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街头小贩在一台破旧的电视上观看了印度总理的演讲，她们一家五口挤在一间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屋子里。这个小屋位于孟买的一个棚户区，这个棚户区由一个鲜为人知的孟买有组织犯罪家族控制。
这名小贩叫做米娜·贾卡瓦迪亚（Mina Jakhawadiya），她知道，冠状病毒已经到达了印度的某个地方，并且开始在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庞大国家传播。但与眼前的困境相比，这种看不见的危险仿佛很遥远。
直到3月24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告诉全国，“每个邦、每个区、每个街道、每个村庄都将被封锁三周”。他给了印度民众四个小时的准备时间。莫迪说，“如果你不能应付这21天，这个国家和你的家庭就会倒退。”
随着世界各国试图减缓冠状病毒的蔓延，印度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严厉的封锁措施之一，将其全部人口——包括约1.76亿每天靠1.9美元或更少的收入艰难度日的人——都关了起来。莫迪的命令只允许居民出门购买食物、药品或其他必需品。上班族不能去上班，学生不能去上学，人们也不能出来玩。
印度对不断蔓延的病毒的处理方式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一次考验，印度防控疫情的措施可以为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等国家提供一定的经验，让他们从中借鉴到如何在不迫使其最贫穷公民陷入严重饥饿和进一步贫困的情况下，继续与病毒作斗争。
米娜·贾卡瓦迪亚一家人
过去里，印度经济蓬勃发展，大量人口摆脱了极度贫困，但不平等也在加剧。接近顶层的人可以坐在封闭的公寓里，在Netflix（网飞）上看宝莱坞电影，在网上订购食物。但是贾卡瓦迪亚却不是这样，她和丈夫一起在孟买的大街上以卖廉价的塑料桶和篮子为生。
对她来说，这个封锁禁令意味着一家人要在一个6乘9英尺(约合1.8米乘以2.7米)的房间里住21天，而且还是着5个人。一家都没法工作，只剩下几天的食物和大约13美元的现金。
她通过家里的小电视看着莫迪在上面讲话，小电视上面满是孩子们多年来留下的卡通贴纸。
她说，“我很害怕！”
以下这些都是美联社报道的真实故事。
3月27日｜印度
当莫迪发表演讲时，印度只有536例确诊的冠状病毒病例和10例病亡病例，但印度是地球上最拥挤的地方之一，在这个国家，数百万人无法进行社交疏远。这里的风险在于，从喜马拉雅山脉到印度南部到处都挤满了城市和村庄。以孟买为例，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77000人，几乎是纽约的三倍，那里的人口拥挤使其成为世界上最致命的热点地区之一。
报道称，目前印度的医疗系统，除了为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提供私人医疗服务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医疗系统几乎都无法正常运转。公立医院，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的公立医院，通常供应有限，卫生状况非常不佳，医生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目前印度接受过病毒检测的人很少，所以疫情的真实规模尚不清楚。如果印度医院里的COVID-19（新冠肺炎）病例泛滥，它可能会在几天内崩溃，留下数不清的病亡人数。因此，许多专家表示，莫迪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以争取时间做好准备。
华盛顿疾病动态、经济和政策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Dynamics, Economics and Policy)主任、流行病学家兼经济学家拉玛南·拉克西米纳拉扬说，封锁意味着印度“可能把疫情高峰期提前了三到八周”。
