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商人,除了“权力垄断”外的皇店(村)、官店、藩店、绅店之外,其实,还有四把刀。赋役、官府官吏的横征暴敛、地痞流氓、商业风险。前两者对于整个商业集团有着致命风险。例如嘉靖年间就因为上述两大问题,造成商业凋敝。例如赋役中的役。经常给商人打白条,致使问题颇为严重。
嘉靖、万历两个时期,各种“白条”满天飞。“白条”被称为商欠。各地政府例如募兵、徭役、建造府衙府库、修建交通基础设施等,自然会产生各种费用,最简单的就是粮草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给予“打白条”。
“白条”上虽然也有规定还款日期的,但到了期无论商家还是其他百姓,又有谁敢跟他们要债呢?所以,这些“白条”就成了“死账”。
也不能说朝廷官员绝无好人,至少在“白条”问题上还是有一些为民请命的官员的。例如,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闰十一月,北京各草料商因为“白条”破产逃亡者不在少数,吏科给事中杨巍、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人就要求:在还款的同时,还要对因为“白条”问题造成贫困债务中的百姓进行帮助。
尽管嘉靖皇帝对此给予了批示,并要求政府机构迅速解决;但问题是,嘉靖说完了就完了,从来不去进行“后续跟踪”。最终,嘉靖皇帝有了“善于赖账”的名声。有些可能是他成心赖账,有些则很可能是监督执行不利造成的。
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三月,仅宣府这个边疆重镇的“白条”就欠银几十万两。巡抚赵孔昭在紧急奏章中,请求户部应急的钱粮就有:刍粮欠款19.109万两,商业“白条”20多万两;“椿朋修墩”欠银3900多两,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结果,这些欠款仍然欠着,只不过因为几个重要人物的出现,这种事情才时而严重时而轻微,总之吧,明代的商业就像过山车一样,上下起伏着,主要就是看当政者。
在明代,商人阶层首先要感谢的官员并非是张居正而是他的死对头、著名的首辅兼改革家高拱。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第二次进入内阁,三个月后,他就上了专门解决“白条”问题的《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该文介绍了商人受的苦难:
臣奉召至京,两月有余,见得闾巷小民十分凋敝。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折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旋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有剃发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得有矣。
臣惊问其故,则曰: “商人之为累也。”臣又问:“朝廷买物,俱照时估。商人不过领银代纳,如何辄致贫累?”则曰:“非朝廷之价值亏人也。商人使用甚大。如上纳钱粮,该是百两者,使用即有六七十两,少亦不下四五十两,是已有四五六七分之赔矣。即得领银,亦既受累,乃经年累岁不得关支。小民家无余赀,所上钱粮,多是揭贷势豪之物。一年不得还,则有一年之利,积至数年,何可纪算?及至领银之时,又不能便得,但系经管衙门,一应胥役人等必须打点周匝,才得领出。所得未及一两,而先已有十余两之费,小民如何支撑?
所以派及一家,即倾一家。其未派及者,各为辗转避逃之计。人心汹汹,不得以宁居也。
隆庆皇帝看到这篇奏疏之后非常吃惊。自此,对于商人的压榨才有所减轻。
商业发展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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