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康复,内容丰富有趣,生活中的好帮手!
糖尿病康复 > 沅陵凤凰山 沅陵凤凰山张学良名人故事

沅陵凤凰山 沅陵凤凰山张学良名人故事

时间:2020-07-04 03:13:34

相关推荐

沅陵凤凰山 沅陵凤凰山张学良名人故事

1938春,张学良被软禁在沅陵凤凰山的古寺里,他对来访的戴笠说:“沅河鱼多,但不好钓。”戴笠向蒋介石报告时,将张学良原话呈报,蒋介石说: “他心里还是想得出来,什么鱼多不好钓,这是让我释放他。”不久后,蒋介石派人给张学良送来一根美国进口的高级海竿,张学良气得将它扔在一边,一次也没碰过。

沅陵凤凰寺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在张学良被送来之前,戴笠到这里察看了地形,选好了张学良居住的房间。派人将凤凰寺整修了一番,并对凤凰山进行了整理和军事封锁,凤凰山的出家人和周边群众都被赶下了山去。因为此前郴州街头曾出现原东北军军官向张学良敬礼的事情,负责看管的 特务队长刘乙光很不放心,时刻担心东北军官兵来营救张学良。因此,在沅陵,特务们对张学良看守更加严密了,除了特务队,还有一个宪兵连150多人,共计有近180人驻在这里。

山上各个关卡、小路上都埋有竹签,外面的人不能随便进入禁区。从山脚到山顶的凤凰寺门前,共设置了三重岗哨。在半山腰的分岔路口,有一个碉堡隐蔽在土堆中,这个碉堡的火力点正对着上山的一条小路。凤凰寺殿正后面的高处还架设了一门高射炮,一是防止东北军派飞机来营救张学良,二是防止日本飞机空袭轰炸张学良。

张学良外出时可谓“前呼后拥”,内线是刘乙光的特务队紧跟,外线远处就是宪兵连。当地老百姓不解其中究竟,只是从迎接张学良到来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阵势中,推测山上来了个大人物,一时间,“凤凰山上来了大人物”的消息很快在沅陵县城传开了。

当地要员命令凤凰寺内的人和周边群众离山,对山上进行打整和军事封锁。从迎接张学良到来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阵势中,老百姓隐约觉察到山上来了个大人物,但并不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少帅”张学良。

起初,张学良只能靠读书消磨时光。读书之外唯一的活动,就是在寺庙后面的一块空地打打网球。生性好动的少帅显然无法忍受这般枯燥的生活,在屡次要求下,他终于获准可以下山去活动活动。这样,张学良除了在凤凰山上古寺周围自由活动,还可以到山下农户家做客,以凤凰山为中心的沅水上下两公里的流域之内,也可以任他泛舟垂钓。

居住在凤凰山脚下的高应欢是沅陵城郊的农民,他经常到凤凰山下的沅江去打团鱼。这年夏天的一天,和往常一样在江边捕鱼的高应欢忽然发现,经常有一个外地男子坐船到江中去钓鱼,高应欢大胆地询问这个男子叫什么名字,这个操着北方口音的中年男子说:“我姓李,你们喊我李老板就行了。”

一来二往,俩人渐渐熟悉起来。张学良了解到高应欢生活困难,老母亲久病在床,无钱医治,当即取出三块银元送给了高应欢。高应欢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人是张学良,只在心里念叨着这是个好人。

当时23岁的杨绍泉,家也住在凤凰山脚下。张学良到凤凰山的第二年春季,便雇佣年轻的杨绍泉帮他开船。这期间,杨绍泉与张学良接触频繁。一次,杨绍泉无意中听人叫张学良为“张司令”,他也张口就喊“司令”。张学良苦笑道,“我是什么‘司令’,你不知道我早就被蒋介石撤职罢官啦?以后再不准你叫我‘司令’,就叫我‘张老板’。”

从此,船工就喊张学良为张老板,凤凰山周围的老百姓于是知道了山上住的神秘人物是个姓张的老板。那年,“张老板”还到杨绍泉家去过了端午节。几十年后,杨绍泉回忆起同张学良在一起的日子,仍感慨地说:“‘张老板’年轻英武,是个十分和气、重友情的人。”

看似悠闲的生活并不能消除张学良心中的焦虑。他心情郁闷时,往往钓不到鱼。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把买来的活鱼穿到钩子上放到水里,然后提起来,就这样一直反复地提起来又放下去。张学良虽然每天钓鱼,却并不爱吃鱼。在他的要求下,凤凰寺旁修建了一座占地50平方米的鱼池,他把钓来和买来的鱼都养在这个鱼池里,时常临池赏鱼。山下的渔民知道“张老板”喜欢养鱼,常把网到的鱼拎来送给他,张学良坚持付钱给渔民,渔民不要钱,他就不收鱼。

张学良幽禁沅陵期间,国民政府开始迁往重庆,许多军政要员赴渝途中路过沅陵,都要去看望幽禁中的张学良。凤凰山上的张学良见到了许多故人,包括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

