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潜在剖面分析

作者简介：吴鹏(通讯作者)(E-mail：Reavenwp@)，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武汉 430062)；马桑妮，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武汉 430062)；方紫琼，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武汉 430062)；徐碧波，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武汉 430062)；刘华山，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采用问卷法，对764名青少年进行测试，首先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探索了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然后通过青少年道德脱离、道德同一性的得分差异来确认潜在类别的效度。结果表明，从青少年的角度父母教养方式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混合型三种，其中积极型人数最多、消极型人数最少。此外，青少年道德脱离、道德同一性的得分在这三种潜在类别上存在显著差异，表明本研究得到的三种潜在类别有较好的效度。积极型教养方式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低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混合型教养方式下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高于消极型的得分；积极型教养方式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高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混合型教养方式下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低于消极型的得分。

关 键 词：父母教养方式 潜在剖面分析 道德脱离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度青年课题(CBA150156)；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度重点课题(GA012)和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5Q020)。

分类号B844

1 问题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家庭教育知识的普及，父母越来越重视亲子互动。生态系统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社会认知理论都认为亲子互动是个体心理与行为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因素。而作为亲子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教养方式会持续影响个体毕生的发展。因此，父母教养方式一直都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领域重要的研究主题。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家庭生活中在对子女进行养育的行为时，父母所展现出的较稳固的行为方式及思维意向，是父母对待子女所显现出的包括态度、情感与行为模式的综合体现(Darling & Steinberg，1993)。Baumrind依据要求性和反应性两个维度，首次将父母教养方式划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纵容型。除了探究类型，大量的研究探讨了教养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它与攻击行为、焦虑、社会适应、拖延、道德同一性、社会责任性等都存在显著关联(Hoeve，Dubas，Eichelsheim，van der Laan，Smeenk，& Gerris，；McLeod，Wood，& Weisz，；李董平，张卫，李丹黎，王艳辉，甄霜菊，；刘方琳，温红博，张云运，董奇，；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张萌，陈英和，)。另外一些研究者探究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发现孩子的性别与年龄、孩子的人格特质、孩子的问题行为、父母人格特质、夫妻关系、生活压力有密切关系(Crnic & Low，2002；Grych，2002；Huh，Tristan，Wade，& Stice,；Morawska & West，；Wille，1995；张晓，王玉英，李环，刘文玲，王莉，)。

虽然以往大量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但这些研究存在如下问题：①过多讨论了某一特定父母教养方式的数量关系。以往的相关研究都是基于数字上的统计显著性，完全从数量的角度呈现了某种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大量研究都是通过被试在问卷上的得分对某种父母教养方式赋值，然后探讨某种父母教养方式的前因后果。心理学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探讨个体的特征或心理，而不是仅仅从统计或数据的角度呈现变量间的关系。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心理学研究更应该首先揭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具体模式，再去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因素(Berge，Wall，Loth，& Neumark-Sztainer，；Hoeve，Dubas，Eichelsheim，van der Laan，meenk，& Gerris，)。②简单地考察某一种父母教养方式可能不太合适。国内学者的研究多将父母教养确定为拒绝、情感温暖或过度保护，分别考察这三种形式与其他心理、行为变量的关系。但是父母对孩子的教养可能并不局限于一种形式，他们会采用某种形式应对某些情境或行为，而采用另外的形式应对另外的情境或行为(Darling & Steinberg，1993)。因此，这种简单的分类方式未能充分、完整的展现青少年实际接受到的父母教育，也未能真实呈现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关系。③缺乏新的、更合理有效的统计技术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已有一些以个体为中心进行不同父母教养类型的研究(刘方琳，温红博，张云运，董奇，；刘文婧，许志星，邹泓，)，这些研究采用聚类法、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型或不同教养方式的父母群体。虽然聚类分析是最为简单、直接的探究模式或类别的统计分析技术，但它存在一定的不足或局限，比如没有确定类别数的准则、无法确定分类准确性等(吴鹏，刘华山，陈京军，谢继红，；张洁婷，焦璨，张敏强，)，因此实际应用性不强。目前的医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研究者通常采用潜在类别模型进行以个体为中心的模式分析。国内外心理学研究者已经利用潜在类别模型探讨了国内贫困家庭儿童精神病症的不同模式、非洲裔美国成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风险因素的不同组合、青少年应对方式的类别、创伤后精神病的潜在类别、五因素人格的不同模式、初中生社会支持的类型(Herman，Bi，Borden，& Reinke，；Merz & Roesch，；Wolf，Miller，Harrington，& Reardon，；高丙成，刘儒德，)。综上所述，相比于探讨各种父母教养方式的数量关系与差异，我们应该首先采用最新以个体为中心的统计分析技术来探索父母教养的潜在类别。这样就能够更为清晰、全面的展现父母的教养行为，最终能够为亲子关系、家庭教育提供一定的贡献。因此，本研究首先想通过潜在类别模型中的潜在剖面分析揭示父母教养的不同类型，并展示此种统计分类技术相比于聚类分析的优越性。

