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新中国才成立，那时候中国人走的是泥路，衣服得老大换到老二，老二换到老三，能吃饱算是不错，全国绝大多数是农村。
32年前，改革开放7年了，中国人开起了小轿车，但是自行车还是居多，衣服可以人人两三套，吃饱不算大事，还能进城打工。
前，中国加入WTO，开启了全面市场化阶段，吃香的喝辣的成为现实，衣服可以不重样，连电影都开始被市场左右了。
5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二位，全国只要有路的地方基本都是水泥铺的，服装不再是御寒的工具，而是身份和品味的象征，智能手机全国覆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彻底变了。
而这一切，我竟然很难找到一部电影来描述这个历史过程，这是一种悲哀。
不管是从书本教案，还是历史影像，我们都可以知道，中国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从一个前工业社会，成为现在世界前列的信息社会，这种社会内部转变的巨大张力，甚至可以幻化为千万部电影，然而活跃在当下电影市场的却是一批造梦工具和情绪倾泻品，到底是中国电影人没有勇气挑战这个命题，还是中国观众没有兴趣舔舐历史妊娠的伤口，不得而知。
然而在刘健《大世界》的第一个场景，我觉得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有可能得到部分再现，这种惊喜是的一个电影礼物，殊为珍贵。
喧嚣马路上钻头在打着水泥路面，乱线缠绕的电线杆边躺着一二裸背工人，地方银行门口挂着红色横幅，打着每天都能看到的政治标语。这种声画的组合让我惊讶而振奋，惊讶的是，能在电影院中看到每天下班后的庸常；振奋的是，它有直面庸常的勇气。
电影《大世界》只有77分钟，但是它的故事并不单调，围绕着一百万现金，七路人马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内连环遭遇，不断算计，最终酿成了几场凶杀案。故事是悲情的，但是调子却是幽默的，它并不缺少观赏度，利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来强化剧情张力，这种手段的确不少见，然而《大世界》并没有停留于此，它往前面延伸了一步，凶杀案只是一个串联起电影的线，被串联起来的却是“现实”。
在好莱坞电影的逻辑下，故事一贯来是电影的首要因素，没有解决好“如何讲一个好故事”，那么便是一部失败的电影，这种逻辑在欧洲是行不通的，但是在被好莱坞肆虐十多年的中国却行得通，刘健也深谙其道，于是便让《大世界》有一个“刚好及格”的故事，因为这种故事很常见，在杨庆的《夜店》和《火锅英雄》中看到过，在宁浩的《疯狂的赛车》和《疯狂的石头》中看到过，在昆汀的《低俗小说》和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中也看到过。
当一个奇妙的故事，你看过一遍，它会在心中烙下印迹；当同样一个故事你看过十遍，它便是可有可无的复制品，形同鸡肋。
刘健在《大世界》里所做的，无非是用一个鸡肋的故事来表达他的观念。好的故事可以让人看完全身情绪喷张，但是过后就是一墙影子，没有实体；而好的电影观念却可以通过一个万人踏过的故事延伸开来，排列出星星点点的“真知”，电影，也可以是一道生活题。
《大世界》便是在用一些故事之外的段落来传达这种“真知”。蜥蜴在火车轨道上缓慢爬行，到过道中间却察觉高铁将至，此时镜头一转，高铁飞速驶过，现代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对于自然界的入侵便通过一只深夜的蜥蜴悠悠讲出了。
而这种现实中的入侵并不是个案，刘健希望自己的故事中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对话都是有所指向，即使是一二闲人。大学城餐馆外，两个在读大学男生聊了起来，A说要创业，B说创啥业；A说紧跟时代潮流，并大谈时代形势，B说那到底干啥？A说咱去开餐馆，那赚钱快，B说那叫赚钱，不叫创业，两个还是有分别的。
之后这两个故事之外的角色，只是到网吧为被抢座的哥们打了小张，便走开了，如此而已，小张用不用被打一下，对于故事来说，没有丝毫影响，换做是宁浩或者杨庆，肯定不会如此处理，让两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叨逼叨半天就是为了完成一个无关紧要的举动，这是在“浪费篇幅”。
然而刘健却做了，而且这种段落并不少见，刘哥教训画家如此，刘哥和阿德聊天如此，两个大汉聊“自由”也是如此，在这个“刚好及格”的故事中，他们并不只是走个过场，还在演绎着各自的人生，这个人生来自于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正是在这些变化的现实中，小人物才可以饱满，故事才更有说服力。
刘健在一次采访中说道：“在这里，‘现实主义’经常以‘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呈现、来爆发。”然而《大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部以“场景”定义故事的电影，即使故事的调子是超现实主义的幽默，即使电影的形式是动画，然而动画故事中的场景却是当下每个中国人随处可见的生活符号。
沾满灰尘的红色横幅、身着粗布带着安全帽的工地工人、菜市场上油腻的猪肉老板，他们本来是一群象征着省略号的庸常符号，但是一旦我们抬头，在偌大的电影院幕布上看到这些生活符号时，我们只会感到惊异。
这种刘健带来的一次绝妙讽刺，让观众为自己的生活而诧异，正如让中国电影工作者为拍摄现实而鼓掌，即使这种掌声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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