但这种逻辑对处于经济阶梯底层的印度人来说意义不大。对这些人来说——对孟买的小贩贾卡瓦迪亚来说、对一个步行到北部村庄的女佣来说、对一个骑自行车穿越全国的看门人来说，三个星期可能是漫长的。
一位印度居民帕雷什·塔鲁达尔(Paresh Talukdar)说，“如果他们少封锁几天，我就可以进城挣点钱了。”他是一名乞丐，住在印度东北部偏远的阿萨姆邦，他需要养活一家五口，所以他家的食物储存几乎为零。他说，“一两天(封锁)是可以的，但21天时间太长了。”
现年60岁的塔鲁达尔30多年前在争夺家族土地的战斗中失去了左腿和一只手。在正常情况下，他从他的小村庄乘公共汽车到最近的城市，那里有足够的人以乞讨为生。大多数日子，他每天大约能讨到2.5美元的收入。
帕雷什·塔鲁达尔
但现在是封锁起期，没有公共汽车可乘，街上也很少有人。他说，“不断增长的饥饿已经让人难以入睡。我脑子里总是浮现出这样的想法：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3月29日｜印度北部
在封锁开始后的五天里，在北印度平原的一个城市里，一名女佣不知道该怎么办。拉什妮·维尔玛（Ramshri Verma）住在印度勒克瑙边缘的一个棚户区。勒克瑙是一座拥有近400万人口的嘈杂而混乱的城市。莫迪演讲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去了她工作了两年的雇主家。
她说，“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封锁到底是什么意思。”她试着敲了敲门，她的雇主隔着紧闭的门对她大喊大叫。维尔玛说，“他们告诉我21天后再来。”他们还告诉她，那些天不会给她发工资。
她只有走回去了，在几家小商店前停了下来。她买了大米、食用油、香料和扁豆，这些都是许多印度人的基本主食。她和她的丈夫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只剩下300卢比(约合4美元)。然后全家人都等着封锁期过去。他们家里没有电视，所以孩子们为谁能用他们唯一的手机看视频而争吵。
到3月29日，这家人已经没有食物了，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回到她和她丈夫长大的老家。那天早上，随着公交和火车网络的关闭，他们加入了蜂拥而出的农民工大军，走出城市，步行数百英里（1英里等于1.609公里），回到自己的家乡。
对维尔玛来说，家就在90公里(55英里)外的桑吉那巴德，那是一片被甘蔗覆盖的茂盛田野环绕的街道。她说，“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走路，在路上，我遇到了其他来自我们村子的人，我们开始一起走。”
走着走着，孩子们累了，他们的脚很疼，然后他们哭了。但是她和她的丈夫把他们推着向前走。那天晚上很晚的时候，他们来到了桑吉那巴德的边缘，想要尽快回家吃晚饭。但村长却跑出来阻止他们进村。
村长说，“你们可能感染了病毒！”然后村长命令他们在村里的学校接受隔离。虽然村子里没有医疗检查，也没有警员在执行命令。但在印度农村，人们很难违背村长的命令。几分钟后，所有人都被锁在了屋里。
3月31日｜印度中部
那些在印度街头卖气球的人非常不习惯这样的封锁。一名小贩拉杰什·戴卡尔（Rajesh Dhaikar）说，“自从这一切开始以来，我们的社区有一种奇怪的寂静。”
通常情况下，他在附近的市场里有一个小摊位，主要卖一个红色、蓝色和黄色的塑料烟花，每天的收入很少超过2.5美元。他的妻子苏妮塔(Suneeta)每月打扫房间大约能赚20美元。
拉杰什·戴卡尔一家
他们有两个房间，屋顶是茅草的，上面盖着蓝色的油布。在雨季，水会渗进来。屋子里的一盏灯吊在一根绳子上。
苏妮塔睡在唯一的一张床上。五个孩子睡在地板上，盖着毯子排成一排。拉杰什有时睡在外面的人行道上，躺在由木板和自行车轮胎手工制作的手推车上。他们有一个银行账户，里面大约有6.5美元。
这个家庭近一半的收入来自他们17岁的儿子迪帕克(Deepak)，他是一个瘦削、精瘦的男孩，头发精心梳理过，十几岁的他无精打采。他七年级时就辍学了，现在在附近的一个茶摊打工，每月大约赚40美元。他说，总有一天他会有自己的摊位。
封锁开始的一段时间，迪帕克一有机会就溜出去和朋友们打板球。当警察经过时，他们四散开来，几分钟后又回到赛场。他妈妈不喜欢他出去打板球。苏妮塔现在还不完全了解冠状病毒，但她知道太接近别人可能有危险。
苏妮塔说，“你对一个17岁的孩子还有什么期待呢？他不听任何人的话，总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拉杰什的儿子