凤凰山上有一条长约两里的石板路,从江边码头直通山顶的凤凰寺,那是张学良到了凤凰山之后,沅陵县长王潜桓为方便张学良上、下山而下令专门铺设的一条路。王潜桓得知张学良就住在县府对面的凤凰山上,多次托人请求晋见,由于军统局的管束,张学良并没有会见客人的自由,只能托辞身体原因不方便接见。张学良向王潜桓提出,能否给他修建一个休息场所。王潜桓便马上派工程队在原凤凰寺外的望江楼废墟上,重修了一座望江楼。

站在望江楼上,望着对岸古老的沅陵山城,俯视脚下波涛滚滚的沅水,张学良的心情无比惆怅,他在望江楼墙壁上写下了《自感遗憾作》:“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渐渐鬓发老,惟有春风今又还。”

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张学良,陷入长期的幽禁后,内心苦闷是可想而知的,这首诗是他心情的真实写照。

在1938年3月,张学良在湘南永兴住了不到10天,戴笠便传来命令:速将张学良转移至湖南沅陵居住。沅陵县是个小城,位于湖南西部,是湘西出名的土匪窝,但对日寇来说也是个鞭长莫及之处。

特务队的副队长许建业转悠了两天,最后选中了与沅陵县城隔水相望的凤凰山上的凤凰寺,作为管束张学良的住所。

凤凰山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地势也十分开阔,张学良停止许久的骑马和打网球、篮球、乒兵球运动又得以恢复,生活的内容一下子又充实了许多。

不过,最令张学良着迷的是两项新添的活动,一是游泳,二是钓鱼。

张学良自幼不善游泳。十几岁时,他结识了一班外国朋友,常去他们的居处消遣,有时也随他们跳到游泳池中胡乱扑腾一阵,谈不上有什么水性。从军之后,出于作战需要,这才认认真真地下过水,但游上二十米,身子便下沉难以支持。

过后许多年,他都没有弥补这个遗憾的机会。现在闲来无事,沅江又在脚下,加之天气又已转暖,正是练习游泳的绝好时机。他把这个想法向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和许建业一说,两人都很支持,从警卫中挑了两名南方籍水性好的,天天随着张学良来到江边,辅导他进行水中运动。

日复一日地练习自然带来了提高,不到两个月,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张学良全都能劈斩自如,游水的区域也从江边移至江心。后来两三百米宽的沅江,他也能游个来回。

七月间,张学良提出搞个游泳赛,让特务队、宪兵连中凡会游泳的人都参加,由刘乙光、于凤至坐在船上当裁判。结果一番奋力争夺后,张学良得了个第二名,乐得他像个孩子似的笑个不停。于凤至将一件托人从香港买的红色高级游泳短裤送给他,算是对这位运动员的奖赏。

在沅陵期间,最令张学良着迷的,要算江中钓鱼了。张学良自来喜好钓鱼,当年驻沈阳时,逢有闲暇,总好约几位好友开车到浑河岸边垂钓。羁困溪口时,他痛感时光难以打发,让人从香港买了几十根鱼竿,甩竿、转竿、收缩竿、轮盘竿应有尽有,连鱼坠都有好几十种。

刘乙光知道张学良酷好钓鱼,所以一到沅陵便投其所好,从山下杨家淇村雇了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杨绍泉为他划船。又买下一条渔船进行改造,装上折叠顶篷和天蓝色栏杆,将船漆成米色。船内更是考究,船头船尾设有舒适座凳,前舱、正舱铺着绒毯,靠着船尾还有一个卧舱,可供累了时卧榻休息。

远远望去,这船就像是游艇一般。第一次上船时,于凤至便惊叹,说这条船让她想起1933年陪丈夫游欧洲时,在水城威尼斯坐过的游览船。

头一次钓鱼,张学良带上了所有“武器”,待船稍稍停稳,便安上鱼饵,抛线下水。不一阵,船头上便横上了五六根鱼竿。船工杨绍泉停了桨,说了声:“我们这地方钓鱼不是这个样子。”

张学良吃惊地望着这个光着胳膊的小伙子,要他讲讲这里钓鱼的方式。杨绍泉也不推辞,指着江水告诉张学良,说示沅江里的鱼一般都有六七斤重,大的有三十斤,远非一鱼竿能够承负,所用鱼饵也与别处有些不同。

此地有许多农户均以捕鱼为生,但都是撒网,若钓鱼是用竹筒,上面缠一根很粗的长线,拴上一个大鱼钩子,大钩子上又分出来三个小钩子。有鱼游来被钩子挂住,就抓住竹筒往上拖,由于线粗,鱼再大再多也弄不断。

张学良是个对新奇事物很感兴趣的人,听杨绍泉这么说,便连声说:“入乡随俗,入乡随俗!我们这些鱼竿都收起来,就照你说的办。”

杨绍泉介绍的钓鱼方法其实很简单,工具也不复杂,当天就制作出了好几副。第二天一吃过早饭,张学良便兴冲冲地登上钓鱼船,到沅江去作竹筒钓鱼的首次实验。警卫们谁也没见过这种钓鱼方式,都好奇地想随张学良去江上。后来这竟成了一个惯例,每次张学良上船,都有几条大木船随行,十几个警卫或蹲或坐于船上,望着不远处的张学良垂钓江心。

