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必然是低碳的。我们无法想象在30年以后我们依然可以持续目前这种高碳的经济模式。因此，我们在经济上也在努力向世界各国证明，向低碳经济的转换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很划算的，无论从能源安全的角度来说，还是从适应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
当然，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科学证据，证明我们地球的环境基础，海岸，湿地，森林等等，目前已经无法解决如此之多的碳排放。因此，我们试图说服各国政府，投资于森林保育，恢复生态系统，保护海岸等各项环境措施将是非常有助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试图说明，新能源并不是理论上未来的某种选项，而取决于各国政府现在就为此做出立法上的框架，并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助和科研与研发上的支持，就好象各国政府在其他各个行业中所提供的基本服务一样。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但我相信，最终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取决于全世界人民意识到，全球变暖所带来的风险太大了，我们必须现在立刻开始行动。而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任务。几周以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批新的全球气候变暖的证据，最近的研究表明，比起我们三年前的预测，现在全球变暖的趋势更快了，情况更糟了。
同时，我们也正努力促使人们相信，我们有许多切实有效的新能源和环境改善方面的措施，可以阻止全球变暖的进一步恶化。
G深度对话：理论上来说，这样当然是没错。但是全球变暖涉及了太多的内部和外部的政治考量和利益冲突，比如，以目前最为可见的CDM（清洁发展机制）而言，CDM在中国的规模，比起中国庞大的，碳效率并不高的经济本身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当然，CDM为中国带来了更好的技术和资金支持，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也有人讨论，是否应该限制CDM在中国的发展，因为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也将有自己的碳减排额度，而CDM在进入中国以后，拿走的都是最大，最容易的减排项目。以后，当中国也需要强制减排的时候，就会增加中国减排的成本。如此，仅仅依靠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政治上的复杂局面？
施泰纳：首先，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他们本身就需要思考自己未来，也需要思考，在全球变暖的条件下，他们的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会有所变化。而且，各国也希望看到一个能与全球一起合作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CDM之类的国际合作机制并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CDM的本意是帮助那些没有技术和资金的发展中国家，也能够较容易的获得实现绿色经济的基础社会和技术。最终，中国还是需要全面改变自己的国际和国内政策。
当然，即使现在，CDM这样的国际合作机制也只是中国的努力中的一小部分。中国已经有了提高能源效率的国家目标，已经有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中国的新能源产业也在急速扩张中。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组生产国，也在光伏产业这样的新能源项目中有庞大的投资。因此，无论从国内能源基础和政策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我觉得中国正在努力让经济转型为更有效率，更环保的发展模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骄傲的国家，不能把自己的“科学发展”寄望于国际合作。
即便不考虑如何面对哥本哈根回合谈判，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转型也是对中国本身很有利的。当然，发达国家如果能拿出更多的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将大大加速中国的转型进程。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发达国家愿意做出的承诺不多。因此，哥本哈根回合谈判是重要的，在这个国际合作的协议下，全世界能从中获益更多。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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