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与王权之间就是互相牵连的，佛教依附于王权，王权利用佛教来巩固统治。具体地说，这种联系建立在僧人与帝王的关系上。有一些僧人由于受到帝王的崇敬而在佛学发展和政治上都作出一定的功绩。
僧人与帝王之间的关系若加以细分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信仰佛教的帝王和僧人。在这一种情况下，僧人和帝王的关系一般止限于探讨佛法、做佛事之上。僧人为此所受的礼遇通常会影响到当时佛教的发展，著名的有梁武帝四次舍身出家，钻研佛经。相反，在这个阶段，由于帝王崇佛，佛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僧人过问政治的情况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佛门虽然喧闹但相对来说却也比较清净。在这样的帝王和僧众之间，佛教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作用，帝王也一定程度地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二、帝王利用佛教，拉拢僧人。比如武则天就竭力运用佛教维护其王位，当时的沙门薛怀义、法明等人进《大云经》为武则天登基制造神学论据。这种类型的僧人往往可以参与朝政，对政治发生影响。
三、帝王倾慕某些僧人的才智而尊重僧人。这种情况下，这些僧人会利用帝王之尊重来发展佛教。当然这三种类型的划分是不完善的，有的帝王出于多重原因尊重某些僧人，总之，在僧人受到礼遇的情况下，佛教一般来说是受到了益处的，得到了发展。但即使在僧人受到礼遇的情况下，帝王的统治仍是重于佛教发展的，不管帝王对佛教如何重视，这一根本的规范不会受到冲击。唐太宗对玄奘礼遇有加，不可谓不厚，但当玄奘提出治理僧众可否不依俗法的请求，结果遭到拒绝。可见王权与佛法之间等级分明，僧人是无论如何不能影响到王权统治的根基的。
僧人也有抗言帝王的，北朝名僧慧远就曾当面抗拒过北周武帝。据传武帝请一批高僧入殿，然后当众宣布废除佛教的命令，并申说了种种理由，此时被召集的五百僧众中有一个昂然走出高声反对，此人就是慧远。
周武帝要僧人还家去尽孝道。而慧远的回答是献身于佛道，以使父母显贵，也是行孝道何必还家才是孝呢？僧人冬夏修道，春秋回家奉父母，所以有目连乞食养母，如来看棺入葬，佛法通的是大理，不可废啊！但慧远最终还是直接指出了武帝禁佛的本质，他说：“陛下依王权而灭佛法，是邪恶之举，地狱是不择贵贱的，陛下难道不怕下地狱吗？”
僧人对帝王的抗争在佛教发展史上有，但抗争并不是那么彻底加之王权采取的高压政策和其他的一些方法，最终使佛教依附于王权，可以说僧人与帝王间的关系是抗争也好，是帝王敬重也好，这些都不足以影响王权与佛教之间的地位。自慧远之后，连抗争的僧人几乎都没有，可见王权对僧侣、佛教的控制之严。
僧人和帝王之间的关系在隋唐又出现了一种：帝王支持僧人成宗立派，并以此宗派为其服务。在这种关系下，客观的说，佛教是得到了发展的。比如天台宗创始人智颛在南朝时，就颇受陈宣帝之赞助，隋代帝王更是对其大力支持。唐初华严宗的创立也是由武则天一手支持的。
概言之，中国佛教与各个历史时期的王权政治可谓相依相存，不断发展。所以为此，这与佛教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佛教的回向偈中有这样两句话：“上报四座恩，下济三途苦”。这四重恩即国土恩、父母恩、众生恩和三宝恩”。其中把国土恩作为第一重恩。由此可见佛教对国土的庄严、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乃至政治的稳定都是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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