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如果没有内讧的话，清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胜负，当在两可之间。相比清王朝，很多人都更倾向于太平军会最后胜出。
祸起萧墙：鼎盛难以为继
1856年9月，天京城外的清军发现从南京城里顺着秦淮河漂下了很多尸体，这些人身上都穿着赭黄色的的衣服，这是太平军的装束，而这些人双手都被反绑着。清军立刻意识到，一个月前将他们打的丢盔弃甲的太平军此时发生了严重的内讧。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正是这场惨烈的内讧，直接导致了天平天国的最终失败。
如果想要知道这场内讧如果不发生太平军能否战胜清军，就要先从这场内讧爆发的原因——太平天国的权力架构说起。
太平军势如破竹，在进入南京后，建立了天国政权，将清政府原江南省的财富之地占据了。这片地方是清王朝富庶之地，提供的赋税占了清王朝的1/3强。因此清王朝大受震撼，立刻调遣大量兵力围追堵截。
此时的太平天国犹如初生牛犊，阳刚勇猛，处于攻势。相反200多年经营的清王朝，却处于守势。此时的太平天国与朱元璋北伐前的形势颇为相像，因此太平军也是北伐和西征并举，并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大胜。北伐军2万多人，一路打下了56个城市，一直打到了北京附近，朝野震动，清王朝甚至都打算迁都了。西征军也同样，先败后胜，在九江打的曾国藩要跳江自杀，太平军顺势攻占了江西全省，并向武昌、长沙进攻。
在南京城外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有20万人众，也在1856年5、6月间被太平军数支兵马合围，清军主帅战死，江南、江北大营告破，太平军趁势经略江东。
此时的太平军在各条战线上捷报频传，清王朝的江南赋税之地被太平军占据后，不用几年，清王朝财力告罄，必然维持不了多久。太平军即使采取防御策略，高筑墙、广积粮，耗着以待清王朝内部生变，然后再派遣一支偏师北伐，也能克竟全功。
然而，一把好牌在手，天京城内，却突然发生了变故，革命尚未取得成功，一场领导集体内部的清洗。
为什么要强调革命尚未取得成功呢？一般来说，统治阶级内部爆发政治对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汉朝的七国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这都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而太平天国在有着严峻的外部形势下，竟然也发生了最高领导层的内讧——清王朝一直以“洪杨粤匪”并称洪秀全、杨秀清——这说明了太平天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激化到不顾外部形势险恶而必须要立刻解决的路线斗争问题了。
路线之争：背后的权力布局
太平军的路线之争，是以洪秀全为首的宗教派与以杨秀清为首的实践派之间的矛盾。太平天国的权力来源，是拜上帝教的教权。可是这个教权，从一开始就没有被严格设计，而是在拜上帝教兴起的过程中不断予以完善的。
洪秀全虽然是拜上帝教的理论创建者，但说到底，洪秀全对传教、创建教会组织、兴建太平天国政权等没有做多大功劳，洪秀全实际上不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反而更像是一个投机分子。在传教之初，就丢下冯云山自己回老家享福去了。当他回来后发现冯云山传教工作做的很好，还把教主的位子留给了他。坐了一段时间的教主后，冯云山被官府抓了，洪秀全又跑回广东了。
这一次，24岁的杨秀清站出来，用“天父下凡”稳住了众人，然后派人把洪秀全请了回来，告诉洪秀全：教主，我们这里局势已经稳定了，请回来主持大局。
杨秀清的“天父下凡”比洪秀全的“天父次子”来头更大，是“天父”，也就是洪秀全在宗教世界里的“爹”——够狠吧。还有一个萧朝贵，他也有样学样，也来一个“天神附体”，他的身份是“耶稣长兄”。
所以，洪秀全回来后发现他多了一个“天父”，还多了一个“长兄”，虽然还是教主，但是权力被分给了杨秀清和萧朝贵。此时的洪秀全默认了这样的权力架构，因为作为一个广东人，在广西人为主的“拜上帝教”里，洪秀全没有任何基础，只是一个形象招牌，只能依靠杨秀清和萧朝贵去实践他的宗教理论。
杨秀清和萧朝贵与洪秀全达成默契的原因也在于，缺少了洪教主的理论，他们带的这帮烧炭工就是一帮散兵游勇。因此，这些人就形成了利益同盟。
当冯云山被营救出来后，发现原来的“天主”家庭成员多了2个人，对于现状，虽是洪秀全的早期合伙创始人，他也只好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韦昌辉是一个富家大地主，是冯云山发展出来的教徒，在冯云山出狱回教会的路上，借宿在韦昌辉家里。由于韦昌辉虽然家有资财，却是“人少无功名，有钱无势”，常受当地大户的欺侮与讹索。所以，冯云山鼓动他加入教会。韦昌辉变卖家财，得银数万两，带领队伍加入拜上帝教。
石达开是当地的客家人的领袖，能文能武。教会就派人请贤，邀请石达开加入，封为翼王。
