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情况是，根据去年的数据，在韩国公立大学中，女教授比例只有19%，男教授占比81%，工科院校情况更严重，女教授只有17%，男教授有83%。
所以，韩国教育部此举的目的是增加女教授比例。
其实这已经不是韩国教育部第一次提这个25%的要求了，凤凰网就报道过这一规定。
此次旧事重提，并设置了一个具体的实现日期——2030年，可见对此事的决心。
为什么韩国教授性别比例如此悬殊？韩国又为什么非要设定目标比例？设定比例公平吗？是不是女性天生不如男性适合当教授？
01 亚洲女教授有多少？
亚洲性别不平等的情况，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了。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全球参与评估的153个国家中，中国排名第106位。邻居韩国紧随其后，排名108。日本排名121。真是东亚三国手牵手，百名开外一起走。
排名前十的国家基本都是欧洲国家
亚洲排名最靠前的国家是菲律宾，它也是前40名里唯一一个亚洲国家，下一个就是排名第43的老挝。
没想到吧？亚洲经济最强的中日韩反而落在了比较后的位置。在倒数10个国家中，有8个都是亚洲国家。
倒数十国分别是：阿曼、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乍得、伊朗、刚果、叙利亚、巴基斯坦、伊拉克、也门——划线的是亚洲国家。
，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在他统计的1000多个教授样本里，女教授只占2成，即使在人们说“适合女生”的人文社科类院系，女教授也不超过3成。
可见我国女教授也很少。排在中国后面的日本情况又如何呢？
情况当然更糟。，日本东京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上野千鹤子（Chizuko Ueno）表示，入学东京大学的学生中，只有20%是女性。东京大学只有8%的教授是女性；15位院长中更是只有1位女性。
在TIMES世界大学排名的前200名中，只有39所由女性领导的大学，其中没有一所是亚洲大学。
亚洲国家的整体落后是相当明显的，亚洲高校女教授、女领导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比都显得非常少。
02 越往上，女性越少
我国的男女比例是相当悬殊的。根据人口统计网站countrymeters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4日，全球78亿人中，男性比女性多6900万，光中国的男性就比女性多5400万。
在全国男性人数如此之多的情况下，我国高校中女研究生的数量在几年前就已超过男研究生数量，而且不止超过了一点点——，硕士研究生男生占比45.02%，女生54.98%。
考上本科和研究生的女性人数远远超过了男性，但在学术之路上升到教授的女性却大幅缩减。
到学术界高端地位的女性人数就更少了。中国科协数据显示，两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长江学者中，女性只有3.9％。
这种下滑不止发生在我国。
印度政府发布的调查显示，虽然印度42%的辅导老师和实验老师是女性，但这一比例在助理教授和讲师中下滑至16%，而在正教授和同等职位中仅为8%。
职位等级越高，女性比例越低，到了金字塔顶端，女性数量少之又少。这种下滑也不是教育界的孤例，各行各业都存在这种情况。
会做饭的女性比男性多多了吧？可是在金字塔顶端的大厨基本都是男性。据美国烹饪协会（American Culinary Federation）估算，全美女性主厨仅占20%。
，欧洲的导演中，女导演只占21%。
有人说：“那是因为导演是个体力活，女性体能不如男性，就不适合当导演。”
可是在不需要什么体力的编剧界，情况也一样。，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的调查显示，美国票房前250的电影中，女编剧只有22%，女制片人26%，女导演就更少了，只有9%。
政府首脑的女性比例更是少得可怜，全球193个国家中只有10位政府首脑是女性，占比5%。
03 排名靠前的国家，女教授多吗？
你也许会问，在男女更加平等的国家，女教授是不是就多很多了呢？
我们先来看看排名第53的美国的数据。，美国高校终身教授中女性只有26%，虽然已经比日本东京大学的8%好得多，但距离50%依然很远。
再来看看排名更靠前的英国的数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数据显示，全英共有20550位教授，其中女性有5050，占比25%。
即使是在排名最前面的国家，情况依然没好到哪里去。
在排名第4的瑞典，，全国48所大学中，女校长比例达到了42%，勉强算接近50%了，可女教授的比例只有28%。
请注意，这一数字在瑞典已经是以每年1%的速度在增长了。如果瑞典保持这个增速，实现50%的女教授比例还需要。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提到，从算起，要彻底消除性别差距，全球还需要99.5年。说得直白一点，世界上没有一个实现了男女平等的国家。
04 女教授到底为什么这么少？
首先是由于观念上的阻碍——“女性理应花更多时间照顾家庭”。
在男权文化主导下的社会中，女性被更多地固定在家庭中，人们认为女性就应该花更多时间照顾家庭，男性应该花更多时间拼事业。
市场上与家务劳动有关的产品大多由女性代言，如奶粉、酱油、大米、厨具、洗洁精等等，而与事业相关的产品大多由男性代言，如汽车、手表等等。
这种刻板印象和偏见就造成了这么几个后果：
一是女性的事业发展会受到阻碍，人们不停地告诉女性：“女孩子家的，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女博士没人要”、“强势的女人最令人讨厌了”、“事业心这么重，不顾家”、“虽然你事业好，但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就是没一个儿女”……
