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在北平住院的杜聿明准备割去的左肾，戴笠突然前来探望。当时的戴笠非常的忙，怎么有空来看杜聿明呢？
3月13日，戴笠带着亲信龚仙舫、金玉波及副官、卫士一行来到了天津。戴笠此行有两项任务：一是布置调查天津军统特务在肃奸中的贪污行为；二是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
戴笠忙到15日，接到文强（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从东北发来的急电，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已入住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准备做手术割去左肾，建议他前去探视，以利于东北办事处工作的开展。戴笠当时正积极派遣军统组织向东北布局，杜聿明是他急需拉拢的要员，因此戴笠放下天津的事务i，来到北平，到中和医院看望杜聿明。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生，虽比戴笠年轻几岁资格却比戴笠这个黄埔六期生深的多，两人相识多年并无工作交集与私人交往，戴笠的突然造访让杜聿明既意外又不无惊恐。
戴笠军统的特务头子，贸然造访，杜聿明一开始以为他是奉蒋介石的命令，来打听自己病情，以决定东北是否换将。
戴笠看出了杜聿明心中的疑虑，一番解释，杜聿明才放下心来。
询问病情之后，戴笠言归正传，希望杜聿明支持军统工作，推荐文强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督察处处长，并决定调两个交通警察总队到东北，担任北宁路及中长路的警备和检查任务等。杜聿明当时踌躇满志，也继续军统的势力替他在东北打探情报，因此当即表示感谢，向戴笠承诺全力支持军统在东北的工作。
见完杜聿明的第二天（3月16日），戴笠一行人飞往青岛。在召见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后，戴笠当晚宴请美国海军将领柯克，商量借用驻青岛美国海军军舰协助国民党向东北运送军队及给养事宜。晚宴后，戴笠下榻青岛警察局局长王志超提供的龙口路二十六号行馆。
17日上午，青岛大雾，飞机暂时难以起飞，于是戴笠临时召见军统鲁南站站长杨可僧与素有“临沂王”之称、时任临沂行政督察专员的王洪九，如此一来，戴笠就将启程时间推延了几个小时。
11点30左右，戴笠一行人来到青岛沧口机场。此时雾还没有散，云低雾重，浓雾夹着雨丝，青岛笼罩在烟雨迷蒙之中。这样的天气实在不适合飞机起飞，梁若节等送行人员都劝戴笠改日再走。
但是，戴笠也有自己的难处，他在18日前必须赶回重庆，回重庆之前要去南京见何应钦，因为戴笠此时谋取国民党海军总司令这个职务，希望何应钦替他斡旋。
此外，戴笠还要回上海与情人胡蝶见面，商议两人正式结婚的事宜，也就是说，17日到了就必须赶到上海或者南京。
当机场工作人员报告“上海天气恶劣”“南京天气尚好”时，戴笠告诉飞机师多给飞机加油，以备上海不能降落时转飞南京。
戴笠乘坐的这架飞机是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专门派拨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当时美国给国民党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在40年代堪称世界一流，性能安全可靠，戴笠也因此没有在意天气问题。
11点45分，飞机起飞。飞到上海上空，正逢大雨滂沱，机场无法降落，只好按预定计划改飞南京。不料，这时南京上空也是雷雨交加。飞行员与南京机场联系，一再请求降落，机场只好勉强同意。
可是，南京机场同样不具备降落条件，不仅雷阵雨下得猛烈，而且云层极低，能见度极差，飞机穿云下降时，已经越过机场上空，飞到了江宁县，先是撞到板桥镇南的一棵大树上，接着紧急攀升，却又撞上高不过200米的岱山。随着一声巨响，机毁人亡。