第一天用土法钓鱼便出师大捷,每次抛下竹筒都会有所收获。拉到船上的鱼,一般都是六七斤重,大的有一二十斤。仅仅一个上午,张学良就钓了二十几条鱼,乐得他合不上嘴。

当满载而归的渔船归来,特务队人人都显得兴奋,七手八脚地将一条条鱼取来装进早已备好的大木桶中。张学良让人挑了几条肥大的鱼送到伙房,其余则叫人抬到天桥下早已凿好的鱼池中。

张学良高兴地说:“我在奉天的时候就喜欢养鱼,什么样的鱼种都有。现在就只能养大鱼了,看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鱼池装满。”

当天的餐桌上,热气腾腾,鱼香扑鼻。大师傅老刘为了显示烹调手艺,清蒸、红烧、油煎,搞了好些个品种,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张学良一脸喜气,特意倒了盅酒,边喝边细细地品尝沅江肥鱼的美味,还不停地将剔去刺的鱼肉挟到于凤至碗中。“多吃点,多吃点,这鱼很补身子呢。”

于凤至说:“看你那乐样,以后恐怕我们要把鱼当饭吃了呢。”

“那好啊!”张学良放下酒杯,快活地说:“要是天天这么吃鱼,倒是我的福分了。”

以后沅江钓鱼成了张学良的第一爱好,也成为他打发时光的主要方式。

1938年夏,张学良被软禁在湘西沅陵凤凰山,为了打发时间,他组织游泳比赛,派人买回许多大西瓜,埋在东城湾河沙里凉起来,比赛的那天,分发给参加竞赛的人吃,得胜者额外有西瓜奖。游泳活动开展得非常生动活泼。

张学良游泳、钓鱼。在哪里累了,就在哪里开餐休息。午餐一般是由伙夫做好了送到河边来吃的。有时把河边沙滩当餐厅,有时把贮木场的木排做饭桌,有时还把船停在河中间开餐。午餐吃得很讲究,常有金华火腿、北平烤鸭或肉片、鸡丁、蛋卷、肉丝汤,还有香油菌、豆芽莱、水豆腐等,有时也吃面条、馒头、夹沙糕或水果罐头,特制的稀绿豆汁就当茶喝。要是未到开餐的时候想吃东西,张学良就拿出银元让人去买。记得有次派杜副官上街,一下买来了一袋包谷粑和60多个茶卤蛋,叫大家吃。

有一次,沅江上游一场暴雨淹没了不少房屋、田土,还有不少人畜被洪水冲走,上游蓝溪口木材场流走很多木材,连辰溪县城河码头的汽油桶子也被冲下来几十桶。第二天清晨,张学良在望江楼上用望远镜看到河边有些人只顾抢木材,他心情极为沉重,当即指令宪兵连:“火速动员百姓下水救人。”接着,张学良亲自下山,动员有木船的户主先救人后捞物资,救得1人,赏银元5块,当场兑现。船户听说凤凰山上的“老板”号召救人,大家赶紧行动,不到3个小时,就搭救了10多户灾民,打捞了很多财物。有的灾民家破人亡,张学良又出钱抚慰,帮助重建家园。

在第二年端午节即将来临之时,张学良感到在凤凰寺里生活太单调了,便对杨绍泉(张学良雇佣来撑船的当地农户)说:“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是投江死的,我们应该到沅水江边杨家淇村你们家坪场上去纪念他。”

说完,张学良让特务队长刘乙光专门筹办,购买了一捆青线布和一捆白布,缝制了一幅长12米、宽6米的黑内相间的大棚布,搭盖在杨绍泉家屋门前的坪场上,成了一座别具风格的荫棚。

端午节这天,张学良在赵一荻(赵四小姐)和凤凰寺红莲和尚的陪同下,特意给杨家淇村的村民送来了酒菜和备用的糖食果品。这天,张学良的兴致格外浓厚,他先请大家吃粽子,喝冬酒(一种性温、带甜味的低度酒)。开餐时,杨家坪场荫棚下和堂屋里,整整齐齐排了6人一席的8张小饭桌。这场筵席也算丰盛,有红烧牛肉、清蒸猪腿、油炸块鱼、锅烧五花肉’还有黄焖鸡、盐鸭蛋、三鲜汤、小菜随吃随添。席上还额外摆上了菠萝、荔枝等水果罐头,以备餐后食用。

席间杨忠祥和张安忠两个小伢儿特别活跃,在家长暗示下,给张学良连敬了3杯酒,祝他福体安康。酒宴上,难为了座上宾红莲和尚。本来红莲和尚是不肯参加这次酒宴的,张学良反复劝说:“有什么要紧,酒肉今天下肚,明日穿肠,信佛的有佛在嘛。”

在张学良的劝说下,红莲和尚这次高兴地破了酒肉戒,竟吃得酩酊大醉,乐得大家欢歌狂舞。张学良见红莲“得意忘形”,叫杜副官在他衣角上系上一挂千子鞭炮,乘其不备,一点火劈劈啪啪,吓得红莲猛吃一惊,拔腿就跑,爬上了禾场边的一棵柚子树上,这一生动场景,乐得满座宾客哈哈大笑。这次凤凰山下杨家淇的端阳节,大家尽兴而归。

