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指出，“道家出于隐士”。所谓“隐士”，乃隐居不仕的人。士即古代知识分子，有文化修养的人。“不仕”，即远离政治，不出来做官。因此，隐士是有才学而不愿为官的知识分子。
也指一部分古代士人自愿或被迫从统治层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跳出来，成为在野者，他们既具有博古通今的历史修养，又与现实权力斗争保持一定距离，因而有可能深观社会矛盾运动，冷静分析和总结历史经验。
同时，他们退隐在野，贵己养生，不慕荣利，乃至傲视王侯，因而有可能较多地接触社会现实，了解民间疾苦，关心生产科学，乃至成为时代忧患意识、社会批判意识的承担者。那么古代的隐士有那些思想风范，值得我们学习呢？
其一，奉行“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人生信条。道，是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统称。“隐”与“不隐”在道家看来并不是绝对和不可转换的。《庄子·缮性》有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在政治黑暗时，要讲究隐退以保存实力。在道家看来，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命都没了，又谈何济世？因此，要懂得“存身之道”这种政治智慧。
其二，具有深刻的历史洞见。隐士多为饱学之士，身处乱世，不得行其道而隐。《庄子·天地》载有一隐士伯成子高，他在尧治天下时，位列诸侯。而到了禹及位时，伯成子高却辞官耕田。大禹询问其中原由，他回答说：“昔者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这一思想正好印证了《老子》第四十三章所崇尚的圣人形象：行“不言之教”，知“无为之益”。换句话说，老子这种观念应当是秉承了上古隐者风度，也说明隐士之隐乃是理性的抉择，高尚节操使然。
其三，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以自身之隐表达对世道的抗争，同时也用犀利的言论抨击时政，试图影响统治者，呼吁民众觉醒。于其中可见隐者的政治理想，那就是后世为老子承继发扬的“无为而治”。讲究“不尚贤，而民不争”，试图保持民风纯朴，不教而化。
《庄子·让王》有一则传说曰：汤将伐桀时，先后请卞随、瞀光谋划，都被他们拒绝了。战胜后想请卞随来治理。卞随却说：“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想请瞀光来接管，瞀光推辞说：“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他们双双投河自尽，对汤之不义、不仁表达了自己的批判和不合作态度。
其四，具有“保形全真”的价值取向，在他们看来，“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从个人来看，隐士不迷恋权势。舜要让天下给善卷，善卷却不受。在隐士眼中，天下权势虽大、虽重，但有害生命不为，坚决不用宝贵的生命去交换权势。如从统治者角度来看，应坚持民命高于权势原则。
比如，当狄人攻豳时，不要布帛、犬马、珠玉，而要土地。大王掸父不愿看到百姓受屠杀，宁可自己放弃王位，拄着拐杖离开豳地。《庄子》称赞他能尊重生命。更有甚者，巢父、许由把听到请其出仕的话语，都当成一种耻辱。许由因此而去洗耳，巢父批评许由让使者找到因而不是真隐，且不让牛犊喝许由洗耳的下游河水，以免受其污染。在庄周自己看来，卿相好比祭祀的牺牲，因此宁可像沼泽地中的水牛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不愿接受卿相尊位。
其五，具有高尚的情操，不愿同流合污、尸位素餐，自愿隐于民间，与民同甘共苦，常常也从事农业生产，对民间的科技、医药有相当的了解。我们从后世隐士名医可见一斑。例如，东汉的华佗，“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举孝廉，太蔚黄琬辟，皆不就”。黄石公授书张良，教其为王者师。张良辅佐刘邦取天下后，却辞三万户之封，愿从赤松子游，修道学养生之术。
传黄老学的盖公虽居胶东，而曹参受其“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之教。这种心怀天下，不惧权贵的传统不绝如缕。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范缜不惧皇权，坚持“合黄老义”的思想旨向；陶弘景虽隐居茅山却有“山中宰相”之美誉；诗仙李白唱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等。
总之，中国式的隐士有些独特个性。他们以性情高洁、志存高远、心怀万民为传统，以避世之心做入世的事业。他们外避“世俗”，内隐“自然”。避世方能站得高、看得远，方可对俗世保持一种谨慎的批判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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