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没有经受住革命的考验，最后居然成为一个可耻的叛徒，却因杀妾被处决。
众所周知，工农红军一共有三大方面军，其中最先成立的就是红一方面军。1930年6月13日，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央在汀州做出整编红军的决议。同年6月19日，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在长汀南寨广场正式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同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朱毛红军与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李家大屋会师，并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即俗称的中央红军。中央红军成立时第一任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前委兼总政委毛泽东、参谋长朱云卿、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这几个人里，朱云卿不到一年便壮烈牺牲。而前三位都是千古的伟人，一位是开国领袖，两位是开国元帅。而位杨岳彬却很少有人提及。与毛主席、朱德并列，这个职务是何等显赫，所以他最后叛变真是让人感慨不已。
杨岳彬当红一方面军时政治部主任不过22岁，这不稀奇，当时红军的高级将领都不大，他十七岁投身革命，参加了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工作出色，尤其是在政治宣传上，表现出来杰出的领导能力。
杨岳彬全程参与指挥了蒋介石对红军的一到四次反“围剿”。而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失利是杨岳彬人生的转折点。在和国民党军队的激烈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当大部队转移，开始“长征”时，他虽然竭力希望跟着主力红军转移，但终因行动不便和陈毅、项英等人一起留了下来。
在转战广东南雄的油山时，他与部队打散，杨岳彬和几个同志在杂草丛生的山地里东躲西藏，一连二十多天，饥饿和寒冷侵蚀着他的身体，也让他的意志和信念一步步走向崩塌。最让他绝望的是用电台联系中央红军，却发现对方把联络密码改了，所以击垮了心里最后一道防线，他带着妻子下山找到国民党部队投降。
飞奔下山，正在搜索的粤军士兵扛着枪围上来。杨岳彬扯开嗓子，奋力喊道：我认识你们余军长（余汉谋），我是来投诚的！杨岳彬一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在国民党一样是高官得做，但问题是，这样的叛徒是得不到蒋委员长的重用的，也看不起首鼠两端的人。杨岳彬在朋友的推荐下，在《闽西日报》当一记者。挣几个稿费钱糊口。
在此期间他使出浑身解数，在报纸上卖力地污蔑红军和共产党，终于讨得国民党当局的欢心，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河南桐柏县县长。此时的杨岳彬哪有资格讨价还价，心满意足地去上任了。杨岳彬确实有能力，把一个不起眼的县建设成了全国百强模范县。
抗战胜利后，杨岳彬回湖南老家探亲。此时的他不过是37岁。年富力强，老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媳妇，女方刘东秀是当地名门闺秀。但杨岳彬此时已婚，结发之妻本是沙场征战的女红军，她跟随杨岳彬一起叛变，两人在桐柏生活多年，感情还是不错的。
而杨岳彬却同意了父母的安排。与刘东秀成亲，婚后，杨岳彬带着刘东秀回桐柏，原先大太太倒还大度，愿意接纳这位“姨太太”，被降级的刘东秀感到被骗，人家毕竟也是大家闺秀，不是来做妾的，杨岳彬夹在妻妾之间十分懊恼。
后来，大太太见刘东秀始终不肯服软，心头火起，一枪结果了她。但问题是刘家实力强大，刘家得知女儿惨死的消息，自然要讨回血债。刘东秀的三个哥哥都是黄埔毕业的军官，其中大哥刘召东是兵团副司令、刘亚东是团长、刘汉东是警察局长，三人在1949年6月联名致信陈诚，要求处理杨岳彬。
杨岳彬在得知消息之后，知道死罪难逃，于是悄悄地让妻子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并告诉妻子，立即改名换姓，不投亲，不靠友。独自生活。妻子最后问他后悔吗，因为现在谁都知道，国民党已经完了。杨岳彬长叹一声半晌无语。
