汉时期，文治与武功并称显著。当时不仅儒家的经学颇为发达，而且文学、史学均极有成绩，在中国的文学和史学上，发放著灿烂的光芒。
以文学而言。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说到汉赋，当然不得不提司马相如和他的《子虚》、《上林》、《大人》诸赋。然而，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和卓文君衝破传统枷锁，毅然私奔的爱情故事。他们二人对爱情的执著，千百年来，一直在中国民间广泛传颂。
西汉的史学因司马迁的《史记》而著称于世。司马迁本为武帝的史官，因替兵败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辩解而触怒汉武帝，被下狱并处以腐刑(又称宫刑，即割除生殖器)。儘管遭受非人待遇，但司马迁却忍辱负重，「就极刑而无愠色」，发愤要继续完成未竟之史籍，终于在五十岁那年，撰成史无前例的纪传体通史──《史记》。
司马迁的巨著原称《太史公书》，东汉以后才叫《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记述了自五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之史事。司马迁治史的态度是「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充分发扬了古代以来「良史直言无隐」的正气，因此被历代修史者奉为典范。该书不仅记事翔实，而且文笔精练、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对后世史学、文学均具有深远的影响。总之，司马迁以罕有的坚强意志与惊人毅力来操笔书史，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伟大理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不单在中国史学上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全球人类文化的瑰宝，为中、外学界所重视。
从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的故事，可见西汉文学和史学不仅是学术那麽简单，当中所包含的爱情、坚毅、正义感，至今仍扣人心弦、发人深省。
野史
平民政府不代表平民利益
一阳生
汉高祖 刘邦
刘邦所建之西汉朝廷，向被称为「平民政府」，其臣下则称「布衣将相」。例如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为狱掾，任敖为狱吏，周苛为卒吏，申屠嘉材官，陈平、王陵、陆贾、郦商等皆白徒，周勃为吹鼓手，樊哙屠狗，灌婴贩缯，娄敬挽车，韩信为游民，唯张良乃韩相贵冑。其实刘邦本人起事前不过一「好酒及色」的泗水亭长，汉初王后也多出微贱。刘邦由平民革命而创平民政府，有布衣皇帝自难免多布衣将相。西汉「平民政府」的建立，反映了自西周以来权力重心的逐渐下移，即由天子而诸侯而卿大夫而士，由贵族而平民。
不过西汉王朝虽由平民革命而创立，然它一建立便不再反映平民之要求，而是代表新兴的权贵之利益。这种「平民政府」之创立，只不过表明中国的王朝再也不是旧贵族所可垄断，一旦条件许可、时机成熟，平民也可以加入改朝换代的行列。
平民政府的质变
一阳生
西汉王朝虽由平民革命而创立，然它一建立便不再反映平民之要求，而是代表新兴权贵之利益。这种「平民政府」之创立，只不过表明中国的王朝再也不是旧贵族所可垄断，一旦条件许可、时机成熟，平民也可以加入改朝换代的行列。至于刘邦之迫害韩信、彭越、英布等，则从一开始就揭示了「平民革命」取胜后的一个普遍历史现象：凡通过平民革命而夺取政权和一时得以称霸者，往往对于功臣大加迫害和滥施刑戮。古代如刘邦、朱元璋、李自成，近代以来如洪秀全等，莫不如是，盖他们或因出身微贱而怕人歧视，或因伙伴「功高震主」而恐其不服，或因知识菲薄而心胸狭窄、缺乏气量，故均对原来一起出生入死之「哥儿们」狠下毒手。其手段非自己亲自下令整肃，就是默许自己的婆娘折磨之。故大丈夫可以叱吒风云、驰骋沙场，然却对付不了小人和女人。许多历史的重複出现，看似纯属偶然，但正是在这类「偶然性」中隐含著历史之「必然性」：它再次证明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伴君如伴虎」，实乃千古不易之至理名言。伍子胥、文种忽视了它，终于身首异处；范蠡深刻领会了它，终能功成隐退。不过历史之教训并非人人能够汲取，韩信、彭越等就是明证。唯独张良，深得范蠡之要领，敢于急流勇退，方能避免韩信等之悲惨命运。
无可选择之下的「清静无为」
一阳生
西汉在文、景期间，社会趋于安定，经济日益繁荣，国家财富盈溢，因而替后来汉武帝时之富强盛世，奠下了坚实的基础。故历史上把这段时间誉称为「文景之治」。如果不计夏、商、周等早期的三个王朝，自中国作为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之后，「文景之治」在汉、唐、明、清等盛朝中实是最先出现的一个「治世」。它以「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而著称于史，也有的将它说成是「让步政策」，即新王朝的统治者对农民实行「让步」。其实无论「清静」、「无为」或者「让步」，都是当时客观形势下的必然产物。试想，经过秦末的民不聊生和秦亡后的战乱频仍，「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怎能不与民休息呢？在那种情况下，非清静不可，必然要让步，想有为也不行。不但汉初如此，以后凡通过革命或战争而建立一个新王朝，统治者都往往採取类似文、景之治策。