机上13人，除戴笠外，还有军统局本部人事处长龚仙舫，帮会工作专家金玉波，英文秘书马佩衡，副官徐焱，卫士曹纪华、何启义，通讯员李齐，译电员周在鸿，飞行员冯振忠、张远仁、熊冲，机工长李开慈，还有戴笠的一位重要客人黄顺柏。由吴泰勋说情免了牢狱之灾的黄顺柏，没想到在背靠大树好乘凉的美梦中丧命。
就在戴笠等人撞机身亡的时候，上海办事处及上海区的军统负责人李崇诗、王新衡、邓葆光、王一心等人还等候在上海龙华机场。这个时候，陈华（戴笠在军统的情人）也在等着为戴笠接风。
戴笠在16日已电告李崇诗，17日中午到机场接机。王新衡在17日上午打电话给陈华，说戴笠正从青岛飞往上海，邀她一起吃午饭，为戴笠接风。
陈华在中午之前赶到王新衡家，可是，去机场接机的王新衡却迟迟未归。后来，王新衡终于回来了，一进门就说：“飞机没接到。”
陈华未假思索，脱口而出：“飞机摔掉了？”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
戴笠乘坐的飞机失踪的消息传到北平后，王蒲臣大呼不好，因为就在戴笠离开北平的这天，临行前，戴笠在什锦花园召开工作会议。
散会后，戴笠准备去机场，王蒲臣等与会者要为他送行，戴笠不肯，大家再三坚持，戴笠最终妥协，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
“好，最后一次。”王蒲臣随口应着，却在回去的路上莫名其妙地想着“最后一次”这四个字。等到戴笠的死讯传来后，王蒲臣苦笑着说：“戴老板真是一语成谶。”
#毛主席思想学习# 毛主席来到重庆谈判，在重庆九龙坡机场，前来迎接的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说：“已为您准备好了接待美国客人的招待所作住处，那里环境好，设备好。 ” 毛泽东微笑的说 ：“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想住美国人住得招待所。 ”
保定军校前九期优秀学员姓名一览表
保定军校创办于19，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陆军军校，共走出了六千多名毕业生，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例如张克侠、何基沣、赵博生、董振堂、傅作义、陶峙岳、白崇禧、薛岳、罗卓英、周至柔等。
值得一提的是傅作义，他1895年出生于山西荣河县，19入保定军校第五期步兵科学习，毕业后参加了阎锡山的晋军，凭借能攻善守的军事才干不断获得提拔，1936年发起百灵庙战役并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挫败日军西侵绥远的阴谋，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促成北平和平解放，建国后长期担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1949年10月1日，蒋介石身边的电话铃第四次响起，周至柔信誓旦旦地说：“一定顺利完成此次任务”，却不想蒋介石冷冰冰的回道：“取消任务！”
“校长，不能取消，这次任务一定会顺利完成的……”还没等周至柔说完，蒋介石已经挂断了电话，周至柔只听到“嘟嘟嘟”的声响。
是什么任务让蒋介石取消？
蒋介石兵败广州，心有不甘，在得知我党将在10月1日这天举行开国大典的消息后，蒋介石立马有了新的计划——炸掉北平，破坏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前夕，老蒋派出大量特务藏在北京城的角角落落，共有三千人之多，他又找到空军司令周至柔，安排国军空军轰炸天安门。
周至柔和手下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只等蒋介石的通知，周至柔一遍遍的打着电话，询问任务能否执行，每次打过去得到的回复都是：“等一等。”直到第四次电话打过去，蒋介石给出了答案是：“取消任务。”
周至柔不明白，计划都做好了，为什么取消。
蒋介石取消任务也是经过思考的。
首先是开国大典的时间，从上午十点改为下午三点，当时国军使用的轰炸机是美军最先进的B-24型轰炸机，但是它没有夜航能力，要想从舟山机场到北京再回来，那这些飞行员和轰炸机完全都是陪葬品。
