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弯弯心路弯弯的散文
城市还没有醒来,迎着黎明的薄雾,我又一次奔向太行山脚下,那个叫做车元的小山村。那是卢出生、成长的地方,但那个家,于我是陌生的,结婚十年,我排斥着、逃避着、矛盾着,逢年过节,找各种理由不与卢同行,可这一次,我知道逃不掉了,我必须回去——卢的母亲去世了。
就在前一天,先一步回去的卢,给我打来电话:“情况不太好,准备往回走吧,明天一早,有车去接你们。”
我一夜未眠,愁苦于不知道,要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呆多久,然而一早,来接我和儿子的卢的妹夫说,凌晨,人已经没了。
汽车急驶在山路上,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无端地使人觉得憋气。车内没有人作声,包括九岁的儿子,空气沉闷着。道路两旁,忽闪而过的,是满眼满眼的绿,时值七月,树木正是茂盛的时期,向人们展示着全部的生命力。而我们,无心留意那些美景,三百公里的行程中,我陷入了长长的回忆……
十年前的春节,第一次随卢回到他的家乡,刚刚结婚的我们,是回来昭告亲朋的。也是那一次,我从半懂不懂的村里人的谈话中,发现了自己的尴尬身份,一个疙瘩从此挽在心里。
卢不是亲生的,当年,他被这个家抱养的唯一目的是:顶门立户。丈夫因工厂事故英年早逝,扔下高堂老母、年轻的妻子、以及年龄尚幼的三个女儿,这样一个残缺的家,急需一个儿子。四十年前,香火观念是何等重要,何况是在这样一个落后闭塞的小山村?于是,卢的命运从此改写。
日子再难,时光不停脚步,靠着国家发放的抚恤金,转眼十年过去了。这期间,祖母离世、大姐被接到省城,顶了父亲的班,二姐因病夭折,家里的人,一下子少了一半。卢是唯一的男孩子,七、八岁上山砍柴,下地锄苗,从小便承担起生活的艰难。
一个残缺的家,注定要偏离正常的生活轨道。卢十一岁时,母亲另嫁了,带走了家里唯一的一点温暖和热闹,把他和三姐,扔在那个空荡荡、冷清清、沉寂寂的破败房子里。因为贫穷,卢悄悄撕碎了来自某美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因为交不起学费,高中半年后,卢选择了辍学,只身来到省城,寻找一条糊口之路。
母亲另嫁后,又陆续生了三个孩子,第三个,终于如她所愿,是个男孩。童养媳出身的她,一直有个心结:生不出儿子,是要被村里人耻笑的"。然而,喜悦还没有从脸上褪去,不幸就再一次降临了,很快,第二任丈夫,也撇下尚不懂事的孩子们撒手而去了。由于家族的排斥,母亲只得带着几个孩子回到卢家,并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给孩子们改姓,从此都姓卢。
尽管是抱养,但卢的长子身份,是不容质疑的,同样,他该承担的责任,也是无法推卸的。家中有大事,母亲第一个想到他;病了痛了,弟妹们的第一个电话,也是打给他。卢没有因为母亲曾经的忽视,而有所怨恨,屡次接来省城看病,几个弟妹也像亲生的一样呵护着,妹妹们的婚事,都是他说服了母亲,而且至今,他还保存着二十年前弟弟写给他的信,那封信,我看过,是让他买一枝钢笔寄回去。
卢始终把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当作真正的亲人,也正因为如此,结婚前,他没有向我透露丝毫。卢的母亲性情寡淡,没有参与我们任何一项关于结婚的细节,倘若不是从人们闪烁的言辞中,听到事情的真相,我都可以理解和接受,然而这样的事实,却让我心里有了说不出的失落和凄迷。理智上,我知道应该理解,可情感上,我还是难以接受,我在心里,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坚壁。
之后,我拒绝回去,内心里,一直把持着一个原则,你上门来,我自然以礼相待,我可以买吃买穿给钱给物,但我不想再跨进那个没有我位置的家门。儿子五岁那年的春节,卢的姐妹们轮番做我的工作,希望我能回去看看。卢也说,头都磕了,还差作个揖吗?思量再三后,我答应了,一则避免卢的情何以堪,二则,那年卢的弟弟弟媳打工在外,我可以暂住他们的房间。对于家里没有属于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始终耿耿于怀。之所以回去,当然也不乏私心,除了不想把卢推向不孝,另外,就是不愿落个恶媳妇的名声。
近几年,卢的母亲一直在病痛中挣扎,看到她时,我多是矛盾的,大半出于同情,并没有那种切肤的痛。没想到,坏消息来得如此之快。四个小时的车程快结束了,我忍不住在想,等待我这个长媳的,将会是怎样的繁琐程序?我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何况她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之外,唯一喊过“妈”的女人!