不久，杨岳彬就被枪决，罪名是和杀妻毫无关系的“戡乱不力”，而他的妻子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从此之后渺无音讯。
我是清水空流，历史的守望者。期待你的关注和点评。
村民无法及时得到征地补偿款，联名向检察机关举报，一起村组干部因友情而帮忙挪用公款均触刑律的案件。该案的审结切实有效地打击了“村官”犯罪，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李某系某组出纳，与他人合伙经营一家公司，邵某系该组组长，冯某系该村书记兼主任，三人平日关系甚好。8月，该组获得征地补偿款二百余万元。
李某为及时归还其公司在某金融机构的100万元贷款，便有了挪用该组征地款的念头。
但按照财务制度，各村组财务由乡镇财政所监管，没有村书记的签字款取不出来。
9月的一天，李某便将其想法告知组长邵某及村主任冯某，两人虽感到不妥，但碍于朋友情面均未反对。冯某便在一张空白借款单上签了名，随后李某伙同邵某携带该借款单及相关印鉴以给村民发放补偿款为名，从该组公帐上将99.8万元转到李某个人存折里，并用此款归还了其风机公司的贷款。
案发后，公诉机关对三人批准逮捕，并以三人涉嫌挪用公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庭审中，三被告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邵某及冯某均表示很冤枉，自己只是为了朋友帮忙，并未得到好处，却要身陷囹囵。
向瑞说法：
被告人李某、冯某、邵某身为村民委员会基层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土地征用费用的管理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数额巨大，进行营利活动，三人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者本人使用或者给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本案三人，挪用金额和性质均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其中李某为主犯，邵某和冯某为从犯。#法律#
春琴抄 书摘：有意思的是在蜚声文学界后，令他陷入世间舆论旋涡的偏是以他与当时的妻子石川千代，以及作家佐藤春夫三人为主要当事人的“小田原事件”。19，谷崎润一郎与艺伎石川千代结婚，婚后对千代的情谊倏然冷却。因着思慕千代的姐姐——艺伎初子未果，谷崎转而对千代的小妹静子一见倾心。19，谷崎携妻女移居神奈川县小田原市，基于对妻女的责任，他不想贸然离婚，希望在分道扬镳之前为她寻好归宿，便拜托友人、文坛新进作家佐藤春夫照顾千代母女，并有意无意间撮合千代与佐藤。佐藤因此频繁出入谷崎家，也果真与千代产生了感情。不想这桩“让妻”的奇思妙想实行得并不顺利，关键原因是静子拒绝和谷崎在一起。谷崎神伤，竟然对佐藤提出要求，大意是“请你当此事从未发生过”。佐藤愤慨至极，与谷崎绝交长达五年之久，还为千代写出那首有名的《秋刀鱼之歌》，直至1926年才与谷崎“一笑泯恩仇”。1930年，谷崎与千代正式离婚，佐藤娶千代为妻，三人联名发表声明，此为在文学界引起轰动的“细君让渡事件”。——《春琴抄》
南明弘光小朝廷实在是太不争气了，不光东林党与阉党的文官们争权夺利，就连武将们之间也争斗得不亦乐乎。
江北四镇中，高杰被史可法感化，准备出兵北上，却被暗中已经投降清军的睢州总兵许定国刺杀了。
高杰一死，其余三镇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就纷纷盯上了高杰的地盘——扬州。当然，他们也企盼着能够吞并高杰的军队。
为了稳住高杰的部下，督师史可法力主由高杰的妻子邢氏及其儿子统率高杰的军队。
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三人就联名上疏，弹劾史可法一味庇护高杰，要求由他们三人来兼并高杰的军队。
执政大臣马士英虽然是史可法的政敌，但马士英在这件事上却是坚决反对刘良佐他们的要求。因此，弘光帝颁旨命令由高杰的妻儿照旧统辖高杰的军队。
高杰曾经偷袭过黄得功，所以黄得功一直怀恨在心，他强烈要求要去扬州驻守，只允许割出高邮、宝应、江都三个县，来奉养高杰的妻儿。
史可法急忙上书朝廷，说高杰的部众在江北四镇中人马最多，将悍兵骄，如果朝廷让别人去夺扬州，必然会引起大乱。
于是，弘光帝派出太监卢九德和高起潜去劝说黄得功。
两个太监向黄得功传达了弘光帝的谕旨:
“作为大臣，应该先国事而后私仇；你黄得功如果前去攻打扬州，导致高杰所部人马叛乱，使敌人乘虚南下，这个责任由谁来负担着？”
在弘光帝的谕旨劝说之下，黄得功才不得不悻悻而归，放弃了武力争夺扬州的打算。