以仁义道德治国？
一阳生
汉武帝一面虽尊崇儒术，另一面却重刑法、用酷吏、讲聚歛、尚武功，故汲黯(？－前112)曾批评其为「内多欲而外饰仁义」。后世也称武帝系「阳尊儒术，阴事申、韩」，意即儒其表、法其里。其实武帝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又何尝不是如此。须知汉代之儒学已不同于春秋时代之儒学，它已兼採有法家、阴阳家诸说之成份，后世又出现儒、佛、道等调和趋势。总之，凡有利于统治中国人民之任何思想学说，均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并奉为正统，否则将受到摒弃，此为读史者不可不知。
独尊儒术之考察
一阳生
汉武帝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影响颇为深远。它不仅造成「士人政府」之出现和汉代经学之发达，而且使儒家从此成为历代王朝尊奉的正统思想，「三纲五常」等忠君思想、伦理观念支配中国社会垂二千馀载。同时，诸子百家之被黜，却又使学术自由研究之风受阻，令中国文化蒙受重大损失。至于儒家思想为何会长期宰制中国之思想界，应与统治者之提倡及中国民众的「中庸之道」有关。盖打著「仁义道德」之幌子，而又以严刑峻法为后盾，最利于统治中国的老百姓。今日大家都喜欢高谈阔论「人治」或「法治」的问题，本来在商鞅变法时已提出并实施过「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之原则，这实际上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不同版本。但后来始皇过分推行严刑酷法，终于走向反面，使法家从此未能明目张胆地抬头。因此，中国之所以长期盛行「人治」是否同法家被黜、儒学取胜有关，颇值研究。
儒家在汉以后虽长期居于尊贵的地位，然它并未成为「国教」，也没有对其他宗教、学术思想完全排斥。不过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儒学大力倡导，故凡发动民变以推翻旧王朝者，往往採取「反儒」、「批孔」的态度。例如明李自成、清洪秀全等等。清朝灭亡之后，儒学在思想界之统治地位亦随帝制之结束而告终。不过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它仍具有颇大的生命力，故经历民初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以及现代「文 化 大 革 命」中之「批孔」，儒学依然能绝处逢生、再闪光芒。盖其思想既有适合中国社会舆情的一面，又盛行了两千馀年，早已深深植根于民众之中。
中国疆域的历史发展
一阳生
中国历代疆域变迁动态图
依照汉代之华夷思想表示天下的概念图。根据时代及国家之转变，天下的概念亦会随之变化而定义不同，这是彻底实例之一。
清朝时代的华夷思想“天下”图。与上列的汉朝时代“天下”图相比，现实的政治世界变得多元化，但同心圆之构造依然不变。
在叙及汉武帝的武功时，有一点值得吾人注意，即今日中国乃古代中国、近代中国的继续与发展。中国目前之版图并非自古如此，而是经过古代历朝统治者之不断向外经略，也包括近代清朝统治者之大量对外割让。当我们说中国自古以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时，应该联想到它是从秦、汉以降不断发展、扩大的，绝不可将中国的全部版图尤其是边疆地区说成从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更不能弄成越早越好越「爱国」，否则如何评价秦始皇、汉武帝等之「彪炳武功」？其次，亦应该看到，中国疆域扩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民族同化的历程。其间固有一些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进侵，但更多的是汉族对四裔民族的经略。对历史上的这种暴力掠夺、强迫同化，一方面固应视为必然的发展，另方面则不宜盲目地辩解乃至歌颂。我们不能忽略汉族统治者之征服给少数民族带来的痛苦，否则我们又怎配谴责蒙元的「马上得天下」和满清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对于历史上的战争，只能根据国家独立、民族平等和人民自由的观点来加以评价，以区分正义、非正义，不然将陷入大国沙文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
本文转载自：中华万年网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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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君主世系简介
两汉之间世系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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