蒋介石只好借用南朝鲜机场当做临时停靠点，但当时南朝鲜被老美控制，老美并不支持他的做法，毕竟他们不做赔本买卖。
其次是轰炸北京城，拥有六百年历史的紫禁城将不复存在，很多名胜古迹都化为灰烬，老蒋也会沦为千古罪人，遭人唾弃。
炸了故宫和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没有任何区别，我党也是笃定老蒋不会在民族大义上做手脚，他一定不会背卖国的骂名。
最后一个原因，任凭蒋介石再厉害也无力回天，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分崩离析，解放军渡过长江那一刻，蒋介石已经是丧家之犬。
在这种形式之下，蒋介石怎么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呢？他心里非常清楚，得民心者得天下，国军的腐败老百姓看在眼里，要想东山再起，是不可能的事情。
蒋介石掂量过后，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轰炸计划。
10月1日，下午三时，主席站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新中国成立，全国人民沉浸在建国的欢乐中。
10月2日，开国大典第二天，蒋介石飞往成都，12月10日，蒋介石不在挣扎，前往台湾，自此蒋介石政权在大陆宣布败亡。
1949年10月1日，是全中国人民最难忘的一天，也是蒋介石最刻骨铭心的一天。
又是一年国庆，祖国也盼望游子归家。愿祖国繁荣昌盛，早日统一！
作者：将离
编辑：十三姨
#我在头条搞创作第二期##历史#
大特务头子戴笠一生最忌讳十三，却生于十三，又死于十三，命相缺水，一生求水，最终暴尸于水。
戴笠在出生前，他的父亲在做关帝会时，被人放火烧了房屋，恰巧此时乌云骤起，下了一场暴雨，是水救了他们一家，使他家化凶为吉。所以他的父亲便给他取名春风，取春风化雨之意；给他的弟弟取名云霖。1926年进黄埔军校时，他改名戴笠，字雨农。
因火灾是在5月13日发生的，戴笠便对“十三”这个数字忌讳起来。他出生于1896年农历8月13日，他的生日却一律改为14日。
他在西安时，去看为他修葺一新的别墅，见门牌号是13，便勃然大怒，命人把警察局长肖绍文叫来，指着门牌号劈头问道：“谁定的这门牌号码？”肖绍文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愣了半天说道：“主任，您这新居应该就是玄枫桥13号啊！”戴笠训斥道：“什么应该不应该，你给我改成甲14号！”
1946年17日上午，青岛上空阴雨连绵，有人劝他暂留，他说：“我已报告委员长，定于18日赶回重庆面陈要公，不能愆期。”
17日上午11时，他与随行人员，到达青岛沧口机场。其时烟雨朦胧，天气阴沉。他下车后，先问机场执事人员：“气象如何？”
一个飞行员说：“气候恶劣。”
送行者又劝他延后一日，他正沉思未决，忽有一气象人员说：“南京天气尚好。”
戴笠点点头，揣摩着，如上海不宜降落，尚可改飞南京，逐决按时起飞。11时45分，DC47型222号专机升入蒙蒙的天空……
17日下午重庆军统局本部，所有人都焦急万分，坐立不安，更是众说纷纭，原来按惯例，戴笠每到一地都要给毛人凤来份电报，保持联系。
从16号上午到17号下午，毛人凤迟迟没有接到戴笠的电报，这一反常情况使毛人凤坐立不安，他亲自打电话问重庆总台，并命令总台向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处询问。但到的回复是：222号飞机曾到上海，南京上空，由于两地都是大雨滂沱未能降落，又因为云层低，雷电大，与空中联系困难，不知飞机去向。
第二天清晨，毛人凤跑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脸色阴沉，转过那瘦骨嶙峋，青筋暴露的头，命令身边的秘书：“接周至柔。”周至柔是航空委员会主任，黄埔时期教官。
晚上，毛人凤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声音沙哑低沉：“委坐已接到航委会的报告，说坠毁在南京附近的正是戴局长的那架飞机，机上13个人，无一幸存。委座吩咐，不可声张，已令沈醉赶往事发地点，并嘱咐郑介民回渝…。”