南明弘光小朝廷中，武将挟私斗狠，以武力凌驾于朝廷之上，屡屡干预朝政，这也是弘光朝廷快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多元解纷为13名种菜阿婆追回“血汗钱”
武平法院 -07-27 18:13 发表于福建
“风吹日晒种一天菜才70元，我们老人家挣点钱不容易啊，感谢法官们帮我们追回2.6万的‘血汗钱’！”
头发花白的兰阿婆激动地说道。
日前，武平法院十方法庭收到一封来自13名阿婆联名手写的感谢信，信中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该院及该院法官积极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着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及优质高效的工作作风给予的高度赞誉。
13名阿婆的
联名手写感谢信
据了解
上半年，朱某等三人在十方镇三坊、集贤等5个村周边合伙种植蔬菜，并聘请了13名阿婆帮忙种植。后朱某因病去世，另外两个合伙人因工资账目不清，迟迟不愿支付工人工资。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阿婆们，在多方讨薪无果后，在县法律援助中心的援助、县检察院支持起诉下，将两名合伙人诉至法庭。
民生无小事。武平法院考虑到，由于与阿婆们对接的朱某已去世，且工资账目不清，若是将该系列讨薪案立案处理，不仅增加诉讼成本，还耗时耗力，看着阿婆们急切而又希冀的目光，为使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以最短时间、最少成本化解当事人之间矛盾纠纷，让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便捷与温情，该院当即决定启动“人民调解+部门联动+司法确认（或出具调解书）”的纠纷调解模式。
法官逐一向阿婆们了解情况，对案件进行了仔细梳理，并将她们反映的问题及需求，进行分门别类的登记。与此同时，在法官的主持下，多次召集当事人双方来法庭进行面对面调解，又邀请县检察院检察官、法律援助律师全程参与调解。经过多次耐心释法说理，双方意见逐步统一，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武平法院出具诉前调解书，若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可持调解协议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至此，13名阿婆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近年来，武平法院深入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建设，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加大诉前调解工作力度，用好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依托人民调解、委托调解、行业调解，与其他诉非联动部门一同化解矛盾纠纷，为诉讼“瘦身”，为群众“减负”，让矛盾纠纷吸附在当地、化解在基层，切实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开启诉源治理新篇章。
投稿：十方法庭 钟少龙
文编：李思福
审核：刘永雄肖艳红
监制：何裕锋
我被提拔店长之后，工资没有涨，两个没当上店长的失意同事找我，建议三人联名去要求涨薪。我拒绝了。他们俩联名了，但最终我的工资比他们高。
那是我在丁哥黑鱼馆（连锁餐饮）上位做店长第二个月的事情了。我在杭州丁哥黑鱼馆的湖州店和杭州复兴南街店都当过店长。而在复兴南街店，我是开店的第一任店长，这家店现在还在，生意非常好。
虽然职位上已经上位做店长了，但工资上没有加，还是储备店长的工资4500元，而店长的基本工资是8000元，另有门店奖金。（公司门店奖金比列是5:3:2，即店长拿50%，厨师长拿30%，前厅主管拿20%。）
一个比我先来一年的前辈张师兄就找到我，问我工资有没有涨。因为之前大家都是同岗位，都是储备店长，工资是相同的，所以我如实和他说了没涨。
他对我说，“那你应该感觉很委屈吧，你都当上店长了，工资还一点没加。”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他继续说，“不如我们叫上小圆，三个一起联名去找何总（人力资源总监）要求加工资吧？小圆也觉得自己工资太少。必须都加到8000元。”
在杭州，4500元这个工资确实有点少，但我从内心不觉得自己有委屈。因为这时候我进入丁哥餐饮集团的时候，招募我的人跟我说有6个月实习期（培训期），而如今因为公司有空缺，我不到三个月就获得了机会当店长，而这个时间，我也才刚刚拿到本科毕业证。