张学良在凤凰山,虽说有到附近去钓鱼、散步等小范围的自由,但他周围总是有人“守卫”着,在一般场合下,不得与外人接触。守卫的人很多,“军事委员会”的便衣队就有40多人;宪兵队是八团第七连,约160人,由童连长带队,他们配有短枪,快慢机;有副官、队长、队副,配有勃朗宁或左轮手枪。从杨绍泉屋前面的路上沿半山亭一直到寺门口,都设有关卡,有人轮流站岗放哨。重要之地,还有小头头把关。

住在杨绍泉伯伯家东头楼屋一个操江苏口音的钱副官,算是“把门将军”,他有一脸麻子,周围群众都叫他“钱麻子”,他也随口答应。凡是来函来电,都要经过他这一关后才送军事委员会便衣队,又经半山亭的守卫盘问,冉到凤凰寺门口查看一番,最后还要送到刘乙光手里秘密检查。若刘乙光不在,就送给许队副(许颖)。

说到刘乙光,他是湖南永兴县人,个子较矮,态度比较严肃。他带着家眷五口:妻子和两儿两女,住在杨绍泉家一栋杉木结构、三柱五齐、六扇五空的一间正房里,有30多平方米。他是凤凰山上负责看守张学良的最高指挥,这里的一些事全得由他点头。

当年沅陵行署主任陈渠珍求见张学良,被刘乙光直接拒绝。只是张学良到凤凰山后不久,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要见张学良,刘乙光才作些准备,并亲自去长沙尖来地毯,装修客室。等了个把星期后,有一天放了一声警笛,沅陵县城南岸开来几辆小车和一部卡车,随张治中来的30多人,穿青一色中山服。只见他们由驿码头上船(当时未通车),到半山亭下江边登岸,带着四挑东西,登上了凤凰山。

风凰山,是距沅陵县城东南郊2公里处的一座突起的独山。海拨200多米,面积近1平方公里。北临沅江,是陡峭的石壁,东南西三面连着起伏的小丘,好似凤凰展翅。张学良在风凰山被软禁了16个月后,蒋介石感到这里也不安全,让戴笠将张学良又转送至贵州修文阳明洞幽禁。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一次大事件,此次事件之后,张学良被囚禁长达五十四年,杨虎城经过十二年羁押的非人折磨后,最后妻子精神失常去世,自己和子女在1949年一同被杀害。

睚眦必报的蒋介石为何杀害了杨虎城,但只是一直囚禁张学良?是念着往日旧情还是别有隐情?蒋介石去世前说出的四个字,揭示了真实原因。#张学良#

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和蒋介石交情匪浅,两人曾一度亲如兄弟,但日军侵华后,两人在抗日态度上有了分歧,最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此一切都改变了。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束手就擒,很多人劝张学良取而代之,当时的张学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握重权,并且积极抗日,有广大的社会和群众基础,但张学良看重曾经和蒋介石的兄弟情谊,非但没有趁机落井下石,反而主动将蒋介石护送至南京,为蒋介石重新树立威望。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重新获得权力的蒋介石立刻翻脸无情,一下飞机便下令将张学良软禁起来,并以“以正纲纪”为名把张学良送上了军事法庭,仅仅花费一个小时便操控完成了对张学良的审判,从此张学良被迫开始了长达五十四年的囚禁生涯。

此后张学良被迫辗转多地关押,从南京溪口到湖南郴州、沅陵凤凰山、贵州麒麟洞、安徽黄山等地。这些地方都人烟稀少,有些地方条件还很艰苦,这既防止了张学良和外界有接触东山再起,也流露了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痛恨之心。

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心头的一根刺,让他颜面尽失,极好面子又小鸡肚肠的他从内心痛恨张学良,但又忌惮张学良在军中的实力,因此即使社会各界一直强烈抗议他对张学良的囚禁,他也不管不顾一意孤行;在退往台湾时,他还曾对张学良再一次起了杀心,侥幸的是在宋美龄的力劝之下,又考虑到各方影响,最终没有对张学良下手,然而杨虎城将军全家还是被杀害了。

1946年张学良被秘密送到了台湾的新竹公寓,继续他的囚禁生涯,这是他最后一个被囚禁的地方。

为什么蒋介石一直只是囚禁了张学良而没敢杀害他呢?

一是社会各界一直关注张学良事件,蒋介石心里再痛恨也不能完全无视各界的声音和舆论,二是张学良毕竟在军中曾有很高的威望和实权,且家世显赫还有一定的影响力,蒋介石担心万一把张学良逼急了会奋起一搏鱼死网破,还会引起各方哗然和变动,对己不利,三是因为宋美龄。

张学良和宋美龄在1925年就在上海认识并建立起了友谊,早于和蒋介石的相识。西安事变后,宋美龄亲赴西安,在各方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启了全民族抗战。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的举动,让宋美龄很佩服,还对他做出了一定会让他回西安的保证,然而蒋介石的一意孤行让她的这个诺言没有实现,后来蒋介石多次对张学良有加害之心,都在宋美龄的极力劝说阻挠下作罢。

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痛恨和忌惮之心到死都没有放下,他临终前特意叮嘱蒋经国,反复告诫对张学良“决不能放”,一旦放虎归山,蒋家王朝将会面临困境甚至不保,因此“不可放虎!”

