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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意义
我的同事王海燕最近得知了一个好消息。今年1月，她奔赴云南省镇雄县法地村报道了“云南灭门案”。60多岁的村民李明华在敲碎了5个孙子孙女的头颅，杀死妻子张志飞后，服农药“敌敌畏”自杀死亡。在镇雄县人民医院，王海燕见到了4个幸存的孩子，其中3人不省人事，伤口面积占据了大脑颅骨总面积的1/3到1/2，前途未卜。
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吉凶未卜的孩子（王海燕 摄）
原本，王海燕对这个选题是逃避的——在云贵川的深山里，原罪就是贫穷，几乎所有的悲剧都可追溯至此。而记录往往不过是重复的记录，只会带来无力感。但不同的是，这一次，在记录之外，似乎还有可能去做点什么。她发现，几个孩子的父母为了筹措赴昆明进行康复治疗的费用，已经发起了网络筹款，但筹款链接几乎只在当地的社交圈子内流传，所得甚微。
还在云南采访的时候，王海燕先在周刊的微信公众号发出了第一稿，并在评论中置顶了一家人的筹款信息。一家基金会也通过报道联系到了这家人，安排了所有后续治疗。前几天，孩子的父母联系王海燕，告诉她，孩子们的医疗费用无忧，经过近一年的治疗，几个孩子的语言能力基本上没有受损，除了一个孩子走路还有些不平衡，其他孩子的状况都很好。甚至，可能是由于长期离家的父母回到身边日夜照料，孩子们甚至比从前显得更为活泼，状态超出了当地医生们一开始的最好期待。
实际上，这个新闻的操作并不符合“不干涉”原则，所以也绝不可复制到任何其它事件里，但王海燕觉得，自己的确见证了一个属于顽强生命的奇迹，这种奇迹可能公共性不大，但应该也是有意义的。
王海燕正在为汤兰兰的母亲拍照
周刊的社会新闻记者，长年奔波于天灾人祸的现场，常常会被深重的无力感裹挟。6月，王海燕去甘肃做庆阳少女李依依跳楼案。8月，李依依的父亲告诉海燕，说案子又有了一点进展。但这好消息却让她“非常难过”。“女孩子已经不在了，这点算不得微光的微光，可以用来安慰谁呢，如果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实际上谁也安慰不了，反倒让力量的悬殊一下子具体而直白起来。”与凝视深渊的职业日常相比，云南镇雄孩子们的消息算是这一年来难得的慰藉。
奔波在一个又一个现场，记录这些人世间的悲欢善恶，其价值究竟在哪儿？周刊副主编吴琪这样说：“画家看着模特画像，作家依着生活原型发挥想象力，而新闻记者，用所采访和观察到的每一处真实材料，来为所处的社会塑形”，“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怎么认知生命的价值，谁在定义生命的价值，或许正是在一次次让人惊愕、哗然的社会事件中，慢慢地达成共识”。
图 | 视觉中国
周刊的社会部汇聚着一批年轻人，最活跃的王海燕和王珊是两个文静的年轻姑娘。王珊原本是科学记者出身。，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事故，她看到一波波记者奔赴现场发来第一手新闻，自己却只能找专家解读分析，便毅然决定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
王海燕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曾一度对记者的职业产生怀疑：记录者似乎不能与实干家比肩。她改行进入创业公司，却发现自己的心思依然被纯商业以外的公共话题吸引。公司花钱给她报了一个新媒体写作培训班，现场训练如何写文章：把挑逗情绪的一些点列出来——哪些地方的让你愤怒、爽、如何进入焦虑或者扯皮的情景，怎样叠加情绪。她成功把公司的硬广写成了当日知乎编辑推荐的头条，“但我们这一批人受到的学院教育和职业教育是文章应该客观、审慎、提供事实和新知，如果不是这样，你被再多人点赞，心里的成就感还是蛮低的”。
脚踏实地