我大学最后一个学期的三月份去丁哥集团实习，六月回学校拿到毕业证，回来公司就派我去分店当了店长，我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
要知道，张师兄跟我同样以“储备店长”身份进公司，比我早一年进的公司，到现在还没当上店长。
而跟我同时间进公司的女孩小园，到如今7月份了也还没当上店长。
当然，在连锁餐饮行业里，“储备店长”过了实习期好久都当不了店长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快就获得了机会，不过公司一个跟我关系好的督导曾经跟我说过，公司里管门店的营运总监温总很看好我。
当然，实际上我也觉得我的水平、格局远胜过张师兄和小圆，换句话说，我也是不屑自己的工资和张师兄、小圆一样的。
小圆过来说，“既然咱们都对自己的工资都不满意，咱们三个就一起联名找何总涨工资吧！”
我拒绝了她们，我说，“我对工资确实有点不满意，但我不会在这个时间去要求涨工资的。”
我并非不想去要求涨工资，只是我绝对不会和他们两个失意的人绑定一起提。
几天之后，温总找了我谈话，问我是不是对工资不满意？
我知道张师兄和小圆去联名要求涨工资了，而且肯定，他们为了增加筹码，对领导说我对工资也不满意。
我回答温总说，“没有的，只是和张师兄聊过杭州生活开支大而已，我的心理预期是实习期结束工资能转正。”
到15号发工资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发到了8000元的正式店长工资加门店奖金。这个月才是我进入公司第五个月，还没过实习期。
后来我问方师兄和小圆，她们两个的工资也涨到了6000元。
母亲去世，女儿请母亲娘家人帮着一起办丧事，谁想，外婆去世后，舅舅和姨妈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认识她，我妹妹没生过孩子。”这家人究竟是怎么啦？
秦纯一是家里的唯一的儿子，在他上面有4个姐姐，父母对他格外疼爱，几个姐姐也都对他很谦让，曾经也算是一个和睦的家庭，谁想因为房产，一家人六亲不认。
秦父生前是一名小职员，妻子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秦父脑子灵活，当时承包了一个小报刊亭，几个女儿没事就在那里帮忙，家里的生活条件也慢慢好了起来，父母手上有了积蓄。
1988年，几个儿女都已经成家了，父母花3万元买了一套二居室，他们老两口自己住，1999年，他们又在繁荣地段买了相连的两间商铺，他们租给别人，一个月租金都好几千。
2000年秦父去世，母亲独自生活了近9年，后来她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断了，再加上年龄也大了，儿子秦纯一就把母亲接到自己家去照顾。
谁想母亲没有和他商量，竟把两间店铺的租金交由两个姐姐代收，这让他心里有些不舒服，和母亲理论了几句。
后来母亲让秦纯一到她的老屋，把房产证以及一些贵重的金银首饰还有存折都拿过来，结果秦纯一到了母亲的家里，门窗完好，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见了，他怀疑这是两个姐姐拿走了，找她们理论，但是两个姐姐是死活不承认。
反而说秦纯一是个不孝子，因为母亲把租金交给她们保管，她们去看望母亲听到他指着母亲骂：“你有什么资格把我们秦家的东西给外人，这是留给我们秦家子子孙孙的东西。”
姐姐训斥了秦纯一几句，后来他们父子就打了她们，但是秦纯一说之所以打姐姐，则是因为她们偷拿了母亲的东西。
后来两个姐姐把母亲接回到她的老房子，说是由她们照顾，但是有一次秦纯一去看望母亲，见床上和地上都是呕吐物，母亲根本没有人管，姐姐给出的解释是：“她是一个病人，弄干净又吐了，你只不过是凑巧看到了。”
秦纯一放心不下母亲，又把她接到自己家里照顾。 3年母亲因病去世，临死前并没有留下遗嘱。
秦纯一理所当然地认为，儿子继承父母的遗产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几个姐姐却并不这么认为，男女都有权继承父母留下的遗产。
秦纯一对几个吵着要分财产的姐姐并不理会，最后她们三人联名写了一封信，算是给弟弟的最后“通碟”，内容则是希望他尽快答应父母留下的遗产平分，只给他三天的时间考虑，不同意就起诉到法院。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老二秦秀突然说：“2001年母亲把商铺卖给了我一个人，我给了她50万元。” 此话一出，顿时又炸了锅，姐妹几个都不相信，而秦秀的依据则是商铺的所有权证写的是她的名字。
凡事要讲证据，法院让秦秀提供她买的凭证，结果秦秀的房屋买卖合同书并没有双方的签名，银行付款的凭证也没有，房产证上还是母亲的名字，诸多的疑点秦秀都解释不清楚，这商铺自然还是属于遗产。