4月3日｜印度西部
一名保安买了一辆自行车来对付封锁。穆罕默德·阿里夫(Mohammed Arif)今年30岁，瘦骨嶙峋，说话轻声细语，胡须修剪得一丝不苟。4月1日，他接到一个电话，当时他正在孟买一幢公寓楼里当保安。他60岁的父亲患了脑溢血，正在拉瑞的一家医院里与死神搏斗。拉瑞是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小镇。
那时封锁已经开始了，公共汽车和火车都停运了。航班已经取消了，尽管他根本买不起飞机票。
于是，阿里夫花了大约8美元，从一名狱警那里买了一辆涂着褪色紫色油漆的Hero Ranger自行车。第二天早上出发时，他口袋里装着相当于12美元的钱，还有一个装着衣服、一条面包和一个水杯的小背包。而他的目的地在1300英里(2100公里)之外。
“我能怎么办呢？”第一天结束时，阿里夫在电话中说，当时他还有2000多公里的路要走。他说，“穷人总是受苦受难，穷人很难有出路，但至少我问心无愧。”
阿里夫不断地碰到帮助他的人。在一个小镇上，一个人开了一家小小的轮胎修理店，给他提供了鸡肉和米饭。几天后，一位卡车司机与他共进了午餐。
最大的意外之一是警察。印度的穷人经常害怕警察，警察经常索贿，用警棍打人。虽然警察拦了阿里夫几次，但每次他讲完自己的故事，警察都会让他过去。
一路上，他经常睡在加油站附近，因为那里光线很好，或者睡在路边关闭的餐馆里。有时，当他无法再前进时，他就会停下来。
“我昨晚到达了一个公路村，想在那里休息到天亮。但村民们让我走开。”他在一次清晨电话中说，“他们说人们可能会伤害我，甚至杀掉我。”
他吓得迅速离开，继续在蹬着车，直到来到一个小森林。他说，“我停了下来，现在我在等待日出。”
几天后，幸运来临。在骑行了450公里(300英里)后，印度准军事警察把他抓了起来，经过询问他们安排卡车把他送到了医院，他们正在那里转移他的父亲。他把自行车也带来了。
4月6日｜印度北部
三天来，拉什妮·维尔玛和其他人一直被锁在村子的学校里。当地官员什么也没给他们带来，这群人只得向路人乞讨食物和水。
最后，一队由警察护送的医生打开了学校的大门。医生们远远地站在后面和一群人谈话。对维尔玛和她的家人来说，隔离已经结束了。
医生没有检查任何人的体温，也没有做任何身体检查。她说，“他们只是告诉我们应该勤洗手，然后让我们回家。”终于，女佣和她的家人搬进了公婆家。
一开始感觉像是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但他们很快就清楚事情不会容易很多。因为他们没有在村里登记，他们没有资格领取当地官员偶尔发给穷人的口粮。她们只有靠家里仅存的一些面粉和大米为生，丈夫当了几天工人，挣了几块钱。
邻居们会主动避开他们，尤其是当他们走到公用水龙头取水时，他们担心自己携带了冠状病毒。她把孩子留在家里。当他们不看手机视频的时候，他们会和她一起在屋顶上。维尔玛说，“从屋顶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奶牛、山羊、水牛。”孩子们也会看村里的孩子们玩耍，但他们从不加入。
4月10日｜印度西部
小贩贾卡瓦迪亚家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这么多天被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没什么可做的。他们只能看电视——印度国家电视台正在重播《罗摩衍那》，这是一部78集的经典电视剧，改编自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印度教史诗——但这只占用了很少的时间。
经营这片街区的歹徒曾来过几次，索要他们在4月1日到期的65美元月租。但他们家里实在没有钱。米娜·贾卡瓦迪亚很担心。尽管救援组织每隔几天就会分发足够的食物，把最严重的饥荒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这家人还是很饿。
47岁的贾卡瓦迪亚说，“我知道我们即将面临糟糕的日子。”她和印度广大贫民窟的许多人一样，是一股意志坚强的力量。她知道如何为女儿安排心脏手术，并用微薄的利润养活家人，但她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当事情变得特别困难时，是她安静的丈夫拉梅什(Ramesh)化解了紧张，她丈夫和孩子们一起开玩笑、打闹。