此外，本研究还想对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得到的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进行效度验证。具体来说，潜在剖面分析最终得到的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完全是基于数据和拟合指数。为了从理论及现实意义上验证所得到的潜在类别的准确性，我们需要通过探讨不同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下青少年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来确认。当个体进入青少年期，他们的道德、价值观都处于成熟与稳定的重要时期。此时，青少年情绪的极端性、自控能力差会使他们形成很多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Aleixo & Norris，2000)。因此父母会十分关注青少年道德品质的塑造，也会通过教养方式来引导青少年形成符合社会文化规范的道德心理与行为(Lapsley & Carlo，)。社会认知理论、生态系统理论与父母教养的背景模型也都认为父母教养方式与孩子的道德心理、行为有密切关系，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父母教养方式与道德推理、亲社会行为、移情、道德脱离、道德同一性等存在显著的相关(Carlo，Mestre，Samper，Tur，& Armenta，；Hardy，Padilla-Walker，& Carlo，；Pelton，Gound，Forehand，& Brody，；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在大量道德心理与行为中，有学者认为应该同时从认知和非认知两个层面关注青少年道德(Lapsley & Carlo，)。而目前青少年道德心理学研究领域中，学者们则特别关注道德同一性与道德脱离这两个因素。因为在当前社会，大量不良信息冲击着青少年正在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导致青少年道德出现内外不一致的现象，即会出现道德同一性的混乱(Aquino & Reed，2002)。另一方面，这些不良信息会改变青少年的道德认知机制、减弱青少年抑制不道德行为的自我调节过程(Detert，Trevino，& Sweitzer，)，于是青少年的道德脱离水平会变高。父母教养的背景模型认为不同父母教养方式下成长的青少年，父母对于其道德标准的内外一致性、坚持性有截然不同的影响(Darling & Steinberg，1993)。社会认知理论则认为父母教养方式实际上会成为青少年道德心理与行为的模仿对象，他们会从父母的教养方式中学会某种道德标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已有研究发现不同的教养方式类别与道德脱离、道德同一性有不同的关联，具体来说拒绝教养与道德脱离呈显著正相关、积极家庭教育与道德脱离呈显著负相关、拒绝教养或过度保护与道德同一性呈显著负相关、情感温暖与道德同一性呈显著正相关(Hyde，Shaw，& Moilanen，；Pelton，Gound，Forehand，& Brody，；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不同父母教养方式下青少年的道德脱离与道德同一性得分有显著差异。本研究选择这两个道德变量作为父母教养潜在类别的效度指标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文化出现缺失、滑坡的时期，希望通过本研究得到的结论可以为青少年道德的家庭教育提供心理学的贡献。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我们发现目前还没有研究者从以个体为中心的角度来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于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来探究可能存在的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此外，本研究也想通过青少年道德脱离类别、道德同一性的得分差异来验证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的有效性。结合以往的研究，提出假设：(1)父母教养方式存在多种潜在类别；(2)不同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上青少年道德脱离、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有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湖北省两所高级中学高一至高三共发放问卷800，得到有效问卷764份，有效率为95.5%。其中，高一245人(男生122名，女生123名)，高二240人(男生126名，女生114名)，高三249人(男生127名，女生122名)，30名学生没有填写性别。有效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6.58(SD=1.28)。参与本测试的中学分别来自于湖北省经济发展较好及中等的两所城市，两所高中的教育水平也是分别处于湖北省基础教育较好及中等水平。