听到这样的遗言,对张学良一直心存愧疚的宋美龄忍不住热泪滚滚而下。

直到1991年,台湾政局发生变动,张学良才盼来了自由,这位在囚禁中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的当年风流倜傥的天之骄子,已经成了一名白发苍苍的老人,五十四年的囚禁岁月,也彻底改变了他曾经戎马倥偬的一生。

历史上关于张学良有不少争议,但无论如何,在民族危亡之秋,他挺身而出,发动了西安事变,开启了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不然的话,中国还将在内战中继续内耗,抗日战争将更加艰难,结局难以预料。

从民族和国家的大局出发,为了国家主权不受侵犯、百姓不受凌虐,张学良付出了后半生自由的代价,这也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难以磨灭的一笔。#人人能科普,处处有新知#

外面传来解放军密集的敲门声。匪首张平和杨永清立马藏到病床上。七姨太和姚桂桂从茅厕掏了两瓢大粪泼在他们屁股上,戴上口罩装成两个护士一本正经的清理卫生。

解放军一进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厉声问道:怎么回事?看到一男一女两个抢匪没有?

伏在床上的张平和杨永清子弹已经上膛,嘴里不停的大叫,太难受了,要死了?屁股上的大便还在冒烟冒泡,实在是太恶心了!

七姨太拿着臭熏熏的屎尿布告诉搜查的小战士,床上的“老两口”得了急性痢疾,大小便失禁,几天来赶都赶不走。我们这里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求求你们把他们带到军区医院去治疗,不然会死人的啊?

我们有任务,在抓特务!你们自己想办法送过去吧!说完,几个战士就匆匆离去。

张平从来没有受过这般侮辱,起身大骂:特派员,你这也太损了吧?把我和杨司令都变成屎壳郎了!

都是你,不小心把共匪引过来了。七姨太将手上的屎尿布一把蒙在张平的麻脸上!

几个人稍微清理了一下,就开始密谋晚上刺杀石玉湘的事。军统的意思对于叛徒是要坚决诛杀,以绝后患。杨永清则坚持争取,毕竟石玉湘是暂编二军军长,投降是被逼无奈,何况他手下还有一万多土匪在山里。张平则坚持杀掉,他想取而代之。

争论的结果,是给他三天时间,让他自己回来继续统帅旧部。如果不听,再杀不迟!

石玉湘原是贺龙手下营长,抗日名将,也曾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回家当土匪被蒋介石收编。这次解放军47军进军大西南,他的土匪暂编第二军驻防辰溪。考虑到他的历史,围住他后47军首长写信让他起义。

此刻,他已到沅陵。解放军把他安排在张平旧居张家大院,他所带来的一千人枪全部收编,只给他留一个排的卫队保护他的安全。

夜半,石玉湘正和夫人准备睡觉,一个黑影窗前一闪,一把明亮的飞刀直飞进来,削掉了他的一绺头发颤巍巍的插在床头上,刀柄上还缠了一张纸条。

夫人一下吓晕过去了!石玉湘大惊失色:有刺客!卫队快……院外的卫队一片混乱,查找半天,除了窗户上的一个纸洞,什么都没有找到。

石玉湘慌忙查看飞刀上的纸条,上面写到:剿匪有功,悬崖勒马!夜半三更,凤凰山下!落款是7134。

石玉湘知道,7是军统的七姨太来了,在暗示和警告他,134是“要三思”的意思。这一刀本来可以结束他的性命,只是希望他能回心转意。

凤凰山是沅陵最著名的一个景区,蒋介石曾软禁张学良的地方。七姨太也在暗示石玉湘被解放军已经软禁了,应该马上离开,否则国共双方都不会放过他。

石玉湘越想越害怕,今晚的事,如果报告解放军,七姨太她们随时会取他性命。如果不报,就会有通匪罪名,也是死路一条。加之解放军主力已经南下,他觉得回去还能大展宏图,毕竟自己的主力还留在茶田垄山上。

于是他决定还是回山重操旧业。可怎么才能找到七姨太她们呢?沅陵现在是解放军的天下,想逃出去,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正在他和夫人犹豫之时,七姨太从房梁顶上跳了下来。原来七姨太和张平早就摸进来了,只等他的选择……真实的历史,下集更精彩!

【湘西土匪姚大榜之19】喜欢的朋友敬请关注老树昏鸦!点赞评论转发!榜爷的故事,已经发了第1至第19集,头条里面请搜索观看!走近神秘湘西,探寻即将消失的真实历史!