沈醉带人赶到出事地点，来到南京江宁县板桥镇南面的岱山脚下。当地居民说，他们亲眼看到飞机坠落时的情景。那天大雨倾盆，中午一点多钟，一架飞机从南京方向飞来，一下撞在岱山前面的一座小山的大树上，飞机就往前飞了一些。飞了不到200公尺，就一头撞上了岱山腰上。只听见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大火在雨中燃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熄灭。飞机残骸所在地，名为”困雨沟”。于是人们纷纷传说，此乃定数。戴笠死后，她的僚属又翻相书，又找算命先生。结果她的助理秘书，袁奇滨长叹道：“戴局长一生求水，悔不该临死前取了个缺水而多山的化名高崇岳。他3月17日起飞，没想到那天正巧是农历2月13日呀！”因此，人们称戴笠是：“生于十三，忌讳十三，却偏死于十三；命相缺水，一生求水，最终暴尸于水。”
【1936年宋美龄“妙计”建设空军，经费不买飞机存银行：先赚点利息】
1936年，蒋介石将航空署扩编为航空委员会，并委任周至柔为主任。可惜周至柔却没能担起这个大任，工作上漏洞百出，为此没少挨蒋介石的责骂。就在周至柔苦恼之际，一位幕僚给他出了个主意：“何不请蒋夫人出任航委秘书长？”
一语惊醒梦中人，周至柔顿时领悟。在一次宋美龄因飞机太破而大发雷霆之时，周至柔趁机向宋美龄诉苦，说自己这个空军司令不过是个空头司令，一没有飞机制造厂，二没有经费添置高级飞机。
看着周至柔战战兢兢的样子，宋美龄也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便不再责怪他，反问他对改变空军这种落后现状有什么好办法。周至柔见宋美龄认真的样子，心里一阵高兴：“我的办法就是请夫人您出山，亲自担任航委秘书长。相信空军在您亲自领导下，一定会来个大发展。”
自从嫁给蒋介石之后，宋美龄这个“第一夫人”就不甘于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而是冒着战火随蒋介石东奔西跑。当然宋美龄对于蒋介石的事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出身名门的她善于处理各种关系，能够帮蒋介石办很多他办不到的事情。
周至柔的一番话，恰恰说到了宋美龄的心坎里，她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施展自己政治才华的机会。但宋美龄也不好直接表示，假意推辞说自己对飞机一窍不通，让周至柔另请高明。
周至柔知道宋美龄动心了，继续大力夸赞宋美龄的才华，毕竟无论造飞机还是买飞机，都需要和外国人打交道，而宋美龄一来会说英语，二来外国朋友众多，担任航委秘书长再合适不过。
“经你这么一说，我是非当这个秘书长不可了，好吧，那我就试试看。”宋美龄也不再“推辞”，满口答应下来。
蒋介石对于宋美龄要出任航委秘书长一事也格外欣喜。自从周至柔上任之后，蒋介石对他就不大满意，而且党内对于孔祥熙出国采购飞机一直有非议，如今自己的夫人能够主管此事，与孔家、宋家都没有大矛盾，自然不会引起争端，自己也能牢牢掌握空军大权。
两相权衡，宋美龄主持航委，对蒋介石，对空军发展，看起来都是“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当周至柔向自己汇报此事时，蒋介石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在宋美龄掌管空军前，国民党手中只有不到300架飞机，而且大多数都是老掉牙的美式飞机。宋美龄走马上任之后，听汇报，看资料，盘算到底是造飞机好还是买飞机好。
如果马上办一个飞机制造厂，不但花费巨大，而且近几年不会搞出什么成果；而花钱从国外购买飞机，相比较来看更加方便，花费也会小一些。
一向善于算经济账的宋美龄认为，自己造的飞机远远不如外国货，而且西方国家的飞机制造业蒸蒸日上，更新淘汰快。倒不如干脆将空军经费存入银行，一来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息，用来维护飞机保养，二来等需要飞机的时候可以取出来再买。
就这样宋美龄一句话，空军从1936年开始不再购买新飞机，所有经费都存入香港银行，日常训练使用还是那些旧飞机。