2.2 研究工具

2.2.1 教养方式问卷

采用国内学者修订的简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从青少年的角度测查父母教养(蒋奖，鲁峥嵘，蒋苾菁，许燕，)。这个问卷共有21个项目，包含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3个分量表。被试在Likert式4点评分上作答，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记1～4分。计算这3个分量表所对应的项目平均分以表示被试受到相应的父母教养方式，得分越高，说明被试接受父母更频繁的相应教养方式。本次研究中拒绝、情感温暖与过度保护的Cronbachα值分别等于0.76、0.77和0.70。

2.2.2 道德脱离问卷

采用国内学者修订、Caprara等人编制的公民道德脱离问卷来测查青少年的道德脱离水平。该问卷包括32个项目(如，有时候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使用武力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被试所在学校的实际情况，删除1个项目(色情作品可以看作是一种廉价的色情活动形式)。采用5点量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1～5分。计算31个项目上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试越道德脱离水平越高，即被试的道德自我调节功能越可能失效。本研究中道德脱离问卷的Cronbach'sα值为0.90。

2.2.3 道德同一性问卷

以国内学者修订、Aquino和Reed编制的青少年道德同一性问卷来进行研究(Aquino & Reed，2002；万增奎，杨韶刚，)。测试中首先向被试呈现9个道德特质的形容词(如“充满爱心的”)，然后让被试回忆具备上述特征的某个人，并想象一下这个人平时是如何思考、感受和行动。最后让被试针对10个题目(如，成为具备这些特征的人能使我感觉很好)，在“1”(非常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之间做出选择。计算这10个项目的平均分得到被试道德同一性得分，分值越高，说明被试道德同一性水平越高。本次测量中道德同一性问卷的Cronbach's α值等于0.64。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利用班会进行集体施测。主试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学生担任，被试的班主任负责组织，但测试时离开教室。三份问卷同时完成，所有被试均是自愿参加测试，问卷为匿名作答，随时可以终止测试。

2.4 数据分析软件

采用SPSS 20.0进行描述性统计及方差分析。使用Mplus 6.12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是通过三份问卷来收集数据，并且都是被试自己回答问题，因此研究结果可能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根据Podsakoff，MacKenzie，Lee和Podsakoff()的建议，进行一个Harman单因子检验(Harman's One-factor Test)。结果表明，共有15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只有14.69%。学者们认为如果未旋转的主成分因素分析中一个因子或某个因子解释力特别大，便说明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龙立荣，)，但是本研究数据得到的第一个公因子的解释量并不大，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并不会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

3.2 重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研究中重要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及相互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1。简单相关表明，三种父母拒绝型教养方式的得分与道德脱离得分均有显著相关，而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拒绝型教养方式与道德同一性也有一定的相关。

3.3 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

为探索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以3种教养方式(拒绝、情感温暖、过度保护)为观察变量，分别将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依次分成1类、2类、3类、4类、5类、6类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分析模型的拟合结果见表2，表中作为潜在类别模型选择的六个拟合指标中，AIC、BIC与ABIC值越小，表示相应的模型拟合程度越好，而有学者指出BIC在这三个指标中更好(Burnham & Anderson，；Nylund，Asparouhov，& Muthén，)；Entropy值表示个体分类的正确率，值越大表示相应的模型越好；LMR LR和BLRT检验的p值小于05表示，对应的k类模型优于k-1类模型(Jung & Wickrama，)。因此，在这六个模型中，以BIC值来看，5类模型的值最小，表明它是最优的。从LMR LR来看，2类模型优于1类模型，3类模型优于2类模型，5类模型优于4类模型。但从Entropy值来看，2类模型的值最大，表明它是最优的。综合考虑以上拟合信息，3类模型与5类模型是较好的两个模型。但考虑到5类模型中有两对潜在类别非常相似，如果合并这两对分类别就与3类模型一样。从模型的简洁性考虑，最终选定3类模型为我们的最终潜在剖面分析模型。

