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从一个弱小邦国后来居上成为列强之一，可以说起于青萍之末。普鲁士前身勃兰登堡选帝侯邦一开始只是德意志地区的一个小邦国。但在十七世纪初勃兰登堡霍亨索伦家族通过联姻和王朝继承获得了东普鲁士后，疆土剧增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在1701年升级为普鲁士王国后，主要依靠经典现代权力政治手段：中央集权、军备建设、联盟战争和有限战争，非常有效地扩张版图和提升地位。
勃兰登堡选帝侯邦
勃兰登堡-普鲁士
十八世纪的普鲁士
在这一过程中，其崛起首先得益于几个内部因素，即：
第一，前后连续三位统治者的杰出政治组织才能和军事才能。
大选侯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 Great Elector of Brandenburg-Prussia）
第二位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 of Prussia）
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the Great）
其次，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倾注了绝大多数国家税收的普鲁士陆军。注意，这只陆军在当时欧洲是与国家人口比例最大的一支陆军，同时军事效率相对较高。
第三，得益于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王室领地的广大和对工商业的鼓励，普鲁士国家财政状况稳定。
第四，普鲁士独特的“军事供应总署”机制造就了一个效能一流的普鲁士军政官僚体系。
十八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变动也为普鲁士崛起提供了巨大的机遇。
首先，北面瑞典权势在俄国打击下崩溃，东面波兰处于羸弱和混乱境地，而德意志地区内部的霸主哈布斯堡奥地利则专注于一场场的帝国战争，同时十八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面临着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无男嗣而牵扯大量精力，继承权问题也让哈布斯堡家族大伤脑筋。
其次，虽然法国紧邻德意志地区，但我们可以从前面三幅地图中看到，
法国在西面离得足够遥远，通常不是致命威胁；确实，它有时能起到有用的反奥盟友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法国大力突入德意志，它就很可能受阻于哈布斯堡军队、汉诺威（因而英国）、或许还有荷兰人以及普鲁士自己。最后，如果这一联盟失败，普鲁士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地向巴黎求和。
在这种外部条件下，尽管从勃兰登堡时期开始其版图大为扩展，但普鲁士无论是人口还是疆域而言，其潜能都非常显著的小于欧洲每个既存强国，它能够成为列强之一，很大程度上依赖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最高统治者中的出类拔萃的个人。
普鲁士强国之势的根本奠基人为大选帝侯弗雷德里克·威廉，而其决定性的成就者是弗雷德里克大王。他可谓是是黎塞留之后的“国家理由”（Raison D"être）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集大成者，非常明确地将普鲁士国家利益置于其余一切之上，拒不优先考虑霍亨索伦王朝家族情感、君主个人利益以及道德和法律规范，无所顾忌地以“现实政治”(realpolitik)方式追求国家利益，并且能够正确地辨识特定形势下特定的国际利益关系和力量对比，从而精明地确定所需的战略和策略。比如说他背弃关于尊重奥地利王位女继承者玛丽亚·特蕾莎治下领土完整的条约义务，出兵攫取西里西亚，开始了奥地利继承战争。同时，也就在这场战争期间，他又背弃了法国等盟国，两度与兵败的奥地利单独订约，先后割得上、下西里西亚。1756年，针对奥地利将与法国结盟以夺回西里西亚，弗雷德里克急忙转而与先前的敌国英国结盟，由此促成了欧洲国际阵列的急剧变更，史称“外交革命”，七年战争爆发。在七年战争中，他几乎是在单枪匹马的情况下与奥、俄、法灯强国鏖战，但恰恰是在这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依靠他的谋划和军事才能以及普鲁士训练有素的陆军，在几乎流尽普鲁士鲜血的情况下，最终获胜，不仅保住了西里西亚，而且奠定了普鲁士的强国地位。1772年，又是源于弗雷德里克的权谋，普俄奥三国瓜分波兰，普鲁士东西两部不再彼此分隔。
三次瓜分波兰
普鲁士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对羸弱状况和弗雷德里克大王的“现实政治”，决定了它在崛起为强国过程中极富特征的国际行为模式，甚而以后直到俾斯麦的对外政策传统，那就是打劫、权变和“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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