接近午时,终于到家。一下车,大门两边贴着的白纸,生生地刺痛了我的眼睛,那一刻,我的心瓣上有血渗出。屋里设了灵堂,灵前草铺上,几个姐妹席地而坐,散乱着头发,红肿着眼睛,悲伤的气氛蔓延开来。
无言地挨着她们坐下,眼睛触到贡桌上的照片时,眼前恍然出现了我最后一次去看她,离开时,她颤颤巍巍站起来的身影。此刻,她对这个世界已毫无感知,没有恨没有爱没有快乐,当然也没有痛苦。目光移到门板上穿戴整齐的遗体,心,竟没有一丝想像中的怕意。
草铺上,姐妹们一边搓着麻绳,一边进行着悲凄的絮语,似在说给大家,也像自言自语。
听到戏班子的锣鼓声时,一直照顾老人的四妹说,前些年,村里来了唱戏的,咱妈都要把人家叫到屋里喝碗水,说谁出门也不容易,后来,摊上了病,就把门关得紧紧的,嫌人家太吵,近两年,我就没见咱妈再笑过。边说,边就哽咽起来。
望着遗照发呆的大姐说,那年,村里来了照相的,咱妈是第一个照的,还动员了不少人,我埋怨她,人家要多钱给多钱,也不知道搞搞价,咱妈说,出门在外,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说完,跟着一声叹息。
五妹哭着对我说,嫂子,咱妈是不是听了我的话才走的?我对咱妈说过,开了学,都忙着顾孩子上学,谁来照顾你呢?是咱妈怕拖累咱们,才急着走的!最后一句,已是泣不成声。
灵前守着的,除了自家人,还有一个哑巴大姐。嫁到同村的三姐悠悠地说,哑巴大姐是大爷的女儿,两岁就没了妈,咱妈十二岁进门,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她抚养大,就是她出嫁以后,吃的穿的,也总是想着她。三姐的声音,空洞得像是来自天外,哑巴大姐似乎知道我们在说她,索性把遗照拿起来,一边“啊啊”地说些别人听不懂的话,一边抬起衣袖,擦着干枯的眼睛。
我终于明白,每个人,都是不尽完美的,各式各样的人身上,都具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他们有愿望,经历过痛苦,勇于探索,追求幸福。我终于释怀,原来,什么东西都可以潮涨潮退,很多的情绪都可能在一瞬间烟消云散。只有敞开胸怀,刻意理解或被理解时,才会发现这一切,都是那样令人感动。
依村里的规矩,七天后下葬。七天里,我和卢的姐妹们一起,披麻戴孝,白天黑夜地守着。下葬那天,远远近近的亲人都来了,入殓时有个说法,看着的人,谁都不许出声。灵堂内一片肃穆,遗体被抬进棺木了,棉被正一条条地盖上去,我的胸口突然有些堵,仿佛那些棉被是压在我身上的。就在这时,倚在门框边的一位老妇人,带着哭腔用微弱的声音喊:“别盖那么多,太热了……”没有人理会,棺木里满满当当。开始钉棺木了,三寸长的钉子,在重锤的作用下,一点点嵌入,再嵌入,那“咚咚”的响声,重重地砸在所有人的心上。
葬后第三天,我们去坟头做了最后的告别,解下麻绳,脱去孝衣,完成了为人子女的最后一项义务。
下午,一身疲惫的我和卢,带着儿子冒雨上路了。大雨如注,周遭的景物,都在柔弱地颤抖,经过雨水洗礼的树叶更绿了,似乎每一片绿叶,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一切是那样欣欣向荣。
汽车在弯弯的山路上奔驰,身后,绵延的太行山脉青青翠翠,蓊蓊郁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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