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见证者。我的生活已经成了这一事件的一部分。我住在这里，和所有的一切在一起。
——S.A.Alexievich
新冠肺炎来袭 | 南大学子防疫观察（七十八）
南大新传“未来编辑部”出品
作者：
盛友又 新闻传播学院级本科生
“您好，请问是盛友又小姐么？我这边是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您乘坐的3月19日从台北飞往上海的BR712航班发现了新的确诊病例，您的座位在他的前后三排以内，需要集中隔离观察。”
3月25日是我独自居家隔离的第五天。早晨起床给绿萝浇水，打开朋友圈发现胆大的都出门撒野了。早上九点接到了这个电话。
接下来他说什么，我都下意识地应“是”。很难形容当时的心情，不是害怕或者担忧，只是单纯觉得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在我头上，更准确的说，是气恼。
我打电话给母亲。“……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母亲愤然，随即开始担心更现实的问题：“那他们会穿防护服来接你么？这样多难看啊……”
我端详着疾控中心打来的号码，突然想起父亲前两天的叮嘱：“你一个人隔离在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想着想着，又记起来那人还问我要了家庭住址，感到一阵后怕。
“漂流记”前传
最终决定回国是在3月14日，收到停课通知的两天以后。3月12日，我正交换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由校长发布停课通知，称春假时间延长一周，春假后至本学期末的所有课程和考试通过线上进行，并要求所有非Level 3等级国家（包括中国，意大利和韩国）的本科生如非必要原因在3月15日之前搬离校园。
而就在前一天，哈佛大学已经做出了全部课程改为网课、学生限期搬离宿舍的决定，所以这则通知也不能说是意料之外。
收到这则消息的时候，距离原定春假结束还有3天时间。4人间的宿舍里，只剩我和另外一位同是南大来交换的学妹小原，我们原本打算春假前往纽约，后因疫情取消了行程。室友Lilian第二天从马萨诸塞州的家自驾回宿舍收拾行李，我问她这事儿是不是对美国本土的学生影响不大，她告诉我她的朋友们也都很焦虑，有一部分是家离得远需要飞机回去的，另一部分是即将毕业面临毕业典礼和一系列活动取消的。Lilian主修行为生物学专业，她的课程中包括一些实验课，她也不知道实验课将如何开展。除了课程以外，她在宾大附属医院实验室的工作也被迫暂停了，原因是那家医院收治了一位新冠病毒的确诊患者，也是费城第一位确诊病例。
在综合考虑了回国途中风险程度、回国上网课的可行性、美国疫情发展状况、心理承受能力、暑假安排后，我还是决定回国。
买机票是门学问
3月14日这个时间点，机票已经开始紧张了，网传洛杉矶直飞国内的机票被炒到了十万以上。
机票是母亲帮我订的。一开始考虑价格实惠，选了3月19日费城-卡塔尔-香港-上海的航班，总价不到7000人民币，与往常相差不大。后听闻香港机场不能出境重新托运行李，否则一律隔离14天，我和母亲商量着重新购买了3月17日从费城到上海的机票，中间要在洛杉矶和台北转机两次，总价约12000人民币。
买好机票后，我又听说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规定，台北自3月14日起不允许持大陆护照的中国公民入境或转机，且已有购买了中华航空联程机票的旅客因为该规定在美国波士顿被拒绝登机。
现在想来，回国前几天是我最焦虑的一段时间。不仅要时刻担心航班被取消，还要考虑怎么在路上最大可能地保护自己，降低传染风险。2月初，我和室友受国内疫情影响，在亚马逊下单了10个N95口罩，父母在美国的朋友另邮寄给我一盒200装的酒精棉片，这些装备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临行的前一天早晨7:30，我趁着药店开门的时间去买了一盒成人纸尿裤和一些能量棒，并和浙大的交换生换了5副一次性手套和2个医用外科口罩。这是我最后一次走在宾大的校园里，树上已经星星点点地开花了，清晨的校园里少有行人，我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刻。
花开的宾大校园
其实从1个月前开始，像CVS这样的美国连锁药店已买不到口罩，到3月16日更是连杀菌洗手液都很难买到。可是在街上，戴口罩的行人依然寥寥无几。那位浙大交换生来找我时戴了医用口罩，还被人当街责骂是占用医疗物资。
45小时漂流记
打Uber去机场的时候遇到一位黑人司机，我问他会不会担心自己的健康，他说完全不会，更令他沮丧的是健身房都关门了。他还告诉我，他原来为Uber和Lyft两家网约车平台开车，而现在Lyft已经因为疫情暂停营业了。
到达费城机场是下午15:30，国内航站楼人不多，终于看到了戴口罩的旅客。虽然是下午，但机场里有许多商店没有营业，拉起了防盗门。
费城机场国内航站楼
下午17:45，我们开始登机。我注意到同行的大部分乘客都没有佩戴口罩，但他们随身携带了含酒精的湿巾纸，会在坐下前将座椅和桌板擦拭一遍。机长广播这趟航班只有41位乘客，告诉我们可以自在地更换座位。