这时秦纯一拿出一张遗嘱，说是父亲1999年12月写给他的，上面写道：“我名下所有房子和存款都归我儿子。” 几个姐姐说从没有听说过这件事，父亲根本没有写过遗嘱，要求对这份遗嘱的真假进行鉴定，最后她们拿了父亲1952年写的毛笔字作为比对的材料，工作人员希望她们提供与遗嘱时间段相似的字体，但她们拿不出来。
后鉴定出来遗嘱的笔迹和父亲本人一致，对于这样的结果，几个姐姐却不愿相信，提出要进行第二次鉴定。
这次她们到父亲生前的单位，找出他领工资时的签名以及工作时留下的资料，这次的结果与上次截然不同，并非是同一人的笔迹。
因此秦纯一的这份遗嘱不予采纳。
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接下来几个姐弟的操作更让人无语。
老五秦莉因病去世，她们一致认为她没有继承权，但是工作人员在调取资料的时候发现，秦莉有个女儿王燕，虽然母亲走了，但是她作为被继承人同样可以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这时秦家姐弟都说根本不认识这个王燕，她们的妹妹没生过孩子。王燕哭笑不得：“我小时候经常跟着母亲回娘家，和舅舅姨妈关系都不错，她们怎么可能不认识我呢？为了证明自己是母亲的女儿，她还到医院打印了当年的出生证明。”
几人这才无话可说了。 最后法院判每人分五分之一，几个姐姐都说：“法律很公正，公平，我们很开心。”
弟弟则说：“我是不会分给她们的，这些财产就是留给我们秦家子孙的。”
以上素材来源《今日说法》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姐姐也好，弟弟也罢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旁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为了钱竟颠倒是非黑白，连亲外甥女都不认了，真是太让人无语。
儿子认为父母的财产理所当然就是留给他这个儿子，他的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仍然还在钻牛角尖，几个姐姐的做法也不地道，都一把年纪了，为了钱争得面红耳赤，交亲不认，让九泉之下的父母作何感想？
对于父母的遗产都应该平常心对待，得之我幸，失之我命，花自己赚的钱才踏实。
1927年党的五大上，选举出29名中央委员中，其中有三人是父子仨，这就是陈独秀与他的大儿子陈延年、二儿子陈乔年。
这次大会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四一二”政变、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召开的。大会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虽仍被选为我党的总负责人，但在会上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不但未受影响，还双双入选党的领导核心，可见这两个儿子的资历与能力都是被公认的。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不仅是五届中央委员 ，而且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7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不幸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饱受严刑，他坚韧不屈。
陈延年的牺牲异常壮烈。7月4日深夜，他被秘密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意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差点吓得摔倒。
最后，陈延年竟被凶手按在地上以乱刀剁死，年仅29岁。
邓小平后来对女儿邓榕说过，陈延年牺牲前，在党内的地位，是高于周恩来的。
陈延年的胞弟、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在党的“五大”当选中央委员时，只有25岁。
1928年2月，陈乔年在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任上被捕。敌人施尽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并鼓励同志们保持革命气节。
陈乔年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时年仅26岁，距哥哥就义时间只相隔一年。
