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猎手”利普金教授：做好与病毒长期斗争的准备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与免疫研究中心教授利普金被称为“病毒猎手”。1月底他专程前往中国协助新冠疫情防治。在结束了隔离期后，央视记者钱珊铭、徐德智对利普金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

在16分钟的访问中，利普金教授提及了自己作为“病毒猎手”的日常工作、他中国之行的所见所感。他还通过访问，呼吁人们一方面要通过可信的新闻机构获取信息，防治阴谋论的出现；另一方面，在疫情尚未结束前不要放松，做好与病毒长期斗争的准备。

以下为记者采访实录：

Q：

利普金教授，很多中国人都称您为“病毒猎手”，您要去发现病毒。当新的传染性病毒出现的时候，“病毒猎手”都会做什么？

A：

我们首先会取得样本判断是不是病毒。有时候不是病毒，有时是细菌，有时是真菌，有时是毒素。所以你首先要通过数据确定方向。我们要知道人们为什么生病，这是最关键问题。有时候不止一个因素，人们说有多种病症，但最后发现其实不止一个因素，比如流感和病毒、流感加细菌感染或者根本没有感染，而是完全不同的食物问题。所以首先要确定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把信息告诉其他科学家，让他们也可以展开研究。然后向政府和卫生单位相关人员告知，以便他们想出针对暴露在这些因素中的人们降低风险的方案。

Q：

我们知道您刚从中国协助抗击新冠疫情回来，感谢您的帮助。您如何评价中国阻止和抗击这次疾病的措施？

A：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病毒，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当下没有可靠快速的测试，来确诊谁被感染、谁未被感染，我们也没有诊疗方案和疫苗。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隔离人员，这是我们现有的最好工具了。像武汉这样封城，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认为政府必须这么做。

现在我们在努力的，基于在中国的交流和自己的经验，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我们能贡献的是开发诊断测试，让人们更方便判断谁需要被隔离而谁不需要。当有了治疗方案后，谁可以通过药物受益最大。

Q：

您刚从中国回来，在中国期间有没有一些时候感到触动或者让你印象深刻？

A：

有很多事情让我感到深刻。当你看到不止武汉和湖北的人，包括更大范围，北京、广州的人受影响，他们无法赚钱，无法获取食物，感到行动自由受限，学校也关了，这对人们来说都是很难的。所以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尤为重要。

我在一个酒店里，整个酒店就两个客人，这样下去要怎么经营？另外我也听到在美国这，人们害怕去中国城，这就会让一些人没法维持生计了，餐厅、商店等。这是非常难过的。

我们遇到争分夺秒工作试图控制疫情的人们，特别是医生和护士还有其他在医院工作的人员，他们暴露在病毒前，有人病了，甚至有人因此去世，这些都非常让我触动。

我对中国人民由此在经济上、社会上的痛苦都感同身受。

目前所有证据都将病毒来源指向野生动物，或许有某种未知的中间家畜，但这是从野生动物迁入而来的，现在开始快速人传人。此外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些阴谋论，或者指责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行为不当。那里的科学家都是世界级的，他们需要能做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正在努力控制这场疾病。

Q：

就像您提到的，当公共卫生危机爆发时，和病毒同时出现的经常还有阴谋论、歧视、偏见和惊恐。您认为普通大众最需要怎样的信息，如何做才能让人们保持理性？

A：

你是记者，中央电视台是新闻机构，但因特网让各种信息遍地都是。不管中国、美国还是欧洲，经常会有错误信息，还包括了阴谋论。人们不从报纸或者广播媒体获取信息，而是从视频网站或者微信等途径得到信息。而这些信息没有经过记者核实，读者却相信这些事，所以我尽力让信息尽量透明和准确。

Q：

您刚提到在中国与钟南山和其团队见面，也就疫情进行了深入和详细的讨论。您在讨论中最担心的是什么？在抗击疫情里，有何共识和不同的看法？

A：

钟南山教授和我从起就是朋友了。我们在“非典”期间见面，这次又见面了。你知道他工作非常努力，尽管他已经不年轻了。我们很坦诚交流了到底现在需要些什么，而我完全同意。

现在需要更好的确诊方案，来区别到底谁被传染。现在需要治疗方案和疫苗。现在个人保护用品也是亟需的，这样在病人周边工作的人和研究人员就不会被传染。

这些设施供应都不足，所以我和前卫生部部长，我的朋友陈竺见面，他现在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我告诉了他钟南山的困难，包括取得穿戴避免感染的优质个人防护用具，这对于卫生工作人员是极为重要的。