难忘日军飞机轰炸沅陵惨案

1989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4周年纪念日时,周光烈老人回忆了侵华日军轰炸沅陵的暴行。

周光烈老人说,当时,他才10岁,年纪虽小,却亲身目睹了日军侵犯中华的残酷暴行,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伤痛。回首那段往事,他记忆犹新。

那是民国28年(1939年)8月18日,一场血的战难在山城沅陵上演。上午10点多钟,城内防空警报响起,城南方向传来嗡嗡的飞机声。不一会儿,3架飞机已到沅陵上空盘旋起来,但这次没有投弹,转一圈就走了。据周老回忆说,可能是日本飞机没有发现潜伏在县城的汉奸挥白旗报信号,也就是说,日机还没有确定投弹袭击的重要目标。

“呜-呜-呜”,下午1点多钟,紧急警报声再次响起。当时,刚满10岁的周光烈正和母亲在伍家坪一带叫卖莲子稀饭,听到警报声赶紧往家里跑。从马路巷警报台跑到飞仙桥(现保存完好)巷口时,警报声消失了。他和母亲刚松一口气,突然看见空中三架日机呈“A”队型飞来了。顿时,只听得巷道中大人叫小孩、小孩喊爹妈的呼叫声一片,逃散的人群乱作一团,纷纷就近寻找防空掩体躲起来。

不久,又有两批6架次日机飞临沅陵上空打起“旋旋”来,似乎要把沅陵城彻底“俯扫”一遍,然后对其进行轮番轰炸。“轰隆、轰隆”声一阵接一阵,日机已开始投弹,但人们一时辨不清县城哪个地方被炸,紧张的气氛使人四处奔 命。当时的情况十分危险,周光烈母亲连忙叫他先躲进飞仙桥孔下,心想飞仙桥在贞德女中旁边安全,因为贞德女中是美国人办的,悬挂有美国“星条旗”,日机见后应该不会投弹的。随后,收拾妥当的周母挑着担子赶来了,见飞仙桥下已挤满躲难的人,她只好靠在桥边口保护着儿子。

四五分钟过后,一架又一架日机从凤凰山方向上空接踵而来,黑压压的一片,不知道有多少架。紧接着,敌机接二连三地俯冲下来,投下一枚枚炸弹,并用机枪对地面进行疯狂的扫射。爆炸声、机枪声、呼救声,响声一片。突然,一枚燃烧弹落在飞仙桥不远处,爆炸后泥石飞舞,星火四溅,引燃了附近一棵老树,周母的挑子也被震得稀烂。周光烈探出头来想看看日机到底是什么“熊样”,却惊讶地看到空中一排排随风飘落的炸弹,他刚骂了一句“狗日的小日本”,就被母亲又推了进去。恰似一阵紧促哨声过后,又一枚燃烧弹在飞仙桥不远处炸响,令躲在桥孔下面的人大气也不敢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日机群足足轮番轰炸了两个多小时,下午4点才从白田方向飞走。警报解除后,城内到处是熊熊烟火,到处是逃散的人群,到处是炸烂的残墙乱瓦,到处是鲜血淋漓的尸体……

周光烈与母亲回到府仓巷家时,发现父亲留给他们母子的半栋3间房巳被炸烂,一切家什毁于一旦,幸好母子两人外出卖稀饭,躲过了这一劫。当时府仓巷内哭声大作,有大人抱着小孩遗体痛哭流涕的,也有小孩跪在大人遗体旁哭成一团,惨状惨不忍睹。对门舒家未来得及逃避的人被炸得血肉横飞,肠肝肚肺飞溅到墙上、地上、树上、电杆上,一片血淋淋的场景。

大约下午6点多钟,周光烈的嫂子和他的两个侄女还未回府仓巷,听说都到周佛海老家花园下面的防空洞躲难去了。周佛海是大汉奸,与日本人有勾结关系,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他家的“防空洞”还是被日机炸了,泥石封住了洞口。有人说,可能是汉奸提供的空袭保护目标不准确,也有人说,日本人根本不买周佛海的“帐”。不管怎么说,硬是有10多具遇难者遗体从他家“防空洞”中挖了出来。第二天上午,周光烈的嫂子怀抱着他的小侄女被人挖救出来,然而,他不满16岁的大侄女却被这场战难夺去了鲜活的生命。

据周光烈老人回忆,日机轰炸沅陵后,整个县城一派凄凉,他和母亲只好走到街上灾难收容所领饭吃。不久城内收容所撤销发饭,他又随母亲在街头巷尾叫卖稀饭、油条、马蹄糕和小菜谋生度日,有时帮富人做短工。12岁那年,周光烈的母亲积劳成疾,无钱医治,病逝在柳床上,他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周光烈老人在回忆那场日本鬼子带来的灾难时,一直显得有些激动。他时而泪光闪闪,时而哽咽无语,那段“山城旧事”令沧桑老人不堪回首。就是在那个灰色的日子里,他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天真无忧的童年。他说,五十年前的“八·一八”,是国仇家恨的大悲之日,但愿后人牢记国耻,勿忘血的历史。

如今,虽然周光烈老人带着对日军侵犯中华的残酷暴行难以抚平的伤痛离开了人世,但沅陵人民却永远会记得日本鬼子给中国人民曾经带来的灾难,但愿历史不再重现。要维护和平,消灭战争,决不能让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我是@刚子聊历史,每天给大家分享精彩的历史故事,喜欢的记得关注我哦

——摘自抗日战争纪念网

看了这段记实,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悟。抗日战争我们虽然取得了最终胜利,但远不是如神剧般的轻松。

作为华夏子孙,都该好好了解真实的抗日战争状况,正视那段屈辱的历史,并以此来警醒后人!!