宋美龄的想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她忘了她无法掌控世界市场。眼看着军情告急，宋美龄大笔一挥把钱都拿了出来，可等到商谈、签合同、装船、运送到中国，日本人早已经封锁了海岸线，购买的飞机一架都进不来。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终于下定了抗日的决心，准备投入大批飞机进行作战。当听说作战的飞机只有300架时，蒋介石忍不住大发雷霆，毕竟这些年政府拨款加全国各地的捐款，拿出千百架飞机绝对不成问题。
看着委员长那张已经被气歪的脸，周志荣赶忙汇报，从去年开始，空军的大政方针就是由夫人定了，她有一套办空军的妙计。
蒋介石一听是自己夫人定下的计划，火气不但消了一半，连嗓门都降低了不少：“她？她有什么妙计？”
蒋介石听完周至柔的汇报后一时语塞，最后故作镇定地说：“没有空军，也要抗战！”
就这样，中国空军凭借着300架飞机，和日本空军展开了一场血战。尽管将士们士气高昂，但飞机得不到补充，越打越少，不到三个月时间，中国空军彻底丧失了制空权，日本人的飞机甚至敢大摇大摆降落在中国机场。
对此，谁来承担责任呢？蒋介石不可能责问到自己夫人头上，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了。
“夫人路线”是什么？回顾历史，才知晓其妙用……原来这是很多人能大展身手的关键!
有次，周至柔陪同蒋介石夫妇检阅空军战队时，按照纪律，空军人员大喊:“委员长万岁!”
这时，细心的周至柔看了一眼宋美龄，随即喊道:“夫人万岁!”
空军人员也跟着喊了起来。
这一幕，让宋美龄格外印象深刻，于是，对周至柔多加关注和赏识。
这为周至柔往后一路高升的仕途也奠定下了基石。
这就是所谓的“夫人路线”。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周至柔的上司兼好友陈诚。
那时，陈诚打了败仗，又遭到了各将领的弹劾，他回到了家，与妻子谭祥抱头痛哭之后，也走了“夫人路线”。
因为妻子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他让妻子去向宋美龄求求情，而宋美龄心疼干女儿 ，向蒋介石一说，这事也就过去了。
不得不说，这夫人路线是真的屡次不爽啊。
1950年3月，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接替顾祝同出任“参谋总长”，军衔同时正式晋为二级上将，并在一年后晋为一级上将。至于顾祝同，1954年晋为一级上将，此时他的军职为“国防会议秘书长”。
黄埔一期毕业的王叔铭，大陆时期为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1952年在台接任调升“参谋总长”的周至柔出任“空军总司令”，几年后也就任“参谋总长”，晋衔为一级上将。
与空军将领类似，国民党海军也先后有两位将领就任“参谋总长”，军阶也都晋为了一级上将。
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1951年晋升为二级上将，1953年晋为一级上将（一说他于1954年去世后被追晋一级上将），并继周至柔之后当了“参谋总长”。曾任“海军总司令”的黎玉玺，后来的军职、军阶情况与桂永清类似。
至于黄埔四期的高魁元和黄埔五期的彭孟缉（出身于炮兵部队）分别于1967年和1959年晋为一级上将，他们也都曾任过“参谋总长”。
逃台之后的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国防次长”以及“台湾警备总司令”，军阶皆为二级上将，孙立人、罗列、石觉、刘玉章等人的经历都说明了这一点。
在台并没担任最高等级军职的薛岳、余汉谋、胡琏等人，能晋升为一级上将，颇有点荣誉和安慰性质。尤值得一提的是，周至柔、胡琏、高魁元、彭孟缉等人，都是原陈诚“土木系”核心骨干，薛岳、桂永清也都能算作半个“土木系”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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