我还和徐冠华院士进行了交流，这又是一位在抗击非典中的斗士，他也回来了。所以抗击非典的人们又联手抗击新冠了，人们重逢，但是是不幸的重逢。我们都是朋友，经历了很多，现在又重复了。

有一件事我们有深入讨论的，也是我坚持的，我告诉所有人，野生动物市场必须关闭，不能再设立野生动物市场了。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吃野味，人们觉得野味有特别的药用功效。但他们没有。他们不仅对中国，对整个世界都是威胁。70%的新兴传播疾病，从艾滋病到寨卡病毒，都是从野生动物而来。我们不能再养罕见宠物和吃野味了，因为这和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的目标相悖。

Q：

世卫组织总干事一直重申，抗击病毒时数据分享很重要。他对中国在这方面表示赞赏，呼吁其他国家学习。您认为公开透明数据分享对控制疫情有何帮助？

A：

现在两方面已展现出数据分享的帮助了，而且会继续有帮助。

首先，随着病毒的序列被共享，这是中国和澳大利亚爱德华·霍姆斯主导的团队共同完成，这让人们得以思考如何制造疫苗、如何进行诊断、对其他冠状病毒有效药物是否对其有效，这种透明度是至关重要的，协助了抗击新的病毒。

其次，当病毒随着人们传遍世界时，分享序列更重要，因为诊断方案需要有效。如果病毒进化或者更改了序列，之前我们了解的不再有效了，我们就有麻烦了。但如果我们不断生成并分享序列数据，就会知道此前方案是否有效。此外，变种还导致药物是否有效出现变更、疫苗是否有效，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分享这些数据。另外，分享什么是无效的也很重要，如果某种药物无效，我们需要知道，这样更多人不会做相同的事，因为人们的资源是有限的。

Q：

现在新冠疫情有缓和迹象，部分中国的省份和城市开始恢复生产。您认为中国能在防治疫情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吗？您对此有何建议？

A：

我知道现在人们在需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和保护人们不被新冠病毒感染之间的平衡点。这会非常困难，至少一开始会。因为病毒目前传播仍然很广，所以我认为这些测试剂盒会有帮助。我认为所有人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人们经常给我打电话询问能否参加一个会议，在中国、日本或者菲律宾。我说，我觉得可以，但是不管6个礼拜还是一个月，我们需要灵活，我们需要随着数据的积累做好准备来对应。现在我们仍然不了解这次疾病的自然历史，我们在学习更多。

我现在不知道传染病处于怎样的阶段了。我们确诊病例的标准也在不断变化。我不认为这个病毒会消失，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病毒会不会一直存在。它最后可能会变得跟流感、麻疹这些在环境中存在的风险一样，定期出现通过各种方式威胁人们。所以我不认为现在就可以说比赛结束了，战斗结束了，我们赢了。我们还在过程之中，对于一些数字下降我感到鼓舞，但是这些数字也可能重新上升。所以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Q：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什么是防范新冠病毒最有效的措施？

A：

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勤洗手，让自己保持干净。不要摸自己的脸，这是让我们受感染的方式。当天气变暖，人们在户外比户内时间更长，保持2米的距离，这是人们咳嗽或打喷嚏传播病毒的最大距离，这也会减少麻烦。我希望这些措施能让情况变得更好。

但是我要再强调，现在不是放松的时候。人们总是这样，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一样，（注意力）总会转向下一件事。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有相关措施，如果病毒回来我们足以对应。所以我也强烈支持研制疫苗，这样如果真的新冠病毒卷土重来，我们找到办法保护人们。

Q：

所以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您打算做什么来阻止新冠疫情的扩散？

A：

我的工作一直都是发现，侦测出传染源，并了解是否会造成疾病。我强烈支持制造疫苗和药物的人。我在努力让中国和其他科学家进行合作，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地方。我觉得这是我能最大发挥作用的地方，因为我在中国的大学、政府有很多朋友。我能协助他们交流和共同合作。我很担心人们的一些焦虑，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地方。举例在亚洲某些地方，人们认为疫区的人很危险，不让他们进去，这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让我感到难过。

（原标题：总台记者对话“病毒猎手”利普金教授：做好与病毒长期斗争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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