1938年1月,被幽禁在湖南郴州的张学良,为了打发时间,每天打四圈或八圈麻将。基本上张学良是每打必输,若是手气太坏,他坐在桌旁就会呵欠连天。

据刘乙光(看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长)回忆,张学良打牌的方法是每副牌一拿到手,无论饼、条、万,只要有五六张同样的,便做清一色或混一色,实在不行就做十三么,有时也会做成功。可以看出张学良总输的原因还是牌技不行。

日子一久,张学良对打麻将也不感兴趣了。刘乙光等人只得又换一种新花样让他消遣,于是又找他下象棋。张学良是一个好胜心理极强的人,他赢还好,如果输了非要拉着对手再下一盘不可。

宪兵队有一个叫“小钢炮”的队员,棋比张学良下得稍差,张学良经常以他为对手,向他挑战。这个“小钢炮”对于下棋也非常认真。他和张学良的脾气差不多,如果输了,也是没完没了。在这种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张学良越下越起劲。后来这个“小钢炮”去了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在一次作战中战死了,张学良得知后非常的悲伤。

除了下象棋以外,为了让张学良消遣,看管他的特务又开始下围棋。下得厌烦时,特务队副队长许建业会拉胡琴,张学良虽然从未吊过嗓子,但记得很多京戏戏词,经过配合后,居然可以经常唱上一段。可惜张学良嗓子一般,只有高音,没有低音,更缺乏抑扬顿挫的音韵。他唱“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坐宫院”一段西皮,练了两个月,腔调还是走板,不能上弦。于凤至每次听到张学良开口唱戏时,便笑不可抑。张学良唱老生不适宜,又改为黑头,第一出戏学的是“收虎关”。

1938年春节,张学良在郴州城的苏仙岭中度过。除夕晚上,张学良很高兴,和队员们推牌九,张学良做庄,结果队员们都赢了。张学良虽然输了,但那晚精神特别愉快,一直玩到深夜。

春节后,张学良要理发,刘乙光陪着他到城内理发,另外还带了12个警卫,他们一行人在街上逛了一会儿,找到一家理发店。理发师傅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身材娇小玲珑,能说会道,很讨人喜欢,而且手艺高明,张学良很喜欢和这个小女孩聊天。以后,张学良只要想理发,就把这个女孩子接上山来。大家对她也另眼相看。这个女孩具有初中的文化程度,在谈吐中能保持自己的身份。以后凡遇到张学良闷闷不乐时,许建业便提议理发,而且立即派人把这个小女孩接来,她每次上山就是一天,除了理发外,也参加玩牌。有时也观看张学良等人打球,特务都加好几倍付她理发费用。

张学良一行人凡是新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控制邮电。那时,负责秘密检查、监视张学良的信件的特务叫黄静宜,他是江西人,广东暨南大学毕业,外貌温婉有如女子,张学良爱开玩笑,曾替他起了一个绰号,叫“黄小姐”。同时军统局又指示所有人员与亲朋好友通信绝不允许提到张学良的任何情况,如果发现要予以严重处分。

当张学良住在郴州时,黄静宜从邮局查到跟随张学良的一个副官发出去的一封信,信中主要是报平安,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尽管如此,黄静宜还是觉得有问题,他把这封信带回来给刘乙光看,刘乙光拿到这封信后开始调查这封信如何到了邮局,调查结果终于知道是一个替张学良打针的男看护带出去的。

刘乙光认为这事很严重,于是就逼着那个护士向张学良请假,张学良也略知此事,只好准假,等到这个男看护走下山,特务们立即把他抓起来,关在郴州禁闭室里,后来坐牢四五年,也没有放出来。这件事,张学良一直被蒙在鼓里。

有一天,张学良要下山到城内东大街浴室去洗浴,照例是由刘乙光陪同,12个便衣警卫随行。行至途中,突然有一个炮兵中校军官,迎面走来,发现张学良后,立刻向张学良立正敬军礼。张学良非常镇静,若无其事地继续走路,不与那位军官谈话。但是,当时跟随张学良的特务和警卫们都吓得手足无措,惊奇在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张学良。

事后刘乙光派人追查这位军官的情况,经过了解后,才知道当时国军有一个炮兵独立旅刚由外地调驻郴州,向张学良敬礼的那一个军官,是东北军改编过来的,毫无疑问,是张学良的旧部下,经过这件事后,特务队和警卫队如临大敌,加强戒备,严防出事。

刘乙光是郴州邻县永兴亭司镇的人,他的家乡离郴州约40公里,他怕张学良在苏仙岭出事,决定把张学良转移到他家乡去。

张学良对这次突然搬家,表面上似乎是不在乎,但他知道这次搬家与那位炮兵中校向他敬礼有关。过了十几天,张学良突然问刘乙光那天去洗澡在街上碰到的军官是谁,刘乙光随便两句搪塞了过去。

过了不久,张学良等人又奉命向沅陵转移。沅陵位于湖南西边副队长许建业先到沅陵,在凤凰山上找到一所宽敞的庙宇,但需要进行维修。因为当地连裱糊墙壁的纸都买不到,为了使张学良住得舒适点,就在沅陵城内买回几匹白缎子,将张学良住的卧室裱得四壁雪亮,一尘不染。