陈独秀一生中有五次被捕入狱的经历。从196月11日第二次被捕起，此后他每一次被捕，都成为大小报章的新闻热点，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也都引起有关各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介入。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是他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彭述之等人。
4天后，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陈独秀一上车便呼呼大睡，直到车抵南京被叫醒。令彭述之十分羡慕。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台湾1977年5月1日出版的《传记文学》第三十卷第五号刊载了任卓宣的《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文中说：“陈先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解到南京审判。当时是要军法审判的，可能处死。舆论之中亦有主张处以极刑的。但他在京沪火车上酣然入睡，若平居无事者然。一时传为佳话。”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临危不惧，陈独秀就是陈独秀。
1933 年4月14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开审陈独秀，审判进行了三天，旁听席上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
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真正的革命家！”
据当时的报载，陈独秀慷慨答问，“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其《辩护状》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均选为法学系教材。
什么叫特行独立，这就是。
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判处了陈独秀8年有期徒刑。
八一三淞沪战役后，日本战机轰炸南京，老虎桥监狱被炸。陈独秀幸卧桌下，没有受伤。
金女大中文系主任陈中凡(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商请胡适等联名保释陈独秀。政府当局表示，只要陈独秀本人写悔过书，立即可办。
陈独秀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
出狱后，陈独秀辗转流落到四川江津，1942年夏在江津于贫病交加中病故，期间多次拒绝了国民党的嗟来之食，表现了“临大节而不辱”的风骨。
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宵。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撼未消。
陈独秀这一家人，真让人无法不敬佩！
仁儿救父
吴越乌伤人名讳仁者，字昌，乃兄名B文，是故乡邻皆以“小B文”称谓，余日前博文谓之“昌文”，将错就错，或亦可也!
仁少时聪慧机敏，爱读书，尤其喜欢看史书，博闻强志，过目不忘，及老，经典名句仍能倒背如流...特别是《二十六史》，相关史实可以娓娓道来...尤以司马迁《史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见解尤为深刻!
仁学习成绩优秀，村里原来推荐仁等三位初中生考高中，不想引起村里其他初中生反弹，联名要求推荐中考...村领导开明，那就放开都去考吧...结果当年九个考中三人，仁却是最初三人组中唯一考上的...仁高中毕业后就当任生产队会计，也算个正劳力，工分不少赚...
1975年上海警备区前来招兵，仁时年二十岁，体检合格，可在家等候二十多天一直没有等到入伍通知，于是前往公社询问，路上碰到招兵干部，认出仁来婉言说出今年参军估计不行，让仁明年再争取机会...仁大惑不解，于是直奔公社武装部，部长姓纪，仁问及不能参军的原因，纪部长默不作声，只是把招兵一览表推到仁的面前，用手指了指政审一栏处，仁看完犹如五雷轰顶...原来政审栏明白无误写着仁的父亲C田当过旧社会保长...在那个唯成份论的年代，家庭出身不好前途就没了......何况这一年招的兵据说是上海警备区，守卫的都是当年鼎鼎大名的大人物 ...所以政审这关尤其苛刻...仁看到这个结果感觉美好前程和希望一下子就破灭了!