这时，太平天国首义五王都到齐了：洪秀全是宗教领袖，是创业者；东王和西王能够借“天父下凡”，来分的一部分权力，能对洪秀全进行制约，是执行CEO和执行董事；韦昌辉是风投入股，自带流量；石达开是技术入股，辅佐成事；冯云山是创业初始班底入股，是领袖嫡系。这个团队里，洪秀全和冯云山是广东人，其他全是广西人。这样的架构，在一开始，是稳定的，也得到了首义五王的认可。
太平军一路北上，然后顺江东下，占据南京，政权初建。这时，原有的权力格局被打破了。萧朝贵和冯云山先后战死，能够享有“天父系列”神权的只有洪秀全和杨秀清了。杨秀清是军政奇才，大字不识一个，可是却将天国上上下下的文武诸事料理的井井有条，在天国内部威望颇著。杨秀清的作为实践派，自然深知起义初期的宗教理论用于治理国家，决然行不通。如果要严格按照宗教教义，那么就等于把知识分子都推到了清王朝一边。天国文武事物都需要知识分子来料理，所以杨秀清在逐渐修正宗教理论对政权的影响，包括对儒教的尊重和儒家知识分子的尊重，起码杨秀清做出了姿态。这是历代政权想取得稳定的统治基础盘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可是，洪秀全作为一个革命投机分子的宗教理论派权威，经常有残暴的举动。杨秀清作为实际的军政施行者，有时就必须对洪秀全的行为加以制约。萧朝贵已死，只有杨秀清“天父下凡”才能平衡洪秀全的权力。于是，就发生了著名的“杖责天王”事件。杨秀清借着“天父下凡”，要杖打洪秀全，吓坏了众人。大家本以为只是如之前一样，斥责几句就完了，没想到杨秀清这次是真打，结结实实地打了40大板。
此时，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分歧已然扩大到天国的政治路线了。洪秀全的理论派是否要在杨秀清的实践派占据重要位置前，先发制人，出手消灭之，还是坐等被杨秀清等人架空，成为事实上的虚君。洪秀全挨了板子之后，心里所设想的方案，是第一个，而且作为理论派，他很容易找到了实践派的同盟：对杨秀清居功自傲大为不满的北王韦昌辉。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因此，天京事变，形势上是洪杨之争，路线之争，实际上天国内部权力的洗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假设没有发生天京事变，按照正常的事态发展去演绎，太平天国将会逐渐走向传统的政权，如重视文教、与民休息、择机北伐等，洪秀全作为宗教领袖，将会成为类似如今伊朗的“霍梅尼”一样的地位，甚至比之还要低。实践派将会因为天国实际统治地盘的扩大，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而使得在中央的权力宗教派，加上中国根深蒂固的世俗传统，最终天国会因为《天朝田亩制度》没有办法推行，而不得不采取传统政权的做法。朱元璋时，也是以宗教起家，在逐渐走向世俗化后，最终建立了大明王朝。
因为在革命事业越做越大后，人们群众会发现，当初的理论、激情都会因为现实的问题没有办法实现，这样建立在理论、激情基础上的理论派的权力就会逐渐被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派所控制。这就像用个人魅力和激情开始创业的创业者，当企业的发展到达了一定阶段，必然要面临着正常企业所具备的各种财务指标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再谈创业理想和激情，往往打不动团队人心和士气。因此，这样的团队领导的权力来源就成了问题，他会发现团队成员怎么都不听自己的了？
以创业时千呼百应的状态相比，他必然认为自己遭受了背叛，因此政治斗争的必然性就会存在。洪秀全的幸运在于，作为理论派，他能在实践派里找到背叛者作为同盟和操盘手，从而将团队二号人物踢出局。
洪秀全的不幸在于，即使他将团队二号人物踢出局了，他的处境依然没有改变。因为他的存在只是宗教领袖，他不具备文武方面的才能。因此他只好将文武权力再次分给众人，这次，他分的更多，直到封了2000多个王，就可以知道他的执政能力了。他自己最终也收拾不了烂摊子，只能躲进天王府，深居简出，继续编造他的宗教理论。
可是，太平天国创业一半，就被洪秀全的这场路线斗争折腾到元气大伤，如若不是李秀成和陈玉成这两个在杨秀清时代就已表现突出的将领的努力周旋，太平天国的事业可能在1856年就不是歇业整顿，而是破产清算了。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1856年没有发生天京事变，太平天国按照正常的事物发展逻辑去演进，太平天国可能会重演北伐成功历史大剧。当时的英法两国作为重要变量，实际上是对太平天国和清王朝采取了两面下注的“中立政策”，这也足以说明太平天国当时具备的能量。至于天京事变后英法使者来到南京看到的情形，则是事变后重新走回宗教理论派的政教合一的不伦不类的政权。李秀成手下都有一些外国人，如果是杨秀清主政，其开明的政策会让太平天国耳目一新，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也可能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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