这几年，媒体人纷纷转行，每出一次热门社会事件，就会有人抒发一轮情怀，感慨中国的调查记者已是濒危物种，无人再担道义，求真相。两位小王同学这些年一直跑在新闻现场的前线，算是这濒危物种中的两员，可这一行做得越久，就越感叹莫谈情怀。
王海燕（左）与王珊（右）的合影
每一篇付梓的报道，靠的不是情怀和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采访。做社会新闻记者，没有什么讨巧的捷径。其一要达到现场。做云南镇雄的案子，王海燕先坐飞机坐到毕节，从毕节坐两个小时大巴到镇雄县城，从县城坐三个小时班车到镇上，然后再从镇上找个车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到村子里。那天，独自一人包车在无人的山路上坡下坎，天色眼见着越来越黑，高山密林，村寨寥落，尚不知能投宿何方，王海燕说，那是她这一年走南闯北觉得唯一感到害怕的时刻。
采访的关键在于能让关键的信息源说话。今年春节前，一篇名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我们观察到，在这一轮近几年最严重的流感潮中，儿科成为了受冲击最为严重的科室。王海燕选定了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以这家医院的儿科为观察入口，呈现中国儿科资源存在的问题。一开始，大夫虽然接受了采访，但并不大开口。王海燕不着急，她在诊室里坐定，从下午三点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大夫下夜班，只观察，不发问。等她第二天再去拜访，大夫接纳了她的诚意。医院的儿科为什么少？儿科为什么会紧缺医务人员，留不住人？儿科资源紧缺背景下的“成人内科转儿科”存在什么问题？各种问题逐一解开。
更多时候时候，寻找采访对象如同大海捞针，“一户人家一户人家的敲门，一个人一个人地问下去，你终究会慢慢地一点一点接近事实的核心”。4月，王珊去做榆林米脂砍人事件。案发的第二天上午，凶手赵泽伟的父母就离开了他们家所在的赵家山村，无迹可寻。
插画 / 老牛
很多媒体会直奔米脂当地救治受害人的医院而去。但王珊更感兴趣的是杀人者本身，他经历了什么，才最终使得他能够挥着一把刀刺向了无辜的孩子。她留在赵家山村，把村里一百多户人家逐一问了个遍，也就是这个笨功夫让她找到了赵泽伟的两个舅舅，还原了赵泽伟成长和变化的轨迹。
10月底，她去报道重庆新世纪幼儿园砍人事件。凶手刘小玲的父亲是红山铸造厂的老员工。红山铸造厂宿舍与其它七八个厂区宿舍混杂在一起，为了找到知情者，别无他法，只能“一栋楼一栋楼敲门敲过去”。
王珊说，这可能是一个笨方法，但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或者说是一定有收获，你会从一个特别边缘的知情人开始，慢慢找到认识和了解当事者的人。王珊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行走的“运气”，能意外地找到各种采访对象，并受到陌生人热心善意的帮助。比如说，由于重庆警方戒严，无法进到医院采访受害者家属，在街上询问的过程中，一位老太太告诉王珊，她在一家超市买鱼，听说卖鱼人的孙子被砍了。就这样，王珊找到了这个愿意站出来的家庭。
王珊在采访中
有的时候，苦功夫不够，还得有些巧办法。5月，天津市发布“海河英才”计划，以几乎“零门槛”的条件引发了巨大关注。为了应付随之而来的巨大人流，天津市不得不在4天内多次作出政策调整。王海燕去天津挖掘这座城市“抢人大战”背后的困境和吸引力。她看到许多办理户口的人都在向一个房产中介打听户口和买房情况，也和对方聊了起来。
中介问她是做什么的，她说自己是程序员，和对方谈起程序员在天津的工作前景。聊到最后，人群渐渐散去，就剩下了“程序员”王海燕一个人还在各种打听。中介大哥突然问出了一个灵魂之问：“人与人之间有必要完全坦诚相待吗？”海燕愣了愣：“分情况吧，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必要……”