仁回家后垂头丧气萎靡不振，其父C田问及原因，仁老实回答乃因父亲当过旧社会保长而儿不能参军故也，其父听后捶胸顿足，觉得自己的罪过影响了儿子的前程，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马上就不好了...没几日病情愈加严重，当时仁几位兄长都在江西打工，没奈何只能与堂叔商量陪自己父亲杭州看病，不成想父亲当日却在杭州城站走失了..接到堂叔电话，仁火急火燎赶到杭州城站....时值隆冬，寒意逼人，找遍杭州城站周边大街小巷，哪里还有父亲的踪影？偌大杭城更是人海茫茫无从下手...当年还属于WG期间，出门都要开证明，乡下人进城都会发晕，何况杭州城里寻一个人？仁毛头小伙也是第一次出远门到杭州，踯躅在城站街头更是觉得茫然不知所措...但毕竟读过高中有知识有文化，大事不糊涂，遇事没慌张...沉着冷静，细微观察，猛然间看到城站广场有指挥交通的民警，于是斗胆上前询问有没有看到或听说过有一个迷茫走失的中年男人？民警回答说没有...不过可以等他下班后回局里帮忙问一下...这也是当日仁杭城寻父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希望...
是日冬夜，天气很冷，当晚十点十一点的样子，疲惫不堪的仁突然收到城站火车站转来的当地派出所电话，说当晚“抓”到一个撞击人家仓库大门的人“犯”，让人赶紧过去看看...仁精神为之一振，赶过去派出所一看，被拷住手铐的正是其父亲...悲喜交加，泪流满面!好在派出所听了父亲患有疾病的解释，同意立刻“放”人...这个时候仁父言行越加不受控制，仁只得央求派出所民警好人做到底，帮忙把父亲送到51路电车站，再想办法去古荡医院看病...
古荡下车后父亲盲无目的乱走，还嚷嚷着叫仁别跟着他，说跟着他没好日子过...总之离他越远越好! 仁也只好一路相随好言相劝，寸步不敢离开父亲，就怕父亲再次走丢...后半夜路上正好碰到一位在古荡附近某化工厂仓库上班的远房表叔，或许是从老家亲戚那边获知仁父走失消息，连夜帮忙寻找...正好古荡附近看到仁，问仁你是否C田儿子？仁回答是...于是两人生拉硬拽把仁父弄到古荡附近医院，幸好远房表叔与医护人员捻熟，当即请医生注射安定药物，把人先安静下来...但事发突然，当晚住院是住不进去了，只能恳请传达室门卫帮忙，在传达室将就对付一晚...总算临时有个着落...直到次日下午六七点钟才勉强住进医院病房...后来住院治疗一个多月时间，仁父病情终于得到及时救治...如果没有仁坚持苦寻父亲，如果没有堂叔表叔和城站交警派出所民警和医院门卫大叔热心帮忙，流落街头的父亲后来命运会怎么样？后果不堪设想，令人难以预料!
住院治疗后病情相对稳定，但治疗费用两百多元...在那个5分钱可以吃一顿，一毛两毛全家人可以过一天的艰难岁月里，两百多块钱绝对不是个小数目...祸端因仁不能参军而起，所以其父出院后主要靠仁和父亲的工分分红还债...好在仁时任村里会计，近水楼台先得月，两百多元医药费都是向村里集体借的，慢慢还不要紧...一直到仁次年（1976年）参加海军并退伍后（1981年），还是通过生产队工分分红，才慢慢把生产队借款还清!
忠孝节义，品学兼优，又有文化有见识，部队退伍后，二十六七岁年纪的仁就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并且连续干了三届! 只是一心为公忙于集体事务，错过了许多经商赚钱机会，如今说起陈年旧事，仁还是满满心酸和感慨!
仁兄父母已作古多年，但有儿如此孝顺机敏，杭城救父故事尤其感人...仁兄父母泉下有知，也可傲骄且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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