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度有所了解的读者一定知道，这个南亚大国长期以来内部都四分五裂。虽然在文化层面，南亚绝大部分地区上都被纳入印度文明体系，但政治上，却一直是土邦遍地、各自为政，就算偶尔出现统一，也大多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难以维持长久。这甚至对“印度”这个名词的涵义造成影响。当研究古代历史时，“印度”更多的是指代一个文明体系，而非一个完整的国家。
当然，进入现代文明后，印度已经在政治上成为一个主权实体，不过其内部依然四分五裂，各邦在内政上拥有极大的自主权，甚至划地为牢，各行其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这种情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印度的发展，但即便如此，新德里的中央政府依然无计可施。
为什么印度呈现出这种撕裂的状态？云石君在此做个分析：
咋一看，印度似乎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毕竟南亚次大陆的整体地缘结构独立完整，且本身形状相对规整，这种条件下，政治上的大一统，应该是有很大可能的。但现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种诡异的反差，让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印度四分五裂的原因。
一、安逸封闭的地缘环境
在之前的《地缘政治17：印度为什么“怕”中国》一文中，云石君已对印度的地缘格局做了解读：南亚次大陆的东面是缅甸的山林；北面是号称全球最大的喜马拉雅山脉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青藏高原；西面，越过印度河流域，便是兴都库什山脉；这些地缘屏障的形成，给南亚次大陆提供了充分的保护。至于南面的大海，虽然无法隔绝海洋属性的外来势力，但海洋文明的商业特质，决定了它们就算杀入印度，其目光也多聚焦于物质利益的攫取，而不是对领土的占有（比如早先的阿拉伯和后期的葡萄牙、英国），所以不足以对印度文明造成颠覆性影响。
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当古代印度文明覆盖整个南亚次大陆后，就失去了继续对外扩张领土的动力（以农耕时代的视角来分析，南亚次大陆周边的土地普遍缺乏开发利用的价值）。而它又不像中国那样，有必须长期持续应对的外来压力（农耕时代的中国一直不得不面对塞外游牧文明的威胁），不得不采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来集中资源应对。
当然，印度也并非完全没有外来威胁。相较于高不可攀的喜马拉雅山脉，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还是简单的多。而山脉对面的中亚游牧势力，更是农耕文明的天然克星。
不过，虽然古代印度会周期性的受到中亚游牧文明的侵袭，但却并对印度文明的独立性构成根本威胁。之所以会这样，除了古代印度文明本身体量巨大，实力不俗外，也与中亚作为大陆交通岛的地理位置有着很大的关联。
中亚地处亚欧大陆中心地带，是东亚大陆、蒙古高原、南亚次大陆、伊朗高原乃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等亚洲各大地缘势力的交汇之处。虎狼环伺的地缘格局，决定了中亚很难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板块存在，而只能在各大文明火并结束后，沦为胜者的附庸。
只不过，不管是东亚的中国、蒙古，还是西亚的波斯、阿拉伯，它们的核心区，与中亚的地缘距离都太过遥远。由于远离各大地缘势力的本部核心区，即便某一个外来强权将中亚收入囊中，这种统治也是脆弱而不稳定的，只要统治力稍一衰落，其它地缘势力就会卷土重来。
中亚的混乱与虚弱，既大幅减少了印度遭受入侵的可能，也使得那些得以征服印度的外来势力，都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由于后方没有稳定强大的地缘板块作根基，它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对印度文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反倒不得不针对印度实情调整自身，以维系自己的政治统治。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外来势力被同化，然后融入印度文明。
在这种既无意愿扩大版图，也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的情况下，窝里斗是自然而然的。
二、肢解的地缘核心
大一统的本质，是将中央的权力凌驾于各地方权力之上。但最大限度的攫取利益是人类的本性。所以不同地缘板块的人群，亦会根据自身条件，追求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由于中央集权，本身就意味着各次级地缘板块的政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所以双方存在天然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下，那些地缘实力较弱的板块，在集权的体制下会逐渐边缘化，其区域利益有可能受到限制，这当然不是他们所乐意的。在这种情况下，本部核心区的强大，就成为中央集权的必要条件：
一个强大的本部，才有足够的实力压制边缘的不满，确保中央集权的有效性；反过来，政治上的集权，又使边缘地区的资源大量流向本部，使本部因此受益。
中国的中央集权便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长江——黄河流域的超强地缘实力，对古代中国的扩张提供了强大支持。这种强大，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地形和距离的限制——非但四川、云贵、东北这类地缘结构十分独立的区域；甚至青藏、西域这种非常边缘的极远地区，最后也都被吸纳进中国版图。