米娜4月初惊讶地说，“我今天看到他笑了。孩子们也笑了，我的内心感觉很好，但是我一直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今天我们有个屋顶可以睡，但如果明天我们被赶出去怎么办？如果我们没有食物怎么办？”
她一直拒绝看新闻，截至4月10日，印度统计的冠状病毒病例已达到7598例，其中226人病亡。她说，“现在没有什么好消息，他们在电视上谈论的都是这种疾病。”
4月12日｜印度中部
十几岁的茶摊工人迪帕克·戴卡尔(Deepak Dhaikar)越来越不高兴。迪帕克抱怨道，“封锁不是正确的决定。”他的朋友们不再出来打板球了。他说，“即使封锁持续一年，富人也能活下来，但穷人怎么办呢？”
因为没有电视，他开始睡得更早，起得更晚。一天一天过去了。但有时，一个熟悉街道的17岁少年会很有用。当他的祖父母的面包吃光时，他的母亲转向迪帕克。
他的祖父母住在几英里(公里)外。她给了他半公斤面粉，让他送去给祖父母了。他在道路、小巷和田野里慢跑，躲避着警察的检查站，或者一路交谈着穿过检查站，直到他来到祖父母身边，把食物送到他们手中。
但和迪帕克一样，随着封锁的持续，许多印度人越来越沮丧。4月10日，随着病例的不断增加，数百名渴望回家的农民工走上西部城市苏拉特的街头，焚烧汽车，警方逮捕了至少80人。
两天后，在印度北部城市帕提亚拉的一个蔬菜批发市场外，警察拦住了一辆载有锡克教徒的汽车，这些锡克教徒手持刀剑，以宣示他们的信仰。当警察拒绝让这些人在没有宵禁的情况下进入时，锡克教徒打伤了三名警察，砍伤了其中一人的手。
印度各地的小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封锁，试图阻止病毒传播。新德里北部一个村庄的临时路障上写着“外人不得入内”，一群男子要求路人出示身份证明。
在一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塞罗利村，一群年轻人正在巡逻，寻找穆斯林。一个伊斯兰组织在新德里的一次会议上发现了大量病例，人们越来越多地指责穆斯林是该病毒的罪魁祸首。
西罗利村的负责人莫汉·库马尔(Mohan Kumar)说，“我们村不允许穆斯林进入。”这种怀疑有可能扩大印度各个宗教之间的隔阂。
4月初，当局加强了对特定地区的封锁，动用警察封锁了多个感染社区，并下令所有商店关闭，居民留在家中。当局工作人员将运送食品和药品给居民。
仅在新德里，就有23个这样的热点地区在4月8日被下令封锁。但在迪帕克的社区，扩大社交距离似乎仍然是不可能的。他说，“像我们这样的贫困家庭生活在拥挤的社区，彼此之间很难保持距离。”
4月14日｜印度
在那间塑料墙壁的小房子里，贾卡瓦迪亚的家人再次聚集在破旧的电视前，观看电视里的印度总理讲话。自封锁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周，病毒在印度呈指数级传播，确诊病例从536例增至11487例。病亡人数从10人上升到339人。这两个数字被普遍认为低估了，但实际病例仍在继续攀升。
莫迪在演讲中告诉全国人民，“为了拯救国家，你们忍受了巨大的痛苦。”然后他宣布封锁将再持续两周，不过一些地区可能在下周一重新开放。他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他说，“毫无疑问，现在看起来印度经济上承担的成本很高。但与印度公民的生命相比，这是无法相比的。”
莫迪恳求印度人照顾好他们的邻居：“尽你所能照顾好尽可能多的穷人。”米娜·贾卡瓦迪亚和她的家人都惊呆了。那天，收租人对她大喊大叫，要她还钱。与此同时，他们仍然没有得到当局的食品救济。
她说，“如果人们停止给我们食物，我们就会饿死。”对穷人来说，饥饿成了比病毒更可怕的敌人。人们害怕这种病毒，但更大的恐惧是如何度过接下来的两周。如果封锁再次延长呢？
在孟买的其他地方，数千名移民和贫民窟居民对延长封锁感到愤怒，他们向一个火车站提出回家的要求，警察用竹棍把他们打了回去。
在阿萨姆邦，乞丐塔鲁达尔(Talukdar)吓坏了，他说，“我们每天吃的食物都在减少。”他的家人靠当局每月配给的20公斤大米和微薄的救济品勉强度日。
在印度中部，卖气球的小贩拉杰什·戴卡尔非常愤怒。他说，“这些大领导在他们的大房子里做着决定！有人问过穷人吃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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