到达洛杉矶是当地时间21点，托运行李的柜台前排起了长队。虽然指示牌上写了“请脱下鞋和外套”，但过安检时没让我们脱鞋，酒精棉片和免洗洗手液这些在国内不被允许带上飞机的危险物品还是能通过美国安检。
晚上23点，洛杉矶机场的免税店照常营业，不少旅客在商店购物
因为是飞台北的航班，我看到几乎所有亚洲面孔都戴着口罩，还有人戴上护目镜穿着防护服。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面一架飞欧洲航班的候机区，一张张白人面孔有说有笑，没有人戴口罩。
近24点时，终于开始登机了。我的座位靠窗，旁边坐了一位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台湾人。机上的空姐没有戴口罩，不过在送餐时将“您今天想吃xxx还是xxx？”换成了“您今天需要用餐么？”
3月19日早晨6时30分左右，落地台北桃园机场。乘客被分为转机和入境两条队伍，我排的转机队伍有工作人员用额温枪检测体温。三小时后，我登上了飞往上海的航班。
桃园机场：大量航班取消
8小时的等待
3月19日中午11时50分，飞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落地后，空姐要求我们在原座位坐好，等候工作人员按批次将我们带离座位。我在12时30分被第一批带离座位，同批的大多数是老人和小孩，不到20人。据工作人员所述，这架约载有300人次的航班，从落地到全部下机可能需要3-4小时的时间。
从落地到入境，我先后被测量了3次体温，第一次在机上，第二次在健康状况问询台，第三次在检验检疫区。机场工作人员从N95、护目镜到防护服一应俱全。机场的人数很少，边检的入境处基本不需要排队。
入境后，需要转机和需要前往邻近省的旅客被划归到专门的等候区，上海市民则按隔离地点所在区进行划分。3月19日那天，归国旅客尚可以在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间做出选择，我选择了回到位于长宁区的家中自我隔离。为了不影响父母的工作，在我抵沪以前父母已经搬到别处居住了。
14时，专车将我们送至了长宁区的核酸检测点。该检测点位于一处经济园区，工作人员穿戴齐全，在前后灌风的帐篷里等候我们。做的是咽拭子检测，检测人员用一根类似棉棒的器物伸进被检测者的咽喉深处蘸取唾液，并将该棉棒放入试管保存，之后再送至专门机构做进一步检测。每做完一次检测，工作人员就需要更换一身装备，从手套、护目镜、口罩到防护服。
检测点工作人员换衣
15时30分，我们被告知需要等候6-8小时，并被带到了指定的等候区。这是一间厂房，零散地摆放着几排躺椅，窗户和门都开着，屋内没有空调，倒是有3台暖气靠在墙边。入夜以后气温下降，同房间仅着卫衣的人关上了窗户，打开了墙边的暖气。但气温还是在下降，我不敢睡。
检测点等候区
这是一场漫长的等待。母亲等得不耐烦，差点要打315热线投诉。23时30分，距离咽拭子检测过去8个小时以后，我们被带离了那间厂房。下楼的时候，我看到楼下的房间里还有在等待检测结果的旅客，其中几个人盖着粉色的棉被。
住宅所在街道安排了专车将我们送至家中。3月20日0:30，这场为期45小时的漂流终于告一段落。
深水炸弹后续
3月25日下午15:30，在接到上海市疾控中心电话大约6小时后，我又接到了街道打来的电话。于是我确定了上午的电话不是诈骗。大约又过了1小时，街道派车将我送至长宁区集中隔离观察点。
观察点是一家酒店，紧邻上海虹桥机场，周边看不到居民楼。每天定时会有阿姨上门送饭，上下午各一次上报体温，并配发了每人一袋的防疫物资。鉴于我是作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受到隔离，集中隔离期间不收取房费。
集中隔离点登记处
考虑到时差，我在宾大的课基本采用录制视频或者直播+录制的形式进行，并将原本的线下考试改为线上开卷考试。老师会通过Zoom等视频软件在线答疑，同学们也可以在讨论区互动。我的一位朋友选修了一门需要线下实践的市场营销课程，她的教授已经取消了所有线上授课，而改为写论文作为考核方式。
宾大录播网课
留守儿童日常
3月26日，民航局发布了《国外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的通知。我回国前加的各种微信群都炸开了锅，看到的都是因航班取消无法回国的消息。与此同时，美国的确诊人数突破十万，费城的确诊量已接近500人。
留守宾大的室友小原告诉我自从我走后她就没出过门。这十天来，她通过Chowbus订购生鲜食品，约一小时就可以送达。费城的气温还是在10度以下，中央空调又不敢开，她这两天在亚马逊上订购了一台暖气御寒。
我问她现在想不想回来，她说：“不想回，感觉祖国母亲不欢迎我”。她还翻了校医保的说明给我看，上面写着持有宾大校医保（PSIP）的学生可由医保负担与COVID-19相关的所有检测费用。
小原一直有个加州梦，我祝福她到五月，她能有机会去温暖的加州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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