要求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不能太有事业心，不能只专注于自我发展，而且最好结婚生子，履行母职。
于是女性就被迫耗费比男性多得多的精力在家务劳动中。据美国劳工统计局（The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统计，女性在厨房花费的时间平均比男性多至少两倍。
女性每天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远超男性。
二是男性也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压力，那些不想过多地拼事业、更喜欢在家做家庭主夫的男性就会遭到污名化。
印度阿育王大学性别与性研究中心主任马达菲·梅农（Madhavi Menon）认为，尽管性别不平等在大学没有别的行业严重，但“即使你在学术界或建筑界工作，不成比例的大量家务仍由女性承担”。
疫情期间，论文数量暴涨，相比于男性，女性研究者出版的预印本更少，启动的研究项目也更少。
疫情把人们都固定在了家庭中，丈夫在家工作、孩子在家上网课，女性需要承担家务劳动的时间显著增加，能用在工作上的精力就更少了。
其次，聘用男性的默认行为非常顽固，在职场上，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
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职场女性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上升通道依然狭窄，在高层管理人员中，男性比例高达81.3%，女性仅有18.7%。
一位有5年职场经验的“职场老人”说：“我前公司同期有好几位女同事能力都很强，但晋升的时候上面依然选择了那个唯一的男同事，虽然他能力很一般。”
因为社会要求男性更多地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因此他们也被更多地推向高薪工作。而女性则被告知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不适合她们，这进一步阻碍了女性在这些领域的发展。
这些原因共同导致了理工科女教授少之又少，文科女教授也没有那么多。
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男性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即使男女做同样的工作，依然会有同工不同酬的情况出现。，我国男女职员的平均薪酬依然存在23%的差距。
05 女子天生不如男？
相信在这个年代，“女子天生不如男”这句话听起来已经很刺耳了，但它依然存在，并且有很多变种——
对于女教授比男教授少这件事，有人说，那是因为女性做学术就是不行啊，就是不如男性做得好。也有人说，大学老师太累了，女性受不了。
可是明明还有那么多女性讲师，女性根本不是不愿意当大学老师，而是当了大学老师以后难以晋升。
公安、警校一类的学校说，“女生不适合读我们的专业，提高女生录取分数线。”
“适合女生读的”语言类大学说，“女生太多了，我们要平衡男女比例，提高女生录取分数线。”
却从未听说有哪所学校因为觉得“男生不适合读我们的专业”、“我们男生太多了”而要提高男生录取标准的。
企业说，男生体能好，能做事，我们只招男生。
有人说，高校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性别歧视，要是有也是因为那是“野鸡大学”——彻底暴露出了这位网友对历史和现状的无知。
别忘了，女性获得同等教育机会的历史只有短短百年。
哈佛大学在1879年，才成立了专收女生的“哈佛附校”，到了1947年才允许女生和男生坐在一间教室里上课。而普林斯顿大学则更晚，到1969年才开始接收女学生。
毫不夸张地说，女性是从19世纪才逐渐开始获得真正的受教育机会的。而在我国，北京大学在100年前（19）才正式招收了9名女学生，她们成为我们历史上第一批跟男生一起上课的女学生。
女性获得“同等机会”的历史太短了，到如今，我们依然不敢说女性获得了“平等”的机会。
而韩国此次设定的25%的目标，无疑是想促进公平，减少女性在学术之路上遇到的性别歧视与障碍。
有人会问：“设定比例，是不是女性特权？对男性是否公平？”
别忘了，目前女性比例连四分之一都达不到，而这个目标比例也仅仅是四分之一，甚至不是二分之一。
女教授比例低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历史上长期以来的不平等，因此根本不能说女教授比例低是一个“公平制度”下的“公平结果”。
在促进平等这方面，北欧国家比韩国走得更远。
去年，荷兰著名理工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宣布了一项颇具争议性的政策：从7月1日起的6个月里，终身教职的招聘仅对女性开放，在6个月后才开始对男性开放，并且需要保证每次推举一男一女两名候选人。
目前这所大学只有29%的助理教授，和15%的教授、副教授是女性，通过这项政策，他们的目标是要有50%的女性助理教授和副教授，35%的女性教授。
看了这么多数据，我们会发现，能把目标定在50%，已经是极为“激进”的政策了。
面对质疑，校长说，这项政策不会降低学校的用人标准，女性长久以来都受到歧视，况且男女至今尚未同工同酬。
他说：“如果你不大胆行动，事情就不会变好。”（If you don’t take bold action, things will not improve.）
荷兰著名理工大学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校长，为这项政策发声的Robert-Jan S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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