确定了3类潜在剖面分析模型作为最终模型后，接下来对结果做深入分析，以描述和命名这3种类别。上面选取的3种教养方式的得分是进行类型命名的重要统计值，它表明每一类个体使用每一种教养方式的程度，3类模型在3种教养方式的得分情况见图1。

图1 3种父母教养方式在3类模型上的得分

图1中，一种父母教养方式的类别中，情感温暖得分较高、拒绝和过度保护得分较低，我们将这类教养方式命名为“积极型”。还有一种教养方式的类别中，拒绝和过度保护得分较高、情感温暖得分较低，我们将这类教养方式命名为“消极型”。最后一种教养方式的类别中，情感温暖得分与拒绝和过度保护得分的差异不大，我们将这类教养方式命名为“混合型”。从3种类型的被试分布比例来看，“积极型”占69.1%，“混合型”占22.3%，“消极型”占8.6%。

为展现潜在类别模型的优越性，我们比较聚类分析的结果。聚类分析得到的聚类系数随分类数的变化曲线见图2，如果以此图中曲线开始变得平缓的点作为最终分类数的判断标准，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应该为11类。显然，如此多的潜在类别失去了分类的理论意义与实际效用，这也表明潜在类别模型在分类上的优越性。

3.4 潜在剖面分析结果的有效性

为验证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的有效性，以父母教养方式类别为自变量、分别以青少年道德脱离与道德同一性得分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由于上述潜在剖面分析中最后得到的3类教养方式的样本量差异很大，为了方差分析的需要，我们从“积极型”与“混合型”中随机抽取69、62个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见表3。

图2 聚类系数随分类数变化情况

结果表明，父母教养方式的不同潜在类别上，青少年道德脱离(F(2，192)=101.750，p＜0.001)与道德同一性(F(2，192)=103.802，p＜0.001)的得分均有显著差异。进一步多重事后检验表明，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M=1.303，SD=0.153)显著低于混合型(M=2.319，SD=0.336)和消极型的得分(M=2.108，SD=0.662)，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高于消极型的得分：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M=3.962，SD=0.251)显著高于混合型(M=3.089，SD=0.327)和消极型的得分(M=3.302，SD=0.483)，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低于消极型的得分。以上结果表明，潜在剖面分析得到的三种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是有效的。

4 讨论

4.1 父母教养方式的三种潜在类别

本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存在三种潜在类别——积极型、混合型和消极型。积极型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类，这类教养方式的父母会给予孩子较多情感温暖、较少展现拒绝和过度保护；消极型的人数最少，这类父母经常采用惩罚、批评、大发脾气、严格限制、过分担心等方式来对待孩子，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相似的(刘文婧，许志星，邹泓，；蒋奖，鲁峥嵘，蒋苾菁，许燕，)。随着青少年进入高中阶段，生理与心理都处于快速发展、成熟期。他们开始形成很强的成人感、自主性与独立性，父母会渐渐关注与重视孩子的责任心、社会性、道德品质等等，这些行为及心理的教育都离不开自主、公平等意识的养成。于是，亲子关系、教养方式中会更多展现协商与爱护支持、给予更多的自由，较少采用惩戒、过分保护(Kaufmann，Gesten，Lucia，Salcedo，Rendina-Gobioff，& Gadd，2000)。此外，随着社会进步及科学家庭教育知识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父母经常给予孩子关注和温暖接纳，较少会高严厉要求、体罚或责骂、放任。因此，在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中，积极型的人数最多、消极型的人数最少。

另外一种类别为混合型父母教养方式，父母在展现情感温暖的同时，也会呈现拒绝和过度保护。产生这类父母的原因在于，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父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家庭之外的工作事业上，也就导致他们有时也会拒绝孩子的要求，采用完全限制的方式为孩子制定日常活动计划(Berge，Wall，Loth，& Neumark-Sztainer，)。因为情感温暖是一种“慢性”、“持续性”的教养方式，需要父母更多的时间、耐心，这通常是当今很多父母无法满足的。另外，当父母有时间与青少年交流、有精力来教育青少年时，他们会意识到自己以往拒绝、忽略了青少年的某些需求，于是就很可能过度补偿他们，满足青少年更大的需求。此外，相比于工作时间，大量父母只有很少的家庭时间来教育青少年，因此父母们希望在很少的时间内更多、更广泛的教育青少年，这就导致他们很可能过度保护青少年。最后，青少年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同伴、好友的交流与交往中，与父母的交往时间会逐渐减少。同时，青少年处于叛逆、行为极端的阶段，他们经常会违反父母制定的规定，父母也就需要采用更为严厉的要求、责骂、体罚等方式来纠正青少年的不良行为(Hurley，Huscroft-D'Angelo，Trout，Griffith，& Epstein，)。因此，在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中，还是有一部分混合型父母。