9月，王海燕去昆山寻找“龙哥”。刘海龙生前游走在灰色地带，他名下的“聚业投资管理公司”没有正规注册，有消息说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收取保护费和放贷。正规的生意人不与他来往，与他来往的人又避之不及，寻找刘海龙的生活轨迹变得格外困难。几家媒体的记者在刘海龙住处守了半夜，一无所获。
“昆山龙哥案”事发现场（王海燕 摄）
大家又去找“反杀者”于海明，听说于海明的家在某个巨型小区，记者们分工协作，一个人一栋楼，分头敲门寻访，仍旧无功而返。一筹莫展之际，王海燕决定去刘海龙生前常去的KTV打探消息。已有其他媒体的记者“背着双肩包，亮出了记者身份，直接被赶出来”的覆辙在前，这个姑娘给自己拟了个“刚刚失恋，放飞自我”的人设，买了包中华烟，一个人“蓬头垢面”，在KTV的大堂前台阶上坐定。不久就有人来问：“可以借个烟吗？”一来二去也就聊起来。她大概了解了KTV的情况，又以“失恋少女”人设进入KTV，“强装镇定”地一个人包了个包间。她和包间里的DJ、服务员绘声绘色地分享了彼此的“失恋故事”，也就顺其自然打听了当下最热门的八卦——那个叫龙哥的熟客。
中国故事
花这么大力气寻找“龙哥”，王海燕说，这是因为龙哥的故事让她感到兴奋，她用“魔幻”来形容这个故事，更进一步的说，她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昆山制造业发达，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县域经济第一名，有83万外来人口，人口流动速度极快。这样社会背景孕育了两层平行空间：龙哥所处的灰色地带和于海明打正规工所处的世界。刘海龙享受的豪华KTV和于海明打工的饭店在同一栋楼里，但他们的世界几乎不存在交集。
众记者在昆山“龙哥”家门口蹲守。图中“记者蹲”者为王海燕
一场交通意外则使得这两个世界猛烈撞击在一起，演变成一场悲剧。而实际上，刘海龙和于海明都是来自西北贫穷地区的外来者，在昆山都算底层。两个人物的命运与时代和社会的特征纠缠在一起。她希望写出冲突，也写出冲突背后你我同在的广阔背景。
这一年王海燕写过许多这样的“中国故事”。
4月，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自杀。去武汉前，王海燕发现网络上有一种普遍的声音：一个堂堂研究生，导师不好可以去找工作嘛，为什么一定要自杀？在没有更多信息前，这是一种看客角度的“受害者有错论”。
但王海燕采访了陶崇园的同学、家人，重新还原了他的人生路径。她发现，陶崇园并不懦弱，相反，这个来自武汉郊县农村的高材生，曾经阳光开朗、很有主见，同时为人善良。一个佐证是，他过世后，有十几个同学主动帮助他姐姐料理后事，很多高中同学是专程从外地赶回去的。
正是这样的性格，陶崇园一开始对导师王攀给予了充分的信任和期待，希望对导师有所回馈。他唯一“做错”的事情是，对高校和学术抱有过于美好的期待和执着。在发现王攀的问题后，他也曾经多次试图摆脱王攀的控制。但事实上，无论是申请其他导师、出国留学、还是找工作，都遭到了王攀的阻挠，这种阻挠是伴随着道德捆绑的权力压制，反抗失效并不是因为陶崇园太弱了，而是对手太强了。
还原了这些事实后再去看这桩悲剧：陶崇园的性格和他的反抗的无效，恰恰说明一种强大的、不被规范的导师权力的可怖。所以他的命运也实际上是很多人的共同命运。
6月，王海燕在李依依跳楼一案的报道中再次呈现了个人和社会环境尖锐冲突。她在采访中发现，李依依的悲剧在于，这个女孩非常相信美好，有着强烈的是非善恶观念。但性侵事件发生后，一个世故的成人社会却采取了“和稀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解决方式，冷漠地击碎她对世界的期待。
李依依遗体告别仪式（王海燕 摄）