张学良夫妇被安排的房子是凤凰寺中的一座小楼,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小楼的前面有一大片空地,经过整理后.便是一个网球场。凤凰山的环境比在溪口时还好。布置上大体就绪后,张学良一行又开始了迁移,而这并不是最后一次。

1938年9月,由淞沪前线下来转任湖南省主席将近一年的张治中从长沙前往湘西视察,专程登上凤凰山看望张学良。

在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中,张治中是与张学良交情甚笃,并被张学良引为知己的人之一。张学良认为这位一派儒士风度的将领头脑清醒、为人正直,是国民党上层官僚中屈指可数的正人君子之一。而张治中则喜欢张学良的坦率、诚恳,没有军阀中常见的那种贪婪与狡诈。

张学良驻节北平期间,两人来往十分频繁,政见、习性又为相投,遂相互引为知己。“西安事变”发生时,张治中正在苏州秘密制订京沪地区的防御计划,闻讯后立即赶回南京。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的第二天,张治中便驱车前往鸡鸣寺宋子文公馆,看望过下榻那里的张学良。

张治中要来凤凰山的事,张学良头一天便已得知。自来湘西后,这是来看他的第一位军政界要人,加上张治中又是他的故交知己,一向易于激动的张学良自然兴奋得很。

第二天早上,他特意叫于凤至为他找出久已未穿的西装换上,又郑重其事地系上一条蓝底白点的领带,早早便来到寺外的坡上,向山下眺望。

张治中到了后,两位分别已久的老友很快就聊到了当前的战局,张学良最关心的是武汉能不能守住。

张治中说:“汉卿所言极是,我担心的也是这个。倘若武汉真的失守,日军必沿粤汉路南下进攻长沙,完成对我东南半壁的包围态势。我这次来湘西,就是要看看地形,如果日军犯湘,好组织抗击。”

“国家正是有事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张学良绪激动起来,将茶杯砰地放到桌上。“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什么事都可以。”停了停,又说“文白兄,你对我说实话,委员长有没有提起过让我参加抗战的事?”

张治中望着额上青筋突起的张学良,好半天才微微摇头。“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现在全民抗战,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像你这样的热血将领,自当效命疆场。不过,我实话说,委员长还从没提起过让你出去的事。”

张治中建议张学良给蒋介石写封信,自己回去向蒋汇报时当面转交,来引起蒋的重视。于是张学良写了一封很短的信,除了问候之外,只说还有很多话,希望能面见蒋当面陈说。

张治中走后不久,便传来了广州沦陷的消息。紧接着10月27日,日军攻进了武汉。

报纸晚到了半个月,当张学良从报纸第一版的大标题上看到“武汉失守”几个黑体字时,惊愕得好久说不出话来。月前,他还和张治中在这寺里谈论武汉保卫战,仅仅才一个月,这种担忧就成了现实。他感到极为郁闷,托张治中带给蒋介石的信,也没有只字片语的答复。

1939年9月中旬,日军由赣北、鄂南和湘东向长沙发动进攻,湖南局势顿时变得十分紧张。就在这时,戴笠和他的随从副官王鲁翘突然出现在凤凰山上。

戴笠一坐下,便谈起了当前抗日局势。

“听说,有人放火烧长沙,毁了不少民房,还烧死了不人?”张学良问到。头两天,他从一名警卫口中偶然得知这个消息。

“是啊,一把火烧得人心惶惶。不少人提出要追究责任。”戴笠简要地介绍了长沙大火的情况,最后说:“张文白(张治中)已经被革职留任,他怕是在湖南也呆不久了。”张学良向壁无言,唯有长叹。

见过张学良的第二天,戴笠亲自找特务队的警卫们分别谈话,连厨师也不例外。他向大家概述了当前局势,然后问了张学良近一个时期来的状况,言行书信,以及与外界接触的情况。

每次与人谈话,戴笠的副官王鲁翘都在一旁记录,一天下来,已汇成了厚厚一本。最后,戴笠接过去翻了翻,告诉副官:回去好好整理出来,上报给委座。

戴笠有时也闹不明白,为什么到了国破人亡的最后关头,蒋介石还是这么密切地注视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戴笠在凤凰山呆了两天。临行时他对张学良说,现在局势发展很难预料,恐怕要做好再度搬迁的准备。

张学良早已料到戴笠此行有传达搬迁的意向,两天来见他没提,自己也不便问。临行之际听他突然提起,反倒令张学良一愣。

“搬迁?再往哪里搬?”

“这个嘛,我回去请示委座,看局势怎么发展再定。”频繁的搬迁和对气候、环境艰难的适应,早已令张学良感到厌烦。沅陵这地方山清水秀,风景优美,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可他张了张口,终究还是没说出回绝的话,一个丧失了自由的人,哪还有权利来选择自己的囚笼呢?

1939年9月,戴笠离去不久便来了电报:张学良一行准备离开沅陵,向贵州首府贵阳转移。电报甚至还明确规定了转移路线:沅陵一辰溪一芷江—玉屏一黄平—贵阳。

张学良在沅陵一年零六个月的流放生活结束了,随之到来的是又一次艰难的跋涉。

如果觉得《沅陵凤凰山 沅陵凤凰山张学良名人故事》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本内容不代表本网观点和政治立场,如有侵犯你的权益请联系我们处理。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网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