本研究得到的三种父母教养潜在类别与传统教养类别有很大不同，积极型教养类别具有很高的情感卷入、温暖，同时又很少的拒绝、放纵；消极型教养类别经常采用惩罚、批评、大发脾气、严格限制、过分担心。混合型教养类别则是以往研究中从未发现的一种新教养类别既有积极主动的关心、温暖，又有严苛惩罚、过分担心。这种特别的教养类别说明在国内当前经济社会的转型期青少年家庭教育也发生着极大的变化，这需要引起教育、心理、社会等学科的广泛重视。

4.2 三种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的有效性

本研究发现不同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上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表明研究得到的三种潜在类别是有效的。具体来说，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低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高于消极型的得分。就积极型教养类别而言，父母通常会通过情感温暖、积极关爱来教育孩子，培养孩子关心他人、积极主动遵守社会道德规范。于是，积极型教养类别下的青少年就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与他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小，他们也就很少需要道德脱离来缓解自己可能的不道德动机或行为。而混合型和消极型教养类别的父母会对自己的矛盾行为与拒绝行为做辩解，比如因为工作压力大发脾气、拒绝子女是为了让他们发展自理能力等等，而这些辩解实际上是道德脱离机制的一种表现(Pornari & Wood，；Gini，；吴鹏，刘华山，鲁路捷，田梦潇，)，青少年也就能从这些父母身上习得一些道德脱离机制。此外，从社会信息处理模型的角度来说，这两种教养类别给青少年带来的持续“敌意”与“冷漠”感觉会影响青少年对行为的社会线索和情景的判断、认知与归因(Crick & Dodge，1994；Walker & Hennig，1999)，进而增加其道德脱离的可能性。因此，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脱离的得分显著低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而混合型教养类别的父母除了会展现消极型教养方式中的一些消极行为，比如体罚、责骂、过分关爱，他们还会展现出一种不一致甚至矛盾(Ellithorpe，Ewoldsen，& Fazio，)。他们可能积极地与孩子商量出某种行为准则，但基于个人的理由并未严格执行或者是推翻这些准则。从青少年的角度来说，这表明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原因”可以不遵守规定包括道德规定(Detert，Trevino，& Sweitzer，)，因此他们更容易通过道德脱离来辩解自己的不道德行为。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不同父母教养方式潜在类别上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有显著差异，这也表明研究得到的三种潜在类别有效。具体来说，积极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高于混合型和消极型的得分，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低于消极型的得分。就积极型教养类别而言，父母表现出更高的关爱、支持，积极引导孩子形成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Kaufmann et al.，2000)。而混合型父母本身就没有一致性，对于规则没有坚持性，因此这类教养类别下青少年的道德同一性得分就会显著低于积极型教养方式(Aquino & Reed，2002)。消极型父母对于孩子的关爱和积极引导很少或者过多，这都不利于青少年道德准则的发展，因此道德同一性的得分也会显著低于积极型教养方式。本研究发现混合型教养类别下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得分显著低于消极型的得分，原因可能也是由于混合型父母并未严格坚守行为准则及教养方式，青少年也就认为行为规则是可以随意更改的，无须严格坚守(Hoeve et al.，；Reynolds & Ceranic，)。于是，这种混合型教养类别所独有的不一致性就导致青少年未能很好地形成道德同一性。

5 结论

本研究以潜在剖面分析探索了青少年的道德脱离，得到了以下结论：(1)父母存在三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积极型、混合型和消极型；(2)青少年道德脱离与道德同一性的得分在三种父母教养方式的潜在类别上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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