海燕的稿件在公众号上刊发后，很多读者在评论里感慨她在文章末尾提到的细节。下半年转学后，李依依在一篇迟交的作文里谈论过自己遭遇的事情和疾病，她说自己“因几次不幸，陷入了一个精神泥潭，从此生活就像堕入了深渊一发不可收拾，……那些道貌岸然的人磨完了我的勇气、善良、宽容，我站上了顶楼的栏杆，想纵身一跃便是解脱，可等我的是精神病院的捆绑，跳窗割腕最后都是一针镇定。”结尾处，她希望自己自信自强。这篇坦率真诚的作文，最后得到43分，老师的评语是：“写成标准的议论文，效果更好。”
何为真相
周刊关注的社会新闻多种多样，我们争取在一年到头的每一个社会热点都有自己的观察和发声。今天，匡扶正义的言论容易搅动情绪、走红网络，但王珊觉得，“所谓调查记者，仅是一份普通的职业，拿到一个选题，你首先要完成的是工作，而不是’匡扶正义’”，只有这样，你才能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接近核心信息，客观呈现一件事情原本可能的模样。”周刊记者的一个共同原则，是不带预设的进入新闻事件。而在这一原则下，我们常常能有与当下的舆论环境不同的发现。
王海燕在无锡第一女子中学采访
10月，湖南新化县发生了一起惨剧。新化县琅塘镇的女子戴桂花带着一双儿女赴死。随后，她的丈夫何智投案自首。这个时候，人们才意识到，何智为逃避十余万的网络贷款，隐瞒其妻子戴桂花，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一份赔偿金额100万的人身意外险，于9月19日凌晨制造车毀人亡假相，企图骗取保险金。在寻找无望后，戴桂花最终写下了绝笔信。王珊在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许多媒体已经对这起事件进行了报道。在这些报道中，戴桂花被塑造成了一个单纯的殉情妻子——美丽、节俭、深爱自己的丈夫。
监控视频显示，10月10日，戴桂花牵着两个孩子的手，朝水潭边走去。
王珊对此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个完美母亲会带着孩子赴死？很快她就在采访中发现了可疑之处：善良无辜的戴桂花的形象多是出自娘家人之手。但戴桂花是孤儿，从小被奶奶带大，奶奶去世后，戴桂花成了名义和实质上的孤儿。家庭的其他成员和她并不亲密，她结婚后，亲戚们和她的往来并不多，他们只能提一些细碎拼凑的细节，比如说桂花不舍得为自己花钱，对丈夫却很舍得；桂花拿了征地赔偿款，手里有多少钱。
事实上，王珊从公安局了解到，在缺爱环境里长大的戴桂花并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打架的时候会咬断丈夫的手指，会用酒瓶砸他的脑袋，还会在丈夫不回家的时候发“打”孩子的视频给他以威胁他回家。何智一家欠下的网贷并不全因为女儿有疾病，戴桂花几年来一直以超过家庭承受能力的方式网购，其中绝大多数消费是她的个人用品。这个事实是王珊几次去何家登门拜访的结果，她从何智的哥哥那里，拿到了戴桂花的个人淘宝购买记录。这原本就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家庭，网贷只是最后一根稻草，最无辜的是两个孩子。
今年5月，河南“小凤雅”事件在网络上激起了热烈讨论。王海燕接受选题的时候，事件已经经过了反转。最初，支持陈岚和志愿者的一方指责王家重男轻女、虐待凤雅，并以凤雅为工具骗取公众捐款，占据了舆论上风。很快，一批媒体人指责志愿者的行动存在私心，挟持王家，歪曲事实，改变了舆论风向。
在社交媒体上，大家站起了队，要么特别同情这一家人，要么觉得他们罪大恶极。但王海燕各方都进行了采访之后发现，这起事件中的每一方都存在私心和利益，也都不是十恶不赦。这起事件本质上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王家和志愿者之间矛盾的基底是双方来自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处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下。
王家人认为让重病的孩子吃好喝好，好好上路已是爱的上限；志愿者希望不计一切代价和后果治疗孩子。王家人认为无可厚非的“重男轻女”，在志愿者看来已经可以称之为“虐待”。而志愿者里成分复杂，各有目的，王家人也看在眼里。
