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来讲,“言”就是“说话”,“文”是记录,记载,书写。那么这句话是不是说咱们在这聊诗词歌赋,人生理想,如果不写下来,也就“行之不远”——没办法流传出去或者说流传下去呢?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文”是“文饰”的意思,是从“纹”而来,用在“言”上,就是装饰、修辞的意思。所以我们称古文为“文言文”,第一个“文”是“文饰”,第二个“文”才是文字、文章。所以“文言文”实际上是“用修辞饰过的语言写的文章”的意思,是和“白话”相对应的一种文本文体。就好像今天咱们说话和讲话稿之间的区别,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所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现在普遍的理解是用“言”代替文章,意思是“写的文章如果没有文采,那么也就得不到大家的喜欢”——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不过这句话背后是一小段春秋争霸史。
这句话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孔子引用了《志》上面说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说话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想法,而进行调整、修饰是让我们说出来的话语更清晰有条理、更具有说服力。
随后孔子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你说都不说,谁知道你想的什么呢?你说话结结巴巴、颠三倒四,又如何能说服其他人呢?
为什么孔子会发这种感叹?那是有原因的:“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晋国是老大,郑国入侵陈国,是文辞的功劳。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言辞!
这里面有一段春秋争霸的小恩怨。而在这一章“襄公二十五年”里,实际上详细记叙了前因后果:
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
晋国在晋献公时期崛起,“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文公继位后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国,一战而称霸中原。当时共推晋为盟主,其他小国都臣服。所以有“晋为伯”的说法,“伯”就是老大。而郑国、陈国都是周朝分封的小国家,当时都归附晋国。
也正因为如此,在晋国看来,小弟之间是不应该互相攻击的。而子产虽然在攻击陈国后将大量战利品(国器)献给大哥(晋国),但是身着戎装,于礼仪上显得不恭敬,有些让人怀疑他是防备着晋国要为陈国做主对付自己的意思。
晋国当然觉得不恭了,虽然于自己是得利的一方,但是于礼仪、于公义,肯定需要指责子产,问罪于郑国。
而孔子说的“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就展现在子产的对答之中。
晋人问陈之罪,对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竟,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之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
这一大段是陈述郑国为何要发动对陈战争。
一是因为陈国忘恩负义,联合其他国家发动灭郑的“东门之役”。这是报仇,在讲究“有仇必报”的时代,这是正当的,为自己的攻击行动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第二,为何要攻入陈国,夺陈国国器,那是因为陈国太可恶了。在当时,打仗是明明白白,你来我往,以实力说话,不赶尽杀绝,为君子之风,使用极端恶劣手段是被鄙视的。而陈国在东门之役中,“井堙木刊”,把树都砍了,把井都填了,这是要灭绝民生的手段,是坚壁清野、危害百姓的行为。
所以子产说,陈国的行为太无耻,简直就侮辱了当年周天子下嫁给他们的长女“太姬”,所以顺天应命,不打穿都不行!
发动战争的原因还真是无懈可击,有理有据,有德有功。
但是晋国士大夫也不好糊弄,就转而问其他:
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
你郑国比陈国实力强太多,怎么好意思以大欺小?这在当时也是受鄙视的战争格式——因为不公平。子产怎么回答的呢?“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先王,这里应该是指晋、郑、陈共同的王,自然就是周天子了。先王说的,只要犯了罪,就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咱们先不说大小,难道小国家犯错就不追究了吗?既用周天子下压,又讲究逻辑辩证。子产的思路极其清晰,然后再干脆推翻“以大欺小”,这本来就不合理,而且你们都在干,凭什么指责我呢?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原来天子的领地不过千里,诸侯国的领地不过百里,可如今你们这些大国,占地何止数百里?你们的土地是长出来的?不吞并小国家,这不开玩笑嘛。
晋国大夫哑口无言,只好又转移火力,攻击他不知礼数,军装朝见:
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
子产在前面用周天子之名推翻“以大欺小”之论,而在应对“戎服将事”这个诘问上,就搬出晋文公来。晋文公重耳,就是发明寒食节的那位,流楚二十年,在城濮之役中,信守对楚的承诺,“退避三舍”,然后一战而定中原。而当时郑国先君武公、庄公是周平王、周桓王的卿士。城濮这一战役后,晋文公发布命令,“各人恢复原来的职务。”命令郑文公穿军服辅佐天子,以接受楚国俘虏献给天子,现在子产穿着军服,就是效法当年郑文公。
这是晋文公的命令,戎装越级献礼,看上去和当年的情形差不多,又隐隐中有把晋国国君当做周天子的吹捧意味。这一番话说出来,头头是道,无懈可击。
士庄伯不能诘,复于赵文子。文子曰:“其辞顺,犯顺不祥。”乃受之。
士庄伯已经不能再质问,于是向赵文子回复。赵文子说:“他的言辞顺理成章,违背了情理不吉利。”于是就接受郑国奉献的战利品,也就是实际上默认了郑国对陈国的入侵行动是师出有名,合理合法的行动。
子产的这一番宏论,不但条理清晰,言出有据,同时巧妙地使用了周天子、晋文公这些更加上一层的领导的旧事、成典,完美地化解了晋国对他们的追责,将原本要承受的罪过轻轻松松消灭于无形之中。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就在这年冬天,子展陪郑国君入晋,感谢晋国对军事行动的谅解。而子西又一次讨伐陈国,签订协议,终于和平,或者说降服了陈国。
孔子是在这种情况下,对子产的“言之有文”发表了评价,认为子产的这一次答辩是“言之有文,行而远之”的典范。
而这个“文”,其实在这里,更多的是指有条理、有道理的意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有文采、有修辞其实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不过今天来说,都无所谓。毕竟文学修辞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不可能再回头去到没有文艺的原始风格中去了。
就好像毫无文采的说明书,行倒是行得远了(谁都能看懂),但是有谁爱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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