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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 有力的和无力的: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时间:2020-06-12 03: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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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 有力的和无力的:读《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时间:-06-29

围绕本书主旨的争论其实至少早在英文原版成书前十年就开始了。正如很多评论都提到的,本书两位作者与长期合作伙伴 Simon Johnson (合称 AJR)2001年发表论文[1]以计量手段论证:制度是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决定因素,而纬度、气候、资源等则影响甚微。这就直接否定了认为地理等因素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观点。持这种观点者古已有之, Acemoglu 他们最喜欢举的例子是孟德斯鸠,其在当代的代表人物是信者甚众的生物地理学家 Jared Diamond 和经济学家 Jeffrey Sachs 等。这种观点的疑点不少。以前殖民地为例,1000到1500年发展较好(城市化率较高)的殖民地到了20世纪却大多落后于当年发展水平较低的殖民地,所以简单版本的地理决定论不能成立。而较为复杂版本的地理决定论认为金属犁等工具的出现有利于某些纬度上的农业,导致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逆转。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何它们命运的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2]恰好与工业革命同步——工业恰恰是不大受地理因素限制的。而 Sachs 等在 Acemoglu 等的研究前后发表的,显示地理因素有显著效应的计量结果,则未能恰当处理各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不解决内生性问题,因果关系就是可疑的。如果疫病环境与经济绩效相关,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靠制度等原因富起来的地区更有能力预防和控制疫情,进而影响了经济绩效呢?或者,制度同时影响了疫病环境和经济绩效,而后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这些可能性需要小心地认定或排除。 Acemoglu 等2001年的文章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根据殖民者在殖民地的死亡率通过(且仅通过)殖民者在当地所建立的制度而影响其经济绩效的思路,以死亡率为工具变量,估计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加入各种其他因素之后的结果是,只有制度的效应是显著的。

此后 Acemoglu 在这一主题下与合作者们发表了多篇文章。本书可看作这一系列研究中 AJR 于为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撰写的其中一章[3]的通俗版。这也是两位作者的自我挑战:要将曾经量化处理的多个样本重新用案例研究的形式展现出来,以并非自己专业的接近质性研究的方式讲好几十个历史故事,敞开细节让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批评,确实殊为不易。无论如何,对 AJR 尤其是本书两位作者十几年来的研究稍有了解的读者都能看出,对本书的一些批评实在不得要领。比如有种批评认为,作者对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的定义含糊不清,甚至有循环论证之嫌:把经济发达地区的制度说成是包容性制度,反之则为汲取性制度。事实上作者的意思是清楚的,社会中越高比例的人产权受保护,制度的包容性就越强。想知道阿根廷与澳大利亚某一时点谁更包容? AJR 2001年的文章采用的当代指标主要用的是 Political Risk Services 发布的掠夺风险保护指数,同时也参照了 Polity III 数据库中的对行政权力的限制等指标。没有循环论证的问题,并且回归也显示,各种指标的估计结果相差甚小。这些都可以公开查证。对此书地理方面也有一些细节上的批评,但似乎并未影响主旨。 Jared Diamond 甚至评价很高。

很多争论,一来一回之间,要紧的是不仅看到回应者回应了什么,还要注意他(们)没回应什么。 Glaeser 等4位学者的文章[4]对 AJR 2001年的结果提出了两个质疑。其一是 AJR 的方法不能排除殖民者的人力资本对殖民地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 Glaeser 等利用近几十年数据的计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很好的预测效果。对此,本书两位作者与合作者后来专门做了研究[5],在指出 Glaeser 等计量方法上的粗疏后展示,如果控制住制度,人力资本的回报就大大减弱了。甚至在前殖民地的例子中,殖民者带给汲取性殖民地的人力资本还要多于带给包容性殖民地的。美国等殖民地后来更优质的人力资本,其实恰恰应该是包容性制度的结果。

但 AJR 一直没有明确回应 Glaeser 等的另一个批评,即前者所用的制度指标更多地反映了统治者一时所取的政策,而不是对政府的宪政约束与制衡。例如 AJR 主要使用的“掠夺风险”指数,在1984年将新加坡和苏联一同置于掠夺风险最小的前十个国家之中。而自1982年到1997年,这个十分制的指标将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等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性变化的国家的分数从一两分统统提高到了九分。无论横向还是纵向地看,AJR 采用的制度指标都还不够精确和稳定,也就是说,层次不够“深”。好的制度应该不止让人知道明天自己的房子还归自己,也要让他们足够有信心地判断70年后依然如此,并有资源组织起来对侵犯产权者施以有力的反击——这也首先意味着对方事先就不会轻举妄动。

当然,AJR 完全有可能在将来采用对宪政约束有代表性的数据,来更新自己的研究。毕竟他们的理论框架正日趋完善和有说服力。其中,制度变迁与否的关键是承诺(commitment)问题。汲取性制度如能转为包容性制度,将提高全社会长期的经济水平,但原统治集团很可能会受损,从而没有动力推进转型,同时他们也不能指望非统治精英在获得政治权力之后不会实施报复,哪怕后者做了承诺。而若汲取性的政治制度不变,仅仅由统治者承诺保护产权,统治集团外的潜在投资者同样会由于不能相信这一承诺,害怕秋后被收割,而缺少投资激励。面对失败国家中如此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修水井、送蚊帐、小额贷款之类的援助项目(以及与这些相关的,正走红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可以说只是隔靴搔痒,无法打破承诺问题造成的死循环。

本书出版后,自己的理论几乎被整个否定的 Sachs 自然写了书评表示质疑[6],结果两位作者在为本书专门开设的博客上集中火力而又轻蔑地回击了一番[7]。在照常嘲笑 Sachs 自己无法区分因果关系的捣浆糊式研究之外,回应博文中最见血的一句是: We think, and perhaps Sachs disagrees, a framework that says there are 17 factors, each of them hugely important is no framework at all. 平心而论,Sachs 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很有意思,还有点价值:如果我们站在1960年或1980年,预测到哪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更好,那么制度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尤其是会错失中国。对于中国这个体量庞大的经济体,当然没有学者可以回避。本书两位作者在一开始发展自己的理论时就说明了,汲取性制度下完全可能出现几十年的增长,就像苏联曾经做到过的那样。这并不是逃避被证伪的可能。他们明确地提出[8]: If China manages to continue to grow for several more decades and reach levels of income per capita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Germany while still austerely authoritarian and politically extractive, that would be an exception to our theory. 作为最近距离的观察者,我们将在有生之年,以印象最深刻的方式,对他们的理论做出最有效力的检验。(《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书评/元非)

[1]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401.

[2]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1294.

[3]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Development,”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edited by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Amsterdam; North-Holland.

[4] Glaeser, Edward L.,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3), 271–303.

[5] Acemoglu, Daron, Francisco A. Gallego and James A. Robinson. . “Institutions,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s of Economics, 6, 875–912.

[6] /articles/138016/jeffrey-d-sachs/government-geography-and-growth.

[7] /blog//11/21/response-to-jeffrey-sachs.html.

[8] /blog//11/2/china-india-and-all-tha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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