整个事件中，有农村与城市的交汇又对立，有各种救助机制的运作阻滞，还有自媒体与专业媒体的各自困顿……正是多方利益的纠结冲突，重叠碰撞，使得一场原本可以挽救生命的救助行动全面升级为对抗。“我们常说复杂现实，这就是复杂现实。只有复杂现实本身，才能指引我们去理解身处的世界，并指引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杨美芹还有4个孩子，王凤雅去世后，她给他们都买了医保（黄宇 摄）
那些微光
社会新闻记者不是一份轻松的职业。二位小王同学一年到头奔波在外。王珊有个妙招能和大家分享。出差在外，她常常要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独自搭中长途顺风车。“每次我都告诉司机，我的目的地是某地的公安局。”对方再问干什么去，答曰：“办案。”
王海燕记得，在最繁忙的9月，她头一天还在湖南的小县城，在当地小混混的家里蹭饭，第二天就跑到了青岛，和一堆央媒记者采访张瑞敏，恍若隔世。每次出差，她最担心是她的泡菜坛子——盖沿水干了的话泡菜会坏。而今年泡菜已经坏了三次，经常出差回京，到家已是大半夜，她还得啃哧啃哧地掏着泡菜坛子，顿时觉得人生多艰。采访不易，写稿当然也不轻松。某天夜半写稿，王海燕“突然想到母鸡的一生中，大多数时候每天都要下蛋，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生之悲苦”。
但所有的辛苦都不是这个职业中最艰难的部分。最难的永远是“敲开死者的家门”。王珊和王海燕无数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死者的家属已经被一批又一批的媒体采访，身心疲惫。从职业的角度看，采访无可厚非，可她们很难硬下心来。
王珊采访戴桂花自杀。何智家已经接待了五六十个记者。她第一次进何智父母的家门，看到两位老人的状态很差，只能说得出安慰的话。何智的母亲去熬猪食，她默默地陪着坐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什么也没问。第二次上门，何智的父亲正在楼下一个房间里睡着。“我直接就出来了。我觉得一个老人家在这个状况下好不容易睡着一次，打扰也挺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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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去做陶崇园，拿到了陶家的地址。周刊每周一中午截稿，她在周日下午赶到了陶崇园的老家。她到的时候，陶崇园的父亲和姐姐正坐在池塘边。“他们两个默默坐着，彼此之间一句话都不说。我和他们一起待了一下午，有时候和他们闲聊两句，可没有问出一个指向性的问题。我一看到那个场面，就知道我不可能问出口。你真的不可能为了一个稿子，忍心去戳他们的伤疤。”
然而，这个职业的美好之处也在于，很多时候，体谅和真心能够跨越悲痛，在陌生人之间建立桥梁。王珊几次登门拜访之后，曾拒绝和她说话，只警告她“不要再来骚扰”的何智的哥哥向她提供了核心的信息。当周刊第二次做陶崇园事件的稿件时，陶崇园的姐姐也给予了王海燕最大的信任。
年复一年，这些信任和善意是坚持这份职业的最大动力。10月，达州东环南路闹市的马路突然塌陷，吞没了4条人命。其中两人是唐增福和唐浩恩父子。王海燕记得，在唐家，“婆婆看我穿得薄，有点咳嗽，一声不响就上楼去摸了件手打的毛线背心给我，说你穿回去嘛。当时在烤火，我就放着说等会穿，婆婆的媳妇以为我不想穿，又上楼去找了件外套，红色的，家里常年没人，大概只有那一件了。她说，我们带孝穿不合适，你可以穿的。我别过脸，赶紧把背心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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