与古代中国类似，印度文明核心区的形成也主要依赖两条母亲河——印度河跟恒河。虽然与长江、黄河流域相比，印度河、恒河流域实力较逊，但考虑到南亚次大陆也没有东亚大陆的体量，以这个两河流域为本部核心，也足够一统南亚了。
但现实却给了印度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印度非但没能实现大一统，作为两大核心之一和本土文明发源地的印度河流域，最后反倒被外来者夺走，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势力范围。到现代，印度河流域甚至在政治上都被剥离出印度，成为独立的巴基斯坦国。
堂堂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竟然沦落到老巢不保的地步，印度这是怎么搞得？
原因在于，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的之间，横亘着一个面积大约60万平方公里的塔尔沙漠。
其实在人类文明早期，这块区域并不是沙漠，只不过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与印度河流域人类对森林植被的过度砍伐，才最终使这里彻底荒漠化。而这种荒漠化，也深远地改变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
首先，塔尔沙漠的形成，使在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之间形成一道地缘屏障。这种地缘关系上的倒退，导致南亚的这两大主体核心板块，非但不能像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一样，通过整合形成合力，反倒慢慢走向分离和对立。
而中亚游牧势力的进入，更加重了这种分裂。印度河板块位于南亚跟中亚的交界地带。由于中亚游牧武装战力强大，所以虽然印度河流域在地缘实力上不如恒河流域，但凭着这股外力，它仍能跟恒河分庭抗礼。
甚至，当中亚军事势力跟伊斯兰文明结合后，印度河流域的人文特质都发生了改变。
尽管印度文明庞大的规模，决定了伊斯兰文明不可能将它彻底覆盖，但在与西亚地缘关系最近的印度河流域，伊斯兰却能取得相当优势。再加上塔尔沙漠隔绝了印度河流域与南亚内部其它版块的联系，长此以往，这块仅次于恒河平原的南亚第二大次级地缘板块、古印度文明的发源地，最后竟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势力范围。
印度河板块的丢失，使印度文明原先的二元核心，被压缩成只剩下恒河板块一部，可谓元气大伤；而两大版块的对立跟冲突，又恒河板块的实力消耗。连番损耗的结果，就是印度本部核心区的实力被严重削弱。在这种局面下，本部缺乏足够的力量压制孟加拉、德干高原等其它边缘板块，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也就没有了实现的基础。
三、种姓制度的束缚
在人类文明早期，印欧系的雅利安人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南亚，夺取了当地的统治权。只不过相对于南亚原住民达罗毗荼人（印度黑人），雅利安人数量有限。为了确保统治权，他们就设计出种姓制度，把印度人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犬舍、首陀罗四大种姓。其中雅利安人被划入婆罗门、刹帝利这两大高贵种姓，逐渐发展成后来的印度白人；剩下的达罗毗荼原住民，则归入犬舍、首陀罗这些低等种姓、甚至贱民。由于雅利安人和后来陆续进入南亚，取得统治权的中亚人都肤色较白，所以这种阶级划分带有非常强烈的种族色彩。
为了让低种姓安于贫贱，印度白人极力鼓吹印度教，利用其“今生受苦、来世就可享福”的教义，消除低种姓的反抗意识，让他们在精神上彻底奴化。
这种奴化，的确对印度白人的统治地位起到了维护之效，不过也带来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因为一生为奴，达罗毗荼人对国家几乎不存在丝毫认同；同时，宗教影响力的太过强大，也削弱了世俗权力的作用（在种姓制度框架下，担任祭司的婆罗门位居第一等级，主要由国王、官吏组成的刹帝利只位居第二等级）。
这两种因素，导致由中央朝廷下派到地方的职业官僚，很难依靠中央王朝的威权，在当地有效行政——这跟中国百姓对朝廷威仪的自然畏服，形成了鲜明对比。
唯有扎根于当地，世世代代直接统治印度黑人的土邦贵族，以及那些直接操控当地平民思想的婆罗门僧侣，才可以在长年累月的接触中，得到当地平民的畏服。
流官制是中央集权的基本行政制度。如果流官制无法推行，而只能由土著的世袭贵族和祭司（也就是婆罗门和刹帝利）控制地方，那么中央的最高权力必将被他们分割瓦解。
种姓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但同时也是瓦解中央集权的利器。在不能抛弃种姓制度的情况下，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难度可想而知。
太过安逸的地缘环境、惨遭肢解的地缘核心、种姓制度的桎梏，这三大因素纠合到一起，印度文明的分裂基因，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而在这种分裂被消除之前，印度受困于这种内部的肢解，很难打造出统一高效的经济体，发展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印度人是不甘于此的。因此他们极力推动改革。只不过在改革中，印度又遇到了更多的困难。具体情况，云石君在下一节《地缘政治19：印度现代化